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调整的巨大任务》的社论。随后，又相继发表题为《政治安定是经济调整的保证》(1月17日)、《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1月19日)的社论，进一步论述了实现经济调整任务所必需的政治条件。　
　　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阐述中国政府关于发展中美关系的正式的原则立场，批评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后退的观点，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以荷兰一公司为台湾制造两艘潜艇一事为例，指出：如果荷兰不改变这个决定，中国同荷兰的关系肯定要倒退。邓小平希望在中美之间不要出现类似的事情。他说，这个问题是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焦点　
　　同日，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戗堤胜利合龙。这是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电热烈祝贺这一成就。
　　1月14日至2月1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学习和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继续加强政治工作，进一步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2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会讲话，论述了当前形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人们普遍关心的几个问题。　
　　1月1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
　　1月19日，由于荷兰政府坚持为台湾建造潜艇，严重损害了我国主权，我国外交部照会荷兰驻华大使，要求把两国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处级，并建议双方就两国外交关系降格问题举行谈判。2月27日，我国外交部再次发出照会，宣布召回中国驻荷兰大使，同时要求荷兰政府也召回其驻中国的大使。5月5日，我国外交部再次照会荷兰驻华大使馆，我国政府决定从即日起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王国大使馆降为代办处，并期待荷兰王国政府也采取同样措施。由此中荷两国的外交关系退回到1972年之前的水平。
　　　　1月26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决定》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国家财政连续发生赤字，银行增发了不少票子，市场物价上涨。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牵动全局，影响安定团结。为了确保1981年财政收支平衡，消灭赤字，必须对财力的分配和使用采取集中统一的原则，严格财政管理和财经纪律，力求迅速由被动转为主动，实现经济的稳定。
　　　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针对几年来在报刊、新闻、广播、电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缺点，要求报刊、新闻、广播、电视必须严格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对于各种怀疑、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要通过耐心细致的解释、阐述进行教育。对于公开抵制和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和行动，要分别情况，在适当场合、用适当方式进行坚决严肃的、说理的斗争。要认真进行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对怀疑、诋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和言论，不能放任、容忍，更不允许利用党的宣传工具加以散布、而必须进行有力的批驳。
　　2月9日，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大型高通量原子反应堆最近在西南建成。通过高功率运行考验，证明反应堆设计是成功的，达到了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
　　2月9日至16日，由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率领的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邀请来中国访问，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与法国社会党之间的友好关系。法国社会党是法国的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曾积极促进法国政府与我国建交。
　　2月14日，邓小平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作序。这本文集，收入邓小平1956年到1979年的部分讲话，内容涉及政治、科学、教育、文艺等几个方面。邓小平在为文集所作的序言中说：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世界历史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激烈的动荡中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了自己的很不寻常的道路。这本文集里的第一篇讲话，即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发表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和造成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巨大成就，为世界人士所瞩目。6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人民遭到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从1976年10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本文集里的大部分讲话都属于这一时期。我想，这本小小的文集可能为各国对中国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及我们几十年来的历史感到兴趣的人，从某些侧面提供一些材料。这就是我同意出版这本文集的原因。邓小平在序言中还说：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　
　　2月2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指出：我国环境的污染和自然资源、生态平衡的破坏已相当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妨碍生产建设，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以积极的态度，千方百计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2月24日至3月4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上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确保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方针的顺利执行。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陈云同志提出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对我们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是做好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9个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2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积极支持各群众团体开展文明礼貌活动，并把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认真抓好。　
　　2月26日至3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和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联合召开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在调整时期继续搞好工业企业改组和联合，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巩固提高工作，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以及县(市)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等问题。4月1日，国务院批转《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　
　　3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5月30日至31日，国家计生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明确国家计生委的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和法令，协同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制国家人口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协助有关部门搞好宣传教育，培训干部，落实节育措施、科学研究和药具生产供应等工作。　
　　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指出邓子恢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3月18日，邓小平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建国头7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文化大革命”同以前17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但是，这10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3月26日，邓小平在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60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邓小平提出，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4月7日，邓小平在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又提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　
