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讲话”是指１９４９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委托到天津宣传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结合天津实际情况，先后对天津党政干部、职工代表、工商业资本家、国营企业职员等作的１０余次报告和谈话。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以来，对“天津讲话”的研究，多是针对高岗、林彪、“四人帮”攻击诽谤“天津讲话”的不实之词而展开的“驳论式”研究。学者们对“天津讲话”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观点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天津讲话”模范地贯彻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创造性地发挥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近年来，对“天津讲话”中反映的经济思想有所涉及，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为全面而科学地研究“天津讲话”，站在邓小平理论高度重新认识“天津讲话”，是十分必要的。
　　一、“天津讲话”重在纠“左”
　　“左”倾错误，危害甚大。防“左”、反“左”，是我们党有史以来的一个难题。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重大历史关头，防“左”、反“左”尤其重要。刘少奇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敏锐和胆识，深刻指出“左”的危害，坚决抵制“左”的错误。为纠正天津工作中的“左”倾偏向，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指导天津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纠正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模糊认识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这一问题，对此党员干部尚须一个认识过程。
　　接管天津后，一些党员干部，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完成后出现的幻想在小生产经济的基础上，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带入城市，对在农村可以斗争地主分田地，在城市不允许斗争资本家分厂分店不理解。因此，在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上出现“左”的偏向，出现与城市工作不相适应的现象。“在劳资关系上，着重于改善工人生活，不注意发展生产力，对劳动纪律也不注意。在职工关系上，趋向于待遇平等，看不惯职员的优裕生活，迁就工人的报复情绪，有的怀疑职员是否算无产阶级？”①一些干部把农村工作方式搬到城市，如“打锣开会”，“组织群众熬硝”，“开成百上千人的训练班”，“小学要自己办”②等。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干部对党的城市政策产生怀疑，“认为城市领导乡村，工人领导农民不合理”③。
　　刘少奇严厉指出这是“左”的情绪，必须坚决纠正。他批评接管干部，人虽入城，思想工作作风并未转变。他说：“工作方式、方法、机构都要有改革”，“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尽快适应环境，学会管理城市，否则就误事了”④。刘少奇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要消灭城乡差别的观点出发，阐明为什么要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他说：“最近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应该以城市工作为重心，城市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因此，城市是领导乡村的，不但在今天城市领导乡村，历来都是领导乡村的，过去如此，将来社会主义时还是如此。一直到将来把乡村变成城市一样，城乡隔阂消灭，全是电气化，机械化了，那个时候，城乡才差不多。”⑤刘少奇还以城市工业代表先进生产力和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说明城市领导乡村，工人领导农民的必要性。他说：“目前城市集中的经济、工商业经济应该领导乡村分散的经济。工人应该领导农民。必须要搞好城市，不然就不能领导乡村。城市工作、工会工作、商业工作、文化工作搞不好，就领导不好乡村，不但使城市人民痛苦，乡村人民也痛苦。”⑥刘少奇在说服教育干部提高思想认识的同时，还批评接管后部门权力过于分散，市委、市政府集中领导不够。他指出，城市管理应是集中的，不能像农村那样，把权力分散到区、街，这样不便于统一领导，容易乱处理问题，形成政出多门。他指示天津市委要纠正不适合城市工作要求的机构设置和部门分工。
　　（二）纠正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偏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十分明确，但在执行中却出现“左”的偏向。主要原因在于党员、干部对党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认识模糊。在接管干部中，“进城之前即有‘少与资产阶级接近’为戒，进城以后，长期避不见面，不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在公私兼顾上，是统治多而照顾少，在劳资纠纷上，往往是偏袒劳方，未充分考虑资方的营业前途。”⑦干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影响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实施，助长了工人的“左”倾情绪，出现了清算斗争资本家的现象，使得资产阶级对党的政策产生怀疑，普遍感到前途无望，无心生产经营。
　　针对“左”倾偏向，刘少奇根据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正确对待和利用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结合中国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从五个方面阐明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教育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
　　第一，从党的历史经验和党的总路线这个政治高度分析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历来就是党的路线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处理对了，路线就对，否则就犯错误。这是党的路线的一个基本问题，对此问题有偏差，则党的基本路线就有偏差。”⑧“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了反革命的助手，我们对他们的政策主要是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重点主要是团结；今天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重点还是团结，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重点还不会变。”⑨
　　第二，提出民族资产阶级是朋友，是争取的对象、团结的对象。刘少奇认为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左”倾偏向，主要是没有分清敌我。他批评有些同志不知不觉地把资本家当作主要斗争对象。他说：“天津解放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已找不到了，看不到了，于是就把子弹打在资本家头上，把朋友当敌人，这就打错了。”⑩他指出，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就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扰乱了自己的阵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搞清楚他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不是斗争对象而是团结对象。
