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签字仪式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同年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规定进驻拉萨。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伟大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是西藏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点，是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起点。

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经历了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这是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实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的生动体现。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邮购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朱德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陈云总理出席签字仪式。

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

(一)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的疆域和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作为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缔造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大量考古、学术研究表明，藏族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自古就有血缘、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西藏地方与中国内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始终没有中断过。13世纪，元朝中央政府设立释教总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事务，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行政管辖之下。此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其中包括直接掌握西藏地方行政机构及任命西藏地方官吏的权力，驻军戍边，并多次在西藏清查人口户籍等。明袭元制，实施多封众建，贡市羁縻。清朝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1727年，清廷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1751年，清王朝正式任命七世达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府，废除郡王掌政制度，设立由四位噶伦组成的噶厦地方政府。1793年，清廷在驱除廓尔喀入侵势力之后，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完善了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项制度，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等大活佛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请中央批准。清朝此后的五位达赖喇嘛有三位经由“金瓶掣签”认定，有两位由清朝皇帝批准免于金瓶掣签。清朝皇帝还曾于1706年革除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名号，并于1904年和1910年先后两次革除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的名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宣布“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实行五族共和”。7月17日，民国政府设蒙藏事务局，隶属国务院，管理蒙藏事务。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行使对西藏的行政管辖。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设机构。历史事实表明，虽然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内乱频仍，但中央政府仍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维护了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就是经当时国民政府批准免于金瓶掣签继位的。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承认过西藏独立。

(二)所谓的“西藏独立”问题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瓜分中国图谋的一部分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侵略势力趁机染指西藏。英军先后于1888年、1903年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因遭到西藏军民的抵抗而失败。在靠武装侵略没能达到将西藏变为殖民地的目的后，帝国主义开始在西藏培植亲帝分裂势力，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煽动“西藏独立”。1907年8月31日，英俄帝国签订《西藏协定》，第一次在国际文件中把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1913年，英帝国策划召开西姆拉会议，唆使西藏代表首次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当即遭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拒绝。英国代表于是提出所谓“折衷”方案，企图将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使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1914年7月，中国政府代表奉命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发表声明概不承认任何此类条约或文件，同时将立场照会英国政府，西姆拉会议遂以破产而告终。1942年，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代表的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公开进行“西藏独立”活动，因遭到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的反对而不得不改变原议。

1947年，英帝国主义幕后策划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泛亚洲会议”，在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和万国旗中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来对待，经中国代表团严正交涉，会议组织者不得不改正。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以“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下令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及相关人员驱赶出西藏，制造了“驱汉事件”。1949年11月，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所谓的“亲善使团”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寻求对“西藏独立”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加紧分裂国家的活动。1949年底，美国人劳尔·汤姆斯以“无线评论员”名义在西藏探索“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援助”，并在美国报刊上宣称“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1950年上半年，一批美国枪支弹药经由加尔各答进入西藏，用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

历史事实清楚地证明，所谓“西藏独立”完全是新老帝国主义侵略者炮制出来的，是西方侵略势力瓜分中国领土阴谋的一部分。

(三)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为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不惜流血牺牲，进行了长达100多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才取得了完全胜利。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提上了议事日程。

针对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势力紧锣密鼓策划“西藏独立”的活动，1949年9月2日，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在概述列强百年来侵略西藏的过程后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社论发表后，西藏各界纷纷响应和拥护，盼望解放军早日进藏。1949年10月1日，十世班禅致电中央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十世班禅说：“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12月2日，原西藏摄政五世热振活佛的近侍热振·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1950年初，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刚刚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康北玉隆地区头人夏格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

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西藏地方的严峻局势，满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愿望，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前往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

在酝酿和探索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考虑到西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地区，为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有利于维护西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和平解放的方式。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形势指出，待解放的地方按照“北平方式”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在增加。之后，湖南、宁夏以及与西藏相邻的新疆、云南、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为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借鉴。1950年1月20日，针对西藏地方政府派出所谓“亲善使团”一事，毛泽东主席授权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西藏人民的要求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

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1950年间，西南局和西北局先后四次派出代表或代表团赴西藏进行劝和，以争取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2月1日，西北局派出藏族干部张竞成携带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阿旺松饶的书信等赴藏联络。3月底，在中共中央批准和西南局组织下，与西藏政教界有着良好关系的汉族高僧志清法师由成都启程赴藏。7月间，以塔尔寺当才活佛为团长的青海寺院赴藏劝和团从西宁出发。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藏族学者喜饶嘉措向达赖喇嘛和藏族同胞发表广播讲话，呼吁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遣全权代表赴京进行和平协商”。7月10日，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一行十人从白利寺出发，踏上赴藏劝和征程。然而，这一系列劝和促谈活动，却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的重重阻挠，劝和人员被驱赶或软禁，有的代表团被分解，格达活佛在昌都被投毒致死。

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怂恿和西藏上层亲帝分裂势力的把持下，极力扩充藏军，并以其主力7个代本(相当于团)沿金沙江西岸陈兵于以昌都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解放西藏。昌都为从西南入藏的必经之地。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指出占领昌都“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0月6日起，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从南北两线分别渡过金沙江执行解放昌都的作战任务。10月19日，昌都解放。在此基础上，昌都地区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了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昌都战役打开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为促进西藏和平解放创造了必要条件。

(四)签订《十七条协议》，实现西藏和平解放

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在昌都战役进行中，仍催促西藏“代表团应速来京”。昌都战役促使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发生分化，爱国进步力量占据上风，主张亲帝分裂的摄政达扎·阿旺松饶被迫下台，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1月17日提前亲政，西藏地方政局朝着有利于和平解放的趋势发展。

