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深秀，字满材，号孴孴子，山西闻喜人。“少颖敏，十二岁录为县学附生，博学强记。”同治初，以举人入赀为刑部员外郎。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旋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97年12月30日)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居官清廉，刚正不阿，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十分关心。在他当京官的时候，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尤其是德国武装侵占胶州湾事件，对杨决秀刺激至深，使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行动上积极向当时代表时代前进潮流的维新派靠拢。杨深秀在被授于山东道监察御史的第二天，即向光绪皇帝上了《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阐明了“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5的道理。这封奏折在朝廷的官吏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是在胶州湾事件之后，光绪从维新派方面直接听到的最早的变法呼声，比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要早看到两个多月。原先，人们只知道他精通“旧学，”号称“山西通儒，”可是从这封奏章中，人们却看到杨深秀不仅通达“中学”，而且对世界形势、五洲大事均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正因为此折提出的变革祖宗成法的问题至关重要，因此，它很快被军机大臣们依照惯例，送交慈禧过目。据清官军机处档案记载：“本日御史杨深秀奏，时势艰危，谨贡刍议折，奏旨存。谨将杨深秀折恭呈慈览；”
杨深秀提出的变法维新主张，在浑浑噩噩、日以奔兢利禄为事的官吏中间是非常罕见的；挽救世变，开通风气，摆脱瓜分厄运等共同的奋斗目标，使他与维新派走到一起。在百日维新前夕，杨深秀即与康有为等人频相往来，过从甚密。由于他们的政治主张相同，因此，杨深秀便利用身居台谏之便，多次代递康有为的上书。但是，关于杨深秀最早在什么时间以御史名义代递康有为的条陈，晚近学者的许多说法都不确切。 最早在梁启超编写的《杨深秀传》中，是这样叙述的：“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胁割旅顺大连湾，君始入台，第一疏即极言地球大势，请联英日以拒俄，词甚切直。”8之后，《清史稿》中的《杨深秀传》沿袭梁说，亦认为光绪二十四年“帝俄胁割旅大事起，杨即上疏力请拒之。”这种说法一直流传至今。其实，梁启超所记，无论是此折所上时间，还是上书的原因都是错误的。前人记戊戌变政事，多据耳闻目睹追忆书之，往往似是而非，诸多讹误。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档记载，杨深秀以御史身分代康有为上的第一个奏折是《请联英国，立制德氛，益坚俄助折》，该折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l日)递上。这是杨深秀担任山东道监察御史之后所上的第二个奏折。杨深秀之所以要递上这奏折、是因为德国在出兵强占胶州湾之后，又通过外交途径，向清政府提出六条无理要求，其中包括所谓惩凶、赔款以至于罢斥已调任四川总督的李秉衡等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对德国的苛刻要求感到束手无策，十分为难：倘若不允德使之求，深恐由此激成事端；如允诺德使请求，又怕各列强援引最惠国条例，“一国发其端，各国继其后，”纷起效尤。因此，光绪派翁同和等总署大臣与德国驻华大使海靖反复商榷，讨价还价，“驳结舌敝唇焦”，仍是“计无所出”。与此同时，以慈禧、李鸿章为首的亲俄势力，自“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与沙俄签订了出卖民族权益的“中俄密约，”“输以铁路大利，”一心倚俄，他们幻想依赖俄国势力，平息这场危机。这封奏折暴露了维新派的许多糊涂认识和错误观点。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还不懂得“东山老虎吃入，西山老虎也吃人”的道理，甚至把摆脱民族灾难的希望，寄托于一些帝国主义列强。当然，这并非杨深秀一个人的缺陷，它几乎是所有维新派的通病，谭嗣同和康有为甚至主张以新疆、西藏等“边远之地”的主权，换取某些列强的援助。这些都和维新派的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紧密相关，也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的软弱性直接联系。但是，应该看到，杨深秀的这种建议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还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首先，杨的主张带有明显的反帝性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涛恶浪，他挺身而出，力主坚拒德请，反对将胶澳租让德国，以杜绝各国“踵其后而瓜分”之弊端，这是杨深秀的出发点。其次，杨揭露了沙俄的侵略本性，反对慈禧一伙一味依赖俄国的做法。尽管他在此折中提出的联合英日的主张是非常幼稚的，实际上也根本行不通，然而，这种主张却是针对“西后及恭邸(即恭亲王奕欣)畏俄甚”19这种特殊的政治局势而提出的。面对如此严重的危迫局面，慈禧和奕欣等清政府的当权派非但不能锐志更张，奋起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反而奉行“更主倚俄”的政策，大量出卖中国主权，使中华民族的权益遭到严重损害。因此，遭到杨深秀等人的非议。但是，由于沙俄侵吞旅大等阴谋，尚未完全暴露，维新派对沙俄的抨击并非十分严厉，杨折一面揭露它与德国“深谋坚约，”一面还主张“益坚俄助。”后来，随着沙俄的侵略嘴脸暴露得愈来愈充分，维新派对它的揭露亦愈来愈彻底，指责“俄为虎狼之国，日以吞并为事”，“稍倚其力，必干预其政，”强调“欲变法自立者，宜早为计，欲保国自立者，宜勿依人”。
总之，杨深秀在百日维新前夕的活动，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经历了艰难而又曲折的历程。他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认识，还停留在低级的感性认识的阶段。
（来源：摘编自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