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党员2200万。

    从中共八大到中共九大，中间相隔13年，筹备的时间也比较长。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直接关系。中共八大所确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八大的路线没能坚持下来。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鉴于当时党内外和国内外的特殊情况，提议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批准了这个提法，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很快造成全国范围的内乱。中共九大，按照中共八大党章的规定，本应在1961年召开。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一直没能召开。1966年8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曾说到召开九大的问题。他说，关于第九次全国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是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些事。但由于当时的局势已是一片混乱，九大的筹备工作并未能正常进行。1969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为九大的召开作些调查。姚文元写了一个调查报告，说群众要求提出一个重要意见，就是在召开九大前先修改党章。中央于同年10月21日向全国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的问题意见的通知》，并附发了姚文元的报告。同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将全国上报的意见整理成一份通报，由党中央正式下发全国，这份通报以“群众意见”的形式提出了以下几点：九大的新党纲、党章要突出毛泽东思想，要突出阶级斗争的理论；要大讲特讲党的历史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力量”应选入中央委员会；党内的“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党。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会议公报中正式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召开的，由于历史背景的不正常，致使这次大会有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当时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各级党委尚未建立，大批党的干部还被关押在牛棚中，不可能进行正常的民主选举。九大的代表大多是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派的头头协商产生的，或者是由上边指定的。有的人是先确定为九大代表，然后再办入党手续；有的在进北京的火车上突击入党；有的甚至参加过九大之后，入党志愿书还放在办公桌里。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共三项：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九大的政治报告共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用九大新闻公报的说法，这个报告“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这个政治报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证，并以这个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的实践。政治报告有多方面的错误：对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错误解释或教条化的搬用；按照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和需要，歪曲和篡改了党的历史；错误地估量了国内形势，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确定的任务不符合客观实际。九大的党章同样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这个党章，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唯心主义的评说；对党的性质和任务的规定不全面；把党的领袖和领袖的接班人写入党章，严重违犯了党的组织原则；对党的性质和任务的规定不全面；对党的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不适当的规定。总之，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都是在“左”的理论指导下，把“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错误肯定下来。

    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170人，中央候补委员109人。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