1949年12月23日～31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必须坚决正确地招待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会议代表。这次会议对新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军管会接收新解放区的各级公立学校，组织开学复课，对学校进行整顿改造，取消国民党反动训导制度和反动课程。开设革命的政治课程和其他新课程。

附：1949 新中国教育方针提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第五章内容为“文化教育政策”，对共和国教育作出了以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这份纲领是建国初期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前进的政治基础和战斗纲领，同时也会新中国的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

《共同纲领》的第五章内容为“文化教育政策”，对共和国教育作出了以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为了落实《共同纲领》，尽快建立新的教育体制，1949年12月2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会议上指出：“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对于旧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因此，对旧教育的改造，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

对教会学校的接管与改造

旧时教育结构比较复杂，对旧教育的改造和接管，必须有针对性地展开，相对而言最为尖锐的矛盾是大量教会学校的存在，它们往往较少受政府的管辖。于是收回这些学校的教育主权就成了新中国教育当务之急。

据原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回忆：“1949年我们接管的教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教育。以高等教育为例，在211所高校中，接受外国教会津贴的学校占1/3以上，这些学校的教育主权不在中国人手中。”当时较为有名的教会大学有燕京、协和、圣约翰、金陵、岭南、齐鲁、辅仁等学校。这些学校虽然规模不大，在校学生人数只占总人数的1∕10，但由于其充足的经费和雄厚的师资，办学质量都非常高，不少学校的知名度可与北大、清华媲美。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济南、北平等大城市相继解放。1949年，辅仁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协和大学等先后被接管。至1949年底，所有欧美教会大学都被解放军接管。

为了确保接管后的教会大学顺利过渡，必须尽可能维持现状。1949年4月25日，人民解放军公布的《约法八章》中明确要求，解放军要保护一切教育文化机关及其教职员人身不受侵犯。

北平军管会曾于1949年3月1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召开“大学教育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北平军管会文化委员会主任钱俊瑞，以及马叙伦、茅盾、周扬、吴晗、田汉、周建人等40多人。会上尽管大家对关于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私立大学的保留和停办的问题，意见不尽一致，但总的来看政府对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非常重视。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有针对性地指出：“教会学校在与外国断绝关系后，经费上有很大困难，政府也应该照顾。”也就是说，政府极为看好教会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马叙伦与天主教会代表进行了具体的洽商，希望教会在识大局下，恢复双方的关系。后来因为天主教会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政府方面提出的条件，教育部才不得不宣布由政府全权接管辅仁大学。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教会学校的属性，摆脱办学经费对外国津贴的依赖。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要求凡过去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应根据情况改由中国人私人出资办理，或接收为公立学校，而美籍董事一律解职，美籍人员一律不得担任学校行政职务，美籍教师可酌情处理。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年底由政府接收改为公立的高等学校有11所，改由私人出资维持而政府补助的有9所，此外政府还接收了一批原教会出资开办的中小学，真正把学校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的工具变成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教育事业。

清华大学平稳过渡

事实上，对于旧教育的接收和改造，早在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就已开始。12月15日，当时主持清华大学校务的冯友兰在全校大会上宣布：“现在傅作义军队已经全部撤走了，清华已经先北京城而解放了，诸位去留悉听尊便。”据说，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愿意留下，而深受全校师生爱戴的梅贻琦校长和“全中国最博学的人”陈寅恪教授等人选择了离开。

1948年12月18日，解放军在清华西校门贴出布告，表示将确保学校秩序正常。当晚，两名解放军代表在张奚若教授的带领下，来清华找到梁思成教授，请其将北京市内重要文物建筑标在一份军用地图上，以备一旦攻城时，即使是解放军多流血，也要保护它们免受炮击。

未曾想，解放军的这些举动，让留下的教授们深受感动，他们草拟了一份《对时局的宣言》，在此《宣言》上签名的有张奚若、曹靖华、李广田、费孝通、钱伟长、张岱年等37人。

《宣言》指出：“我们清华、燕京两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终于在长夜渴望中获得了解放，我们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的英勇和坚决，感觉无限的振奋，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鼓舞，我们为中国人民的新曙光而欢腾。”

1949年1月10日下午2时，全校教职员两千余人齐集大礼堂。钱俊瑞宣布：“今天清华大学从反动派手里解放出来，变成人民的大学，是清华历史上的新纪元。从今以后，它将永远是一所中国人民的大学了。”

同时，钱俊瑞宣布了三条政策：第一，清华以后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取消过去教育中反对人民、脱离人民的东西。第二，教育改革逐步进行，现有机构与制度，除了立即取消国民党反动训练制度和立即停止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反革命活动外，其他一律照旧。第三，学校经费由军管会负责供给，教职员一般采取原职原薪，暂不变动。

5月4日，军管会成立新的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叶企孙任主席，其他成员有陈岱孙、张奚若、吴晗、钱伟长、周培源、费孝通、陈新民、李广田、施嘉炀、汤佩松、冯友兰、刘仙洲、屠守锷、潘光旦、张子高等。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张奚若、梁思成、费孝通、吴晗等几位清华教授都参加了会议。那几天每天晚上清华大礼堂都座无虚席，由出席政协会议的清华教授们传达会议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10月1日开国大典这天，当清华大学作为最后压阵方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检阅台时，毛泽东高兴地喊出了“清华大学万岁”的口号，清华园的人沉浸在亲身参与大时代建设的极度兴奋中。

四平中学改造记

在旧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四平中学的改造堪称典范。1948年3月13日，原国民党的辽北省立四平中学解放，辽北省民主政府派战地慰问团于3月17日到达四平，要求“维持现状，立即开学”，但是当时许多学生受正统观念影响，存在着“怕变天”的思想顾虑，仍持观望态度。

反复动员之后，学生们才开始报名。经考试和政审，四平中学一共录取了1100多名学生，且男女同校。4月25日，省教育厅厅长林汉达、四平市市长张学文等出席了学校的开学典礼，宣布学校名为辽北省立第十中学，随后不久正式更名为四平四中，时任校长为袁立忠。

当时，许多学生的思想还停留在旧学校旧教育上，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学校请来多位党政要员给学生们谈政治、讲道理，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正义斗争，揭露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的阴谋及不抵抗日本侵略的行径等。

每次听报告，全校一千多名师生都是挤在学校附近一个没有门窗的大筒子楼里，每人坐在半块土砖上。据说，那时学生听讲认真，有人还在双腿上记笔记，大家听完报告后回到被炸掉房顶的露天教室里讨论，场面十分热烈，常常互相争论得面红耳赤。如此反复探讨学习，学生们才慢慢领悟到了真理，那时的学生把这种教育方式叫做“洗脑筋”。从这个意义上讲，四平中学确实是一个政治思想的大熔炉。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王宝华是四平中学1953届的毕业生，据他回忆，在四平中学读书期间，学习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正是在这一阶段的磨练，使得他们具备了成长之根和立身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