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全面发动，经过半年多的实践，特别是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的全面夺权，使党内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健康力量逐渐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是这次抗争发生的根本原因。“全面夺权”开始后，在全国范围内，动乱的程度陡然上升。中央文革小组的极左分子们的野心更加膨胀，作风更加跋扈霸道，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在他们的策划、指使和支持下，从中央到地方连续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重大事件。

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竟然蓄意捏造罪名，在未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的情况下发表讲话，擅自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突然将当时位居党中央第四位的陶铸打倒。陶铸是1966年6月从中共中央中南局调来北京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的。在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任国务院的副总理。陶铸到中央后，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却与周恩来等一样，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极左思潮和行为格格不入。在许多问题上，他坚决抵制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与江青等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陶铸的立场成为江青等人煽动极左思潮的严重障碍，不打倒陶铸，中央文革就难以为所欲为。毛泽东曾就陈伯达这种“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的极不正常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中央文革小组却已造成了既成事实。继陶铸之后，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等，也先后被打倒。

1月6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划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采取卑劣手法，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强行带到清华大学批斗。后来，在周恩来干预下，清华大学红卫兵才不得不将王光美放回。与此同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下，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多次包围、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驻地北京中南海。这些群众组织提出要揪斗住在中南海内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领导人，并声称要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等一批国务院负责同志揪走。1月，戚本禹在中南海内煽动围攻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北京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朱德的标语，朱德、贺龙的家也被造反派查抄。在各省、市、自治区，几乎所有的党政领导人都被斗、被批、被抄家。其中，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等被打倒后的一段时间里，连中央都不知道其生死或去向。

1月10日，经江青授意，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王力等人起草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张。在经林彪同意后，1月14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公布了这一说法。社论说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队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人民日报》次日便加以转载，“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流传全国，为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提供了合理依据，从而使动乱的危机更为严重。

1月17日，中央批转公安部《关于各级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说，公安机关过去的某些规定已不适应形势，应立即作废；公安机关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

1967年初，“全面夺权”之风一起，仅短短一个多月，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普遍被揪出、批斗、打倒，一些领导干部被迫害致死：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因不满并抵制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在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电话训斥后在当地愤然辞世，以死相争。1月中旬，中共天津市委几位书记刚开完市委机关干部大会，便被外面的造反派一拥而上，强行绑架，不知去向。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因公开反对林彪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在连续遭受打击迫害后突然身亡，死因不明。1月22日，被江青、戚本禹诬蔑为“煤炭系统最大的走资派”的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在遭造反派长达一个月之久的毒打、逼供后，带着遍体鳞伤死在北京矿业学院。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原山西省省长卫恒，在被“夺权”的造反派宣布为“山西省最大的走资派”后不久，便在造反派关押处饮恨而死。与此同时，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企事业党组织大多已处于瘫痪状况。为了夺权，各个造反组织拳脚交加，刀兵相向，各种各样的武斗在全国普遍出现。武斗不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也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更使人们不安的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军队中的不稳定因素也在激增，一些军事部门也面临失控的危险。人们的思想狂热而又混乱，坚定而又迷茫。一个处在和平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大国，却突然出现了如此动荡、混乱的局面，谁也说不清这种愈演愈烈的局面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虽然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但党内外一些有识之士都已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这样的“大乱”是“全面夺权”造成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推波助澜的结果。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国家不能乱，特别是军队不能乱。面对着不断恶化的局势，老一辈革命家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他们的忍耐已达到了极限，又一次与“左”和极左思潮的抗争一触即发。

1967年1月初，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从1月8日起连续在北京召开军委碰头会和军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处理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中，林彪主张在军队也要开展“大民主”，认为“机关要彻底搞”。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攻击人民解放军“滑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鼓吹军队不是“世外桃源”，不能搞特殊，要立即开展“四大”。

林彪、江青等人的意见，遭到军委其他几位领导和大多数与会者的坚决反对。1月14日，经过中央军委多数领导和大多数与会者的斗争，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并经毛泽东批准同意，党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但是，由于林彪、江青等人处心积虑地破坏，这个通知并未得到有力地执行。

1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一开始，便围绕着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军队不能搞特殊”为由，继续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四大”。对此，叶剑英严厉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如果稳不住，敌人入侵时将无法应付。”他向江青质问道：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成了一句空话。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怎么能保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怎么能打仗？不服从命令，打起仗来“放羊”，军队还成其为军队吗？聂荣臻在发言中坚定地表示“军队是军队，不能搞‘四大’！”几位元帅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如果也像地方一样搞运动，必然会导致更加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入侵的重任，后果不堪设想。

