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由张艺谋执导的《山楂树之恋》将公开上映，这部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背景的爱情电影把人们的思绪又拉回到那个特殊而难忘的时代。
　　20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一场引发强烈震撼的大规模迁徙运动，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
　　“文革”前叫下乡上山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当时党和国家号召和鼓励城市青年“下乡上山”，目的是为了解决城市青年学生就业，加强农业生产。
　　1955年9月，毛泽东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标志着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在全国范围内启动，1956年那一年，全国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或志愿或被动员加入了垦荒队伍。
　　整个50年代，中央没有专门机构统筹管理，当时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基本上由地方自行安排和组织进行。1962年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下乡上山。
　　资料显示：至“文革”开始前，全国共有城镇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动力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达到129.28万人，占全部下乡人数的65.6%。
   　在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识青年中间，最有影响的当属河北的邢燕子、侯隽和江苏的董加耕。1964年12月26日，董家耕、邢燕子受邀参加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设的小型生日宴。他们的座位紧靠毛的左右两侧。席间，毛泽东问他俩的文化程度，并多次给他俩夹菜劝餐。侯隽的成长也得到周恩来的关注。他们是那一代下乡知青中的幸运儿。
　　“文革”时知青上山下乡成了政治运动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 工人停产“夺权”，高校不招生，工厂不生产。1966、1967、1968年三届中学毕业生没了出路。“老三届”学生大体有1100万人左右，其中城镇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约400万。大量青年学生呆在家里，在社会上游荡，既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又存在不安定隐患。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其后几天，全国各大新闻媒体连续不断大量报道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文革”相结合，逐步演变成为一场知识青年“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反修防修”、“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大批知识青年从城市涌向农村，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
　　“文革”中最早要求下乡的红卫兵是北京的蔡立坚。
　　1966年蔡立坚18岁，是北京市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学生。红卫兵大串连时，她随该校一支长征队去延安串连，途经山西榆次县一个贫困山村——黄采公社杜家山。蔡立坚见到那里山地很多，大都没有开发，农民过的日子很苦。她觉得这是发挥知识青年作用的好地方，琢磨自己该不该留下来在这里插队。一直到长征队已离开杜家山280多里时，她毅然告别同学，只身返回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同他们一起建设山区。办过一系列手续后，1968年3月，她正式成为这里的一名新社员。
　1967年10月9日，北京市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一中的10名毕业生，前往内蒙古西乌珠峰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起程的那天清晨，他们汇集到天安门前，面对毛主席巨幅画像，宣读了誓词，这是首都第一批奔赴内蒙大草原的红卫兵。1968年2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代会的55名红卫兵摘下袖章来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辞行，成为首都第一批参加西双版纳建设的红卫兵。
　　首都红卫兵带头下乡，掀起了一个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这是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裹挟其中的，不仅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会青年，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大量医疗、文教工作者，国家干部及一些受运动冲击的“专政对象”??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开屏的西双版纳，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海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盟大草原到世界屋脊的西藏??到处都是知青的足迹和身影。
　　1973年李庆霖告御状，知青政策调整
　　不再统一动员下乡
　　“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了许多问题，比如，插队安置费标准太低，吃不饱饭，疾病医疗没有保障。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干部依仗权势拉关系走后门，在招工、招干、返城中大行不正之风，还出现了一些奸污迫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这些问题在各地都存在，但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1973年4月初，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读了由在毛身边作翻译的王海容转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文字悲凉处，毛泽东潜然泪下。写信人是福建莆田县的小学教员李庆霖。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的生活困境，揭露了地方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作为知青家长，他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他在信的结尾处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毛泽东读罢来信，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4月25日才决定亲自给李庆霖复信。信的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后来，周恩来说，毛泽东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汪东兴，并叮嘱从他的稿费中代他取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其实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积弊早有耳闻，李庆霖的信引起他对知青问题的高度关注。
   　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这次会议对知青政策作出重要调整，明确了城镇中学毕业生中，病残不能参加劳动的、独生子女、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等，不动员下乡。在保护下乡知青权益上，采取建知青点、青年队、集体农林场的办法改进插队方式；改善知青生活，保障知青享有招工、招生、征兵、提干权益；纠正知青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对残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坚决法办。
　1973年8月4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文化大革命”10年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402.66万人。加上“文革”结束后陆续下乡的有260.04万人，共1662.7万人。与1980年的全国城镇人口1.91亿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时几乎所有城镇家庭都与“知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70年代末掀起“回城风”
　“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
　　“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问题越来越多，已走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文革”结束后，中央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老百姓不欢迎。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面临着重大转折。
　　农场知青集体上访、罢工、请愿，尤其是1979年初出现的声势很大的“回城风”，全国为之震动。
　　农场知青“闹事”是从云南西双版纳垦区开始的。1978年10月下旬，景洪总场十分场学校教师、上海下乡知青丁惠民起草了“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反映了农场知青所处的困境，要求返城。然后，北上赴京请愿。云南垦区的这场风波，很快蔓延到各地，从1978年12月起，有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了下乡知青和支边青年要求回城的集会、请愿活动，到次年年初形成一股很大声势的“回城风”，这股风来势猛，涉及面广，许多地方出现了越轨行为，如：四处串联、散发传单、请愿游行、集体上访，甚至罢工绝食、冲击领导、殴打干部等等。这场骤起的风波，中央决断及时，态度鲜明，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在1979年3月中旬以后有所缓和，到5、6月份大部分地区已平静下来。
　　1980年，国务院知青办提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点是，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即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了。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
　　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告结束。
　　上山下乡政策变更之后，知青陆续返城就业，但尚有大量的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安排20万与当地农民结婚的插队知青。各地经过3年努力，到1981年绝大部分已婚知青已经安排了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安置条件差异很大。据在4万多已婚插队知青中的调查，到1982年仍然有3600多人未安置落实。
　　另外，已在外地工作的老知青子女回原城市就学入户问题也比较突出。可以说，上山下乡政策不仅在知青一代身上烙上了历史的印痕，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经过艰苦的磨练，成为既不同于前辈又有别于后代的一个特殊群体。“知青”二字所包含的涵义，也许只有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才可能真正体会。究竟如何评价这场持续四分之一世纪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们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和反思，相信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来源：人民网文史参考第18期 作者：姚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