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外交重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由于美国对华实行敌视政策，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西方世界将中国视为异端，实行围堵政策，使中国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中国对亚非国家也是习惯于双边外交，基本上不参与多边外交活动。万隆会议为新中国打破孤立困境、融入世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声誉。

　　万隆会议是1955年4月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发起的，没有美苏大国参加的，由民族主义国家独立举办的重要国际会议。中国认为万隆会议标志着亚非国家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时代的到来，不仅是亚非历史、而且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高度重视，亲自制定参会方针，主要内容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我国若干亚非国家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力求通过国际协商缓和并消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紧张局势。周恩来亲任团长、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等为团员，组成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力图通过参加万隆会议，迈开走向世界的坚实一步，同时积累处理多边国际事务的宝贵经验。

　　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 “求同存异”方针，对于推动会议取得成功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万隆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参会的亚非国家有着共同遭受殖民压迫的历史遭遇，这是亚非会议得以召开的共同基础，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以及在冷战中与美苏亲疏不同和某些其他历史原因，各国间又存在分歧、矛盾、隔阂和互不信任，尤其在对待共产主义的问题上截然分为两派，有的国家攻击共产主义是“颠覆性的宗教”，是“新殖民主义”，主张亚非国家应与美国联合反对共产主义，要求“中国应公开地和正式地要求亚非各地的共产主义团体解散”，一度使会议出现紧张气氛。周恩来适时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强调与会各国有“求同的共同基础”，那就是“亚非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寻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求同存异”的方针得到与会各国的支持，促成会议达成了各项共识。这是中国代表团对于会议取得成功作出的重要贡献，也为亚非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发展互相关系、实现合作发展提供了指导方针。

　　中国倡议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会议达成重要共识，成为“万隆精神”的精华。在会前，中国已经先后与印度和缅甸两个国家共同缔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以及促进新型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准则。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积极倡导和推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亚非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强调中国“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国家，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国建立正常关系”。中国的和解姿态与真诚态度，得到了与会各国的理解和支持。会议通过的指导国家关系的“十项原则”，就是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五项原则所体现的和平、独立、合作、团结、协商、求同，成为“万隆精神”的精华，迄今仍是国际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准则。

　　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以高超的艺术、灵活的策略处理各种尖锐对立的分歧，化争端为共识，为国际社会解决各种争端提供了有益经验。当一些国家将“和平共处”视为共产党国家的语言而强烈反对之时，周恩来强调，亚非国家应“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并主动提议用联合国宪章使用的“和平相处”一词取代“和平共处”，避免了不必要的误会和争论。针对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周恩来也表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进行修改，并将各代表团发言中表达出来的观点归纳成七项原则，打破了僵局，最终形成了“十项原则”，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中国表现出来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态度，为国际社会解决各种争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也成为中国外交思想的重要财富。

　　中国代表团还采取会内与会外相结合的办法，广泛开展外交活动和结交朋友，与不少国家进行广泛的谅解性会晤，取得了积极成效。会议期间，中国和印尼政府签署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规定印尼华侨必须选择一国国籍，不再保留双重国籍，消除了印尼以及东南亚国家在华侨问题上对中国的戒心。中国就台湾海峡问题主动发表声明，表明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这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反响，成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先声。中国与尼泊尔、锡兰、也门、埃及、叙利亚等国进行接触，促成这些国家很快与中国建交。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代表广泛接触，打开了中国发展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路径。中国还争取当时美国最亲密的盟国巴基斯坦承诺不参加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中国也与日本代表团进行接触，促成高碕达之助团长日后多次访问中国，成为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重要人物。

　　中国参加万隆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迈开了走向世界的重要步伐。参加万隆会议取得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外交思想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和平共处”成为中国和平外交的重要基石，“求同存异”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成为中国处理外交分歧和争端的重要原则，由此奠定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所倡议的“命运共同体”新目标、“亲诚惠容”新理念、“一带一路”新战略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础，为中国走向世界大国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石源华  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