　　3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折”，“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　
　　同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沈雁冰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沈雁冰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参加了党的早期筹备工作。1928年他同党失去组织上的关系。根据沈雁冰生前的请求，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只有继续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尊重客观规律，真正信任和依靠亿万农民，精耕细作，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和开发各种资源，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才能保证我国农业建设的正常进行。通知强调搞好多种经营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并指出：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办法，调整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都是我国经济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都是摆在全党面前的新课题。
　　4月3日至16日，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继续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问题。
　　4月10日，《解放军报》发表黄克诚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黄克诚以详尽的历史事实说明：邓小平所说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他指出：毛泽东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10亿人民的根本利益。黄克诚指出，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是要把中国引上危险的道路，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革命群众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我们都感到她对于我们更亲切，更行之有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不能毁掉自己的信仰。
　　同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城市建设总局等单位提出的《关于组织城镇职工、居民建造住宅和国家向私人出售住宅经验交流会情况的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城镇居民住宅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解决这个问题，除发挥国家、地方、企业积极性外，还必须调动个人建造和购买住宅的积极因素。望各地区加强领导，因地制宜地推广组织城镇私人建造、购买住宅的经验。”
　　4月15日至25日，国务院在上海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议提出：组织1981年工业交通生产的指导思想，是要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调整和改革中，走出一条发展我国经济的新路子，使我国工业逐步由重型结构转到轻型结构；由“小而全”、“大而全”转向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社会化大生产；从消耗高、质量低、效果差转向产品适销对路、讲求经济效益。工交企业也要像农村搞联产责任制那样实行经济责任制。　
　　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中提出：科学技术要走在生产建设前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科技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为使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真正发挥作用，现行体制需要逐步加以改革。　
　　4月18日，邓小平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会谈。邓小平在会谈中指出：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党内、在人民中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不清楚。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全党接受了。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意见很多。经过多次反复，评价毛主席，现在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于毛泽东思想，是另一个概念，它是在建党以后，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年轻人不懂得这个历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我们党的七大肯定了。那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5月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指出社队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农村经济综合发展的方向。
　　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不要一切由秘书代劳的指示》，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准备自己的重要讲话、报告，亲自指导、主持自己领导范围内的重要文件的起草。《指示》说：如果不这样做，领导干部对自己所领导的主要工作就不能担负政治责任。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5月8日，陈云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中提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工作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做到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7月2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双手拥护。”　
　　5月11日至20日，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学部委员大会由这次起改为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大会选举产生科学院主席团，在主席团成员中推选院长、副院长。主席团成员、院长、副院长都有一定的任期。这是中国科学院领导体制的重大改革。
　　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情况作说明。他说，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32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10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5月中旬，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会议指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首要的任务是搞好党风，并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加强工作，才能克服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大大减少犯罪现象，建设良好的社会秩序。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和彭真、彭冲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5月21日至23日，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有关方面的人士同欧洲、日本、北美三边委员会成员会晤。这次会晤，是根据三边委员会的倡议，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举行的，是三边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首次同中国方面来往。23日，邓小平在会见三边委员会成员时指出，这种会晤是相互了解，相互合作的一种新形式。
　　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逝世，终年8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讣告中称宋庆龄是我国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5月15日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于5月16日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6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关于当前对外经济贸易如何为国民经济调整服务的报告》，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现行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体制很不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中国现行的价格、税收、信贷办法，凡不利于奖出限入的，要逐步加以改革。
　　6月2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再次论述了经过多次修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总结和评价。