在1月20日的会议上，当得知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中央文革小组指使的造反派抄家时，徐向前气愤地拍案而起，对着江青等人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了吗？”盛怒之下的击拍，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震落到地上。叶剑英在斥责江青等人时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他接着说：“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激愤之中，竟因拍桌子时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骨折。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为党为国的凛然正气，震慑了江青等人，使他们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这就是江青等人指责的所谓“大闹京西宾馆”。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的军队干部。参加接见的军队领导干部纷纷向毛泽东述说“文化大革命”给军队造成的破坏及挨斗被整的情况。毛泽东对这些现象表示气愤，说：“那还得了”，“到处抓人怎么行”。随后，徐向前又当面向林彪陈述理由，要求制定一个稳定军队的文件，林彪表示同意，并口授了几条意见。在此基础上，经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周恩来等商讨、修改，拟定了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1月28日，《八条命令》由毛泽东批准下达。《八条命令》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军队一切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得随意抓人、抄家、搞武斗；部队的运动应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一切外出串连人员应迅速返回本单位；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等等。很明显，《八条命令》实际上是对军队的运动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和约束，使之与地方区别开来。2月21日，中央发出通知，肯定《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此后，根据《八条命令》的主要精神，中央军委又连续制定了一些旨在稳定军队的文件。这些文件有力地遏制了“文化大革命”对军队的冲击和影响，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反对江青等人阴谋搞乱军队的斗争的结果，反映了广大指战员的要求和愿望。

自2月上旬起，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商讨党政业务工作。怀仁堂碰头会，从一开始就成为老一辈革命家揭露、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乱党乱军行径的场合。在2月11日碰头会上，叶剑英再次拍案而起，斥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他又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也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这要不要支柱啦？会上还对江青等人迫害老干部子女的做法提出抗议，聂荣臻指出：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老一辈革命家的激烈抗争，实际上已经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三个要害问题，这就是：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正是在这些根本原则问题上，老一辈革命家以他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同煽动动乱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面人物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尖锐斗争。

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动乱急剧升级的局面，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不可一世的胡作非为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也有所感觉，他虽然号召造反，却不赞成由中央文革小组煽动而急剧膨胀起来的无政府主义；他虽然提出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绝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或削弱党的领导。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讲话时，一方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一方面又批评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2月12日及其后的几天里，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王力等人谈话时，一方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一方面针对性很强地批评了当时一些甚嚣尘上的极左思潮。他说，“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青年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作了不少贡献，但是让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针对“全面夺权”时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潮，他强调说，还要有一个党，我们共产党不能不要党，人民代表大会还要开，国务院也还叫国务院。他又说，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吧！如果还叫上海人民公社，优点是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缺点是全国只你们一家，不是很孤立吗？《人民日报》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会发生一系列的问题。

2月上旬，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他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在重大问题上不经请示就擅自做主，发号施令，还批评他们任意打倒老干部的做法。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他又严厉地批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指江青与陈伯达）干的。他当场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开一个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毛泽东虽然对陶铸到中央工作后的一些做法不满，但他并不同意陈伯达、江青用那样一种方法打倒陶铸。2月上旬毛泽东亲自召开一系列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批评，实际上表明了他对“全面夺权”中那些极左做法的不满，他的这种态度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事实上成为“二月抗争”的重要动因之一。

2月16日，中央碰头会继续开会。还在正式开会之前，斗争就已开始。在怀仁堂门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碰到张春桥，就问他：“陈丕显同志来了吗？”可是，张春桥却装出一副正经面孔，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呀！”谭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听了很生气，指着张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又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的问题。谭说:陈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他还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这样就尖锐地提出了要不要党的领导问题，要不要保护老干部等问题，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谭震林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又义正词严地当场声明：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整个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他还指出，这样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的做法是从《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开始的。

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明明参与炮制了这篇社论，当时却当面撒谎说他没有看过。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们不叫我们看看？”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2月17日，谭震林致信林彪，指斥江青等人“比武则天还凶”，其“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个的政治生命送掉了”。“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要“斗下去，拼下去”。

老一辈革命家正气凛然、义正词严的抗争，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面人物无言以对，惊恐异常。在江青的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当面向毛泽东汇报。2月19日凌晨，毛泽东亲自召集会议，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叶群参加。会上，毛泽东批评了谭震林、陈毅等参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认为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会上还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七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谭震林等。康生等人趁机攻击参加“二月抗争”的几位同志，并把矛头指向了在思想上同谭震林等息息相通的周恩来。

同时，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掀起“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不满和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各级领导干部，使本来已经混乱的局势更加恶化。此后，这场正义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大家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林彪、江青一伙是极力要趁此机会把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统统打倒。但是，毛泽东的想法并不如此。毛泽东不满意老帅和副总理们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但并不想打倒他们。

4月30日晚，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请到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团结会，并批准这些同志在“五一”节上天安门看焰火。这一情况第二天见报。这是老同志仍能得到毛泽东信任的重要信号。这样，就使林彪、江青掀起的所谓“反击二月黑风”不能不暂时停息下来。

随着时间的过去，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看法逐渐有所改变。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他虽仍肯定它是“一件十分严重的大事”，但又说，要说“十分了不起，那也不是”。而且肯定他们是“阳谋”，“没有什么秘密”。次年1月又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党的九大时，他又提出要把这些老同志（除谭震林外）选入中央委员会。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在1971年11月14日接见成都地区人员的座谈会上说：“你们再不要讲他（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王、关、戚那个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在党内、军内会议上及其他场合同中央文革小组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其实质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错误做法提出的严正批评和抗议，是对上海“一月夺权”以来全国动乱急剧升级，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相继被打倒、被虐待的状况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忧虑。他们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捍卫党的一系列原则的行动，实际上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某种否定和批判，是党内正义力量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抗争，它对于后来党和人民日益深入、广泛的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