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生、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汉族广府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称康南海[1]，光绪廿一年（1895年）进士。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清末“戊戌变法”的主要发起者。清代“碑学”书法的积极响应者和亲身实践者，是继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
早年求学
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小时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1858年3月19日（戊午年）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自幼学习儒家思想，他十八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公车上书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 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在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1895年～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1895年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 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5]
历史真相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康有为自称得知 《马关条约》签订，在松筠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事实上，这次行动康有为仅有众弟子支持，而公车上书的主要发起者均为其他人。由于光绪帝年纪较轻，且没有实际从政经验，康有为依靠其激进且不符合实际的改革观点于当年5月底第三次上书，这得到光绪帝赞许。但根据不少学者的看法，康有为在进行政治宣传以及回忆的时候，（最明显如其《康南海自订年谱》）他的做法存在着很多不尊重事实的地方，而且又有很多吹牛造假的现象。而茅海建等不少学者则根据许多文献认为康有为所谓的组织举人联名上书，事实上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但是被康有为的派系不断地涂抹，篡改了历史，并被之前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公车上书实则是由当时的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城高官发动组织，目的是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
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尚有较大争议。
戊戌变法之初，在康有为的幕后主持下，光绪皇帝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后人称为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后经学者考证，光绪皇帝收到的每笔奏折，全文或摘要皆须送慈禧审阅，在清宫档案中均有详细纪录，因此慈禧对变法内容完全知情。若慈禧不支持变法，戊戌变法不会维持一百天时间。只是因为改革中光绪皇帝身边的维新派官员，鲁莽地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激进政策，才导致慈禧发动政变。
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8]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1897年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1897年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0]”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1897年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千岛与侨商李福基、冯秀石等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1900年2月11日，清廷下令，严命李鸿章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本籍的祖上坟墓尽皆铲平，以儆凶邪。14日，清廷又命闽、浙、广东督抚悬赏10万两，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呈验尸身，亦一体给赏。如愿得官阶，亦必予破格之赏。如有购阅所发报章者，严拿惩办，并将所著各书严查销毁。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另一部是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戊戌年进呈光绪帝御览。据日本学者研究，“在大量收集和阅读日本书籍的过程中，他对明治维新的史实进行不少改动和捏造，借以适合中国当时变法改制的需要。这些改动大都和作者所建议的具体变法措施有着密切关系。”
逃亡海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布“临朝听政”，光绪皇帝被软禁，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携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离京，从天津塘沽南下逃亡香港后辗转日本、美国、欧洲，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1898年至1913年的16年间，康有为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历美、英、法、意、加拿大、希腊、埃及、巴西、墨西哥、日本、新加坡、印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十二日（9月25日），杨锐之子杨庆昶诣都察院，将密诏上缴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请昭雪杨锐，康有为篡改密诏从此真相大白。1903年，康有为又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都设有分局，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1904年，康有为还在瑞典买下了一个小岛，并在岛上搭建了中国式的园林建筑“北海草堂”。据广东省社科院的赵立人研究员考证，康有为花了2.8万克朗买下，又花了7999克朗进行修缮。“房屋虽非广大，但约可供十人居住，而且家具及装饰极其豪华，似乎颇为富裕。”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结识了17岁的美国华侨何旃理。何不仅通晓四国文字，且熟悉中国文化，能歌善舞，听了康有为的演讲后迷恋上他。康有为当时已娶了原配夫人张云珠、二太太梁随觉，但何旃理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康有为。在六位太太中，康有为似乎格外疼爱何旃理。何于1914年病逝，此后每逢周年忌，康有为都要在其灵前焚香哭拜。清明时节，康有为则亲临墓地祭祀，偌大年纪的人，在坟冢前涕泪交加，长跪不起。1908年，康有为与北极光有过一次梦幻般的邂逅。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遭遇的奇景：“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绝。”如非亲眼目睹，一个封闭国度之人难以如此生动地描述“午夜时分，却日如正午”的极光美景。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
晚年生活
1923年，康有为迁居青岛汇泉湾畔，购宅居住，题其宅为“天游园”。后其几个子女在青岛读书时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岛时，有意兴建大学，并拟好大学章程，后因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罢。晚年，为青岛的优美风光写下了不少诗作，其若干诗词刻石已成为崂山景点的组成部分。关于康有为的生平事迹，虽然诸多历史学家已写下了许多专著，但对于他在1916年秋至1927年春这段时间里，曾一度超脱世外，遁身茅山的往事，却至今鲜为人知。应该承认，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具有鲜明的爱国性质和进步意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其晚年政治上趋于保守。辛亥革命以后，康有为从海外归来，心情抑郁，但仍未能忘情政治。他一面组织“孔教会”，发起“定孔教会为国教”的活动，一面又千方百计地与盘踞在江苏的张勋等人保持密切联系。 1916年夏，有位茅山道士到上海找到康有为，邀请他到素有“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的茅山一游。康有为对于那位被称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仰慕已久，故欣然前往。他到茅山后，住在乾元观，并将当初陶弘景住过的萃黄馆改为宰相堂。后来，他又在华阳洞口书写了“山中宰相陶弘景，海外逃臣康有为”的对联，自喻身居 成深山，胸怀国家之志。这次他 在茅山住了将近一年时间。张勋复辟的丑剧仅上演了12天，就匆匆收场了。康有为遭通缉，潜逃上海，此后又长期隐居茅山。1927年3月29日，康有为去一位广东同乡家中作客。回家饮了一杯柠檬红茶，腹痛如绞，请了两位医生诊断，一位日本医生断为食物中毒。苟延残喘20多小时，于1927年3月31日（阴历二月二十八）清晨5时断气。据说死时七窍溢血，尸体不僵。1927年康有为逝世，正值北伐军进入江浙，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曾以康有为系“保皇余孽，占据公产”封闭一天园。虽托人说情，也未有结果。抗日军兴，杭州失陷，二姨太梁氏亲生的子女三人，将一天园出售，从此风景绝佳的一天园逐渐湮没。
（来源：摘编自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