　　《决议》认为：建国以来32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作出了判断，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10年之久的直接原因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指出，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决议》认为，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决议》全面概述了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甚至不愿意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决议》认为，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还初步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的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十个主要点。
　　鉴于粉碎“四人帮”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两年中，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增选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成员有：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这次全会及其通过的“历史决议”，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胡耀邦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回顾中国共产党60年的历史，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而愈益结合的历史，是党内正确纠正错误、光明面战胜阴暗面的历史。60年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要有一个能够确立和坚持这条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完成新时期的宏伟任务，我们要以高度的自觉，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政治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一致、组织上更加巩固的，能够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胡耀邦从六个方面论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一、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不顾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要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三、要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纪律；四、要善于经常清除自己身上的灰尘，在执政条件下永葆革命青春；五、要把更多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六、要永远坚持国际主义，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
　　7月2日至4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陈云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他要求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
　　7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明确制定了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经营项目、范围、国家鼓励支持的各种政策，经营者依法经营须遵守的各项政策及享有的权利等共12条内容。《规定》指出，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对个体经济进行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
　　7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航空医学系三年级学员张华为抢救掏粪老农光荣献身，年仅24岁。7月18日，第四军医大学集会表彰张华，校党委批准他为革命烈士、优秀共产党员，追记一等功。张华的事迹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同年10月28日，叶剑英为《张华烈士专集》题名《新一代理想之歌》。1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张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教育部、总后勤部分别发出通知和作出决定，号召在高等学校学生中和全军后勤战线开展向张华学习的活动。
　　7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经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并发出通知。《条例》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一种基本形式，是职工群众参加决策和管理、监督干部的权力机构。《通知》指出：推广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企业党委要积极领导和支持职工当家作主，保障职工代表大会行使规定的权力。
　　7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商品流通中不正之风的通知》，指出：当前在商品流通领域存在着给所谓中间人以及业务人员、采购人员、推销人员的名目繁多的“回扣”的不正之风，这实际上是一种行贿受贿、损公肥私的行为，必须采取措施，坚决制止。《通知》明确规定，一切社会主义的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之间的购销活动，一律禁止提取回扣。
　　7月17日，邓小平同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谈思想战线方面的问题。在肯定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有显著成绩的同时，邓小平严肃指出，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存在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倾向，我们不能再搞反右派运动那样的政治运动，但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邓小平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意义，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8月3日至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传达讨论邓小平的重要谈话，研究加强党对思想、文艺战线领导的问题。胡耀邦在会上指出，邓小平谈话的基本点和核心是一句话：我们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必须改变这种状态。
　　7月20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告，要求各级纪委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杜绝“关系户”不正之风。通告指出，为了私利相互“拉关系”、建立“关系户”的歪风邪气，在大多数情况下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行贿受贿行为，对于党组织、国家机关和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要坚决向“关系户”这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7月31日，国务院批准国家体改办《关于湖北省沙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报告》。沙市是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
　　7月下旬，国家经委召开企业整顿座谈会，提出“有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风端正，团结战斗，精干有力，年富力强的领导班子”等整顿企业的6条标准，并指出当前企业整顿要以推行经济责任制作为突破口，打破企业与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两个平均主义。10月2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加强领导抓好企业整顿工作的意见》，批准了整顿企业的6条标准，要求各工业部门根据这6项标准，制订本行业整顿企业的具体要求。
　　8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召开的东南沿海三省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纪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语指出，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以后，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各级领导干部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走私、贩私活动进行坚决打击，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容忍、姑息。对一切支持、包庇走私贩私活动的不法分子，都要进行坚决斗争，严肃处理。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重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把它放在党委工作的重要位置上，认真抓好，切实解决在这方面存在着的各种有可能解决的困难问题，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走上更加丰富、更加健康的轨道。
　　8月22日至9月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工交战线实行经济责任制，是适合我国当前生产水平、管理水平和广大群众觉悟程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对于克服长期以来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弊病，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正起着积极作用。10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制定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不仅要和利润挂钩，而且要和产量、质量、品种、成本等挂起钩来。这就要求企业在生产、技术、经营等方面建立健全明确而又具体的岗位责任制，实行全面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全面完成国家计划。11月1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制定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并发出通知。通知肯定工业生产推行经济责任制的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同时指出，工业的情况比农业复杂得多，要切实加强领导，认真总结经验，并加强宏观指导和必要的监督，使工业生产责任制不断完善。　