　　第三，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但主要是联合。刘少奇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工人与资本家是有矛盾的。“在适当时候，在可能的情形下，与自由资产阶级进行适当的斗争是必要的。”[11]但是“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如果只有团结而没有斗争，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如果只有斗争没有团结，这是‘左’倾机会主义。”[12]在哪些方面联合，哪些方面斗争，刘少奇指出：“在政治上要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13]
　　第四，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允许“剥削”存在，但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刘少奇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时，对生产力发展的进步作用，论述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即是他比小农经济、小手工业经济都进步”[14]。“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15]刘少奇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在今天还不能废除，私营企业的存在可以帮助政府解决就业问题，也可以发展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剥削不但没罪，而且有功。他说，剥削行为不是由资本家负责的，不是由人的意识决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个社会制度问题。他认为今天资本家的剥削是利润分配问题，国家通过税收，使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变为国家财产，这是好事。刘少奇劝慰工人，为了长远利益忍受一下被剥削的痛苦。他在肯定资本主义进步作用的同时，坚决指出：发展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决不是发展资本主义。他说：“采取限制政策，就是为了避免旧资本主义的前途。”[16]刘少奇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17]
　　第五，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必须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生产的主要政策，是开展城市经济工作的重要政策。刘少奇具体形象地论述了这一政策。他指出：发展生产，必须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国营、私营都要贯彻。他主张：“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18]劳资两利，就是使工人有钱可赚，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如果只求劳方一利，就会造成“资本家不安心，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19]
　　（三）纠正对职员的“左”倾态度接管天津后，在国营企业中，普遍存在工人把职员当作斗争对象的情况，造成职员与工人对立。职员不敢管理生产，工人不听职员指挥，严重影响了生产。刘少奇到天津后，立即予以纠正，严厉指出这是“左”的情绪。
　　刘少奇从分析职员的阶级属性入手，说明职员不是斗争对象。他说：“职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无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20]“职员和工人统统是工薪劳动者，雇佣劳动者，虽然一个是脑力劳动，一个是体力劳动，但基本上都是劳动者。”[21]刘少奇认为，职员、工人都是工人阶级，自己内部必须搞好团结。他批评工人反对职员、清算职员是“左”倾的过激行为，应该立即纠正，否则就乱了自己的阵线，影响生产。
　　刘少奇在工人、职员中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他对工人说：过去工人、职员之间不团结，是官僚资产阶级造成的，要由他们负责。刘少奇说：“工人阶级是要做大事的，胸怀要大。”
　　为了发展生产事业，要团结职员，工人应该采取“既往不咎，以观后效”的态度原谅他们过去的错误。刘少奇教育职员要改正错误。他对职员讲与工人搞好团结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改正过去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要正确对待工人，就能改善关系。二是自我批评，就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刘少奇说：“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现在国家需要发展工业，交给我们一个生产任务，这是光荣的”。[22]发展生产是工人和职员的共同目的，为着这个目的，大家要搞好团结。
　　天津出现的“左”倾偏向，在接管城市中具有普遍性。刘少奇纠“左”的重要讲话，对于纠正党内“左”的错误，具有重要作用。
　　二、“天津讲话”的理论贡献
　　刘少奇“天津讲话”，结合天津工作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阐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更具有深刻的思想理论内涵。“天津讲话”中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思想和“四面八方”政策的论述，是刘少奇的重大理论贡献。
　　（一）关于“和平过渡”及“和平赎买”的思考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了几十年得出的根本结论。刘少奇对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不移的。他说：社会主义前途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前途，全国人民的前途，而且也是资本家的前途。[23]
　　但是，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取得革命胜利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正确对待和利用资本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研究俄国问题时指出：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文化成果。只有这样，才能缩短走向社会主义的路程，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有保证。列宁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方式，即利用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提出要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提出革命胜利后，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再过渡到社会主义。怎样过渡？刘少奇提出要和平转变，即和平过渡。
　　关于和平过渡，刘少奇早在１９４８年９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曾提出过。他说：和平转变今天还只是有极大的可能性，要使和平转变成为现实，就要在与资本家的竞争中获胜。刘少奇提出通过经济竞争实现和平过渡。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在《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一文中，刘少奇说：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突然的武装干涉，没有资产阶级的暴动，只要资产阶级不推翻我们，便可以搭伙十年到十五年，我们希望和平过渡为好。