1951年1月2日，十四世达赖喇嘛移居西藏亚东，一面对我进行观望，一面向英、美、印、尼等国求援，伺机逃往国外，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公开支持“西藏独立”。西藏地方政府也相应地分为留守的“拉萨噶厦”和临时性的“亚东噶厦”两部分。随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会议”决定正式派出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和谈。达赖喇嘛在致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愿意和平谈判的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关系屡遭破坏，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去北京。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两位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平等政策和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感召下，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与中央人民政府和谈的全权代表团，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代表团分作两路启程，于1951年4月27日齐聚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欢迎。随即，中央人民政府组成谈判代表团，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经过友好协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社会发展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和平解放使西藏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绊，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为西藏与全国一起共同进步和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来源《西藏和平解放60年》）

“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简称，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它的签订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委派阿沛·阿旺晋美等五人为全权代表，赴北京与中央政府谈判和平解放事宜。4月26日，谈判代表到达北京。中央政府指派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与西藏代表谈判。

谈判期间，中央政府既考虑民族政策，又充分听取西藏代表意见，再加上班禅的努力，谈判取得顺利进展，遂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定了“十七条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是祖国大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受到保障；驱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事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

协议签订以后，中央政府任命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分四路向西藏进军，于10月进驻拉萨。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经过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经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民族平等政策的影响下，于今年二月派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五人为全权代表，并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经昌都、康定、雅安、重庆、西安等地，于四月二十二日抵达北京；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则转道印度、香港等地，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齐聚首都后，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并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于四月二十九日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谈判。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曾主动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同时尽量地听取和采纳了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的建设性的意见。因此，谈判的进展是顺利的，双方先后经过多次洽商，一致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双方的谈判于本月二十一日结束，二十三日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从此以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里来，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共同享受着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为创造幸福美满的将来而奋斗。摘自1951年《人民日报》

1951年9月9日毛主席的队伍进入拉萨

九月九日，暖和的太阳照耀着拉萨平原，布达拉宫上面的金顶，映射出灿烂的光芒。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的先遣部队翻越了千山万水，这一天，在人民的夹道欢迎中，进入了西藏地方政府所在地拉萨城。

当人民解放军进抵距拉萨城十里的拉萨河边时，拉萨城内的人民都急不可待地成群结队跑到河滩解放军的帐篷前参观。他们认真地观察指挥员和战斗员们的一切举动，仔细端详着战士帽子上的“八一”帽徽，甚至连战士们吃饭洗脸时也都好奇地围着看。他们要看看毛主席的队伍到底是什么样子。

西藏地方政府在郊区设立了欢迎站，搭起了巨大的白色帐篷。九日清早，穿着红黄色锦袍的噶伦以下几十名官员，以及穿着红色服装的三大喇嘛寺代表已到欢迎站迎候，市内的人民像流水一般从各处拥向城郊。人们都穿上白色服装，打着各色的花伞，妇女们穿上绿袍，袍上面还套上各种彩色的背心，腰中束着精致的带子。这美丽的服装，据说还是唐太宗时文成公主入藏时传来的。拉萨人民就穿起这美丽的服装，来欢迎自己的军队。当整齐雄壮的部队进入城内时，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及三大寺的代表立即向解放军王其梅司令员敬献哈达。大街上被拥挤的人群阻塞了，许多树木茂密的林卡（公园）的园墙上，也已挤着成千的穿着盛装的藏胞。这时正是拉萨菊花盛开的日子，拉萨城显得格外美丽，各家方形平房的顶上窗口，都排着无数的各色菊花，在盛开的花朵后面也挤着无数的人群，他们都争先地望着通过大街的队伍，目不转睛地瞻仰着队伍前面的五星国旗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像，他们都欢呼着毛主席的队伍来到拉萨。

当部队通过繁荣的环城巴阁街时，战士们唱起“东方红”的歌子，街旁的人群中有人用藏语与战士们合唱起来。在昌都解放后，拉萨人民就学会了这个歌颂自己领袖的歌子。藏民们都称赞着说：“从来没有见到这样整齐雄壮，纪律严明的队伍。”他们大声的喊“解放军牙堡热”（拉萨语很好的意思）。

毛主席的队伍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无限喜悦，当部队通过市区到兵营住下时，门前还是挤着观看的人群，直到傍晚街头还有大堆的人争着看解放军张贴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新华社记者 赵慎应 摘自1951年《人民日报》）

西藏自治区概况

西藏古称“蕃”，简称“藏”。西藏在唐宋时期称为“吐蕃”，元明时期称为“乌斯藏”，清代称为“唐古特”、“图伯特”等。清朝康熙年间起称“西藏”至今。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政权始终对西藏行使着有效管辖。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七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在逻些（今拉萨）建立吐蕃王朝，并与唐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元朝时期，中央政府设立管理藏区事务的宣政院，建立了西藏萨迦地方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明朝中央政府承袭元制，先后敕封过三大法王和各级僧官，设立乌斯藏、朵甘两个行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管理西藏军政事务，并建立了帕竹地方政权。到清朝，西藏与中央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1652年、1713年清政府分别册封达赖和班禅,正式确定其封号。1721年,清政府废除第巴制度，制定噶伦制度。1727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对西藏进行全面管理。1790年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政府，1791年清政府派军进驻西藏，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共同掌管西藏事务。1792年至1793年清政府制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外交、宗教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加强了中央的管理。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1956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自治区首府设在拉萨。

（来源：中国网 http://guoqing.china.com.cn/2012-05/23/content_25449878_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