　　8月26日，邓小平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进一步阐述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邓小平指出：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区，还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两岸实现“三通”没有先决条件。“三通”就是说先来往，增加彼此了解，增加人民之间的了解，这是促进谈判的一种方式。所有国际朋友如果是真心要促进中国统一的，我们欢迎，归根到底，中国的统一这件事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来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祖国的统一富强，国家的希望，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什么谈判啊、“三通”啊，都谈不上。
　　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的《关于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说：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工作，经过1979年下半年和1980年上半年两次试点，于1980年下半年全面铺开；到1981年8月，在全国2756个县级单位中，已有2368个单位完成了选举工作。
　　9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和空军部队在华北某地举行一次现代化条件下的军事演习。19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检阅演习部队时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9月25日，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在大会上讲话，高度评价鲁迅为中国人民建树的不朽功勋，特别赞扬了鲁迅的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以及他所倡导的“文艺必须有批评”的观点，认为要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十分必要的。
　　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邓小平在1984年12月19日与外宾谈话时说，叶剑英这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10月4日至21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讨论起草放宽农业政策的文件。中央书记处于12日接见与会代表。胡耀邦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了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文件草稿由与会代表带回各地征求意见。
　　10月9日，首都各界隆重举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胡耀邦在大会讲话中指出，在目前时期我们的内外任务，概括起来有三件大事：实现“四化”建设、保卫世界和平、完成统一大业。要求尽快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的状态，已成为日益高涨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台湾问题，纯属我国内政。这个问题要由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解决。胡耀邦呼吁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并以共产党负责人的身分，邀请蒋经国先生和台湾其他各界人士来大陆看一看。他说，我们如果能够互相谅解，互相尊重，长期合作，风雨同舟，使我数千年文明古国真正昂首阔步于世界，中山先生必当含笑于九泉。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肯定了1980年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指出，今后要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并增加自谋职业的渠道，要不断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在一段时期内，逐步形成一套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劳动就业制度。
　　10月22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上发言，提出关于国际合作的五项原则：第一，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以及实行集体自力更生的一切努力。第二，按照公平合理和平等互利的原则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第三，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根本目标和解决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紧迫问题，正确地、密切地结合起来。第四，发展中国家有权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发达国家不应该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改革作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前提。第五，积极推动旨在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南北谈判，以利于发展世界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会议结束后，赵紫阳对墨西哥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1月29日至12月14日，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1月30日至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紫阳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这次进一步的调整，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发展过程是健康的，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但是也要看到，国民经济中潜在的危险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国务院认为，有必要从今年起再用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样才能真正站稳脚跟，打好基础，更好地前进。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报告提出10条方针：一、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二、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三、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四、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五、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六、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七、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八、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九、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十、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
　　12月3日，全国第一个生产彩色显像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陕西显像管厂，经国家验收批准，正式投产。按照设计，该厂可年产14英寸和22英寸的彩色显像管96万只。它的建成投产，结束了我国不能配套生产彩色电视机的历史。
　　12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提出了1982年的奋斗目标：第一，要两手抓，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方面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第二，在经济上要努力争取一个扎扎实实、没有“水分”的一定的发展速度，提高经济效益。第三，努力争取社会治安、社会风尚和党风有一个好转。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860．3亿元，比上年增长5．2％，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7．0％、1．9％和10.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61．01亿元，比上年增长5.5%，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442．91亿元，比上年下降20．8％。全国财政收入1179．79亿元，比上年增长1．4％；财政支出1138．41亿元，比上年下降7.5％。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2．4％。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440．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4％，其中，出口220．1亿美元，进口220．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1．5％和9．9％。实际利用外资7．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350亿元，比上年增长9．8％。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772元，指数为111．9。国民经济在稳定中向前发展，基本上实现了“两平一稳”(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基本平衡，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趋于合理，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能源供应紧张；工业生产经济效益差的状况没有多大改变。（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