　　接管天津后，有人担心，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会导致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家也担心发展没有前途，害怕被消灭。针对这些担心和顾虑，刘少奇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实行，而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可能是和平转变的重要思想。他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工人代表会议上、资本家座谈会上，反复讲到这个问题。他对干部说：“我们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资本家也会高兴。……经过许多步骤，那时资本家就不会感到十分痛苦。”[24]“在中国的条件下，有些资本家将来还可以同我们一起来走入社会主义。”[25]他提出通过计划经济实现和平过渡。他对资本家说：“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经过革命，你们看现在和国民党的斗争，就是严重的流血斗争。但是将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劳资两利，发展生产。”[26]刘少奇指出劳资两利，发展生产就是和平过渡。刘少奇提出对私人工厂通过加工定货使其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也是实现和平过渡的途径。
　　关于和平赎买，刘少奇在资本家座谈会上对资本家说：“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裴卿先生（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说：你现在才只办了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27]刘少奇提出由国家收买资本家的工厂，这是首次提出对资本家实行和平赎买政策的重要思想。
　　（二）关于“四面八方”政策
　　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刘少奇“天津讲话”发挥了毛泽东这一思想，他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概括为“四面八方”。刘少奇说：“‘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28]后来“四面八方”政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写进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刘少奇为这一方针的确立，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刘少奇“天津讲话”，全面贯彻了“四面八方”政策。刘少奇指出：公私兼顾，就是在生产上公营、私营都照顾。从原料供给到成品推销市场都必须公私兼顾。他针对天津在恢复生产中，只顾公营不顾私营的现象说：“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如果我们不同资本家协商，而互相竞争，结果必定公私都吃亏，都不能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29]劳资两利，就是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都要考虑。针对天津工人要求长工资、提高待遇，使私营企业负担不起等问题，刘少奇指出：这是只顾劳方不顾资方的错误做法，必须劳资两利，使资本家有利可图，才能恢复生产，生产发展了工人的利益会高起来的。城乡互助，就是切实迅速通畅城乡关系，改变过去城乡隔绝的状态，使工业品下乡农产品入市，沟通城乡贸易，做到物畅其流。内外交流，就是切实组织好对外贸易，并把它与对内贸易密切结合起来。为了发展生产必需进口的应尽可能进口，但要争取出口。应出口的尽可能出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刘少奇认为，天津是华北的重要出口基地，一定要搞好对外贸易。这不仅关系天津经济，也关系到华北经济。他要求改善对外贸易的管理、统制、税收、海关等工作，切实搞好对外贸易。
　　刘少奇认为“四面八方”缺一不可，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贯穿着“四面八方”的各个方面，尤其重要。这些工作做好了，生产就会发展起来。“如果哪一方、哪一面照顾不到，就会犯严重错误，就不能在党的总路线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30]刘少奇关于“四面八方”政策的阐述切中当时城市经济工作的要害，为开展党的城市经济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三、“天津讲话”的现实启迪
　　研究刘少奇“天津讲话”，不仅要正确评价它的历史作用，还应当充分认识它的现实价值。
　　（一）对于改革开放“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启示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始终是在右和“左”的干扰中，进行着艰辛的探索。
　　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性质的社会，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更为艰巨和迫切，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面对生产力落后，经济困难的现状，党制定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使私人资本主义适当发展。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产生怀疑，犯了右和“左”的错误。刘少奇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毫不动摇，既批右又反“左”，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深刻指出反“左”比反右更困难。他在“天津讲话”中说：“不要怕说话，怕被有人说投降了资本家，该说的话不说，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要早讲才对。‘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共产党人不是放在箱子里不见人的，而是经风霜的，这才能考验一个人的立场。”[31]刘少奇坚持真理，善于思考，在当时就指出了反“左”比反右更难，是难能可贵的。
　　重温刘少奇“天津讲话”关于重在反“左”的论述，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必须不断排除右和“左”的干扰，尤其是防止“左”的干扰，十分重要。
　　（二）对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启示
　　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非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制度的认同有一个过程：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补充”，到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平等发展、直至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认同过程，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发，不断克服“私有化”的疑虑，认清当代中国所有制结构地位的结果，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当前，对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还必须大胆解放思想，这既是经济形势的实践需要，也是理论上的必然。对此，刘少奇“天津讲话”的一些理论观点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私营企业的发展并不可怕。“也许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们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并不反对哪样生产发展得多。”“国营和私营企业之间，可能会有竞争，有矛盾，但是政府的方针，是要使国营和私营互相合作配合。”“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33]这是刘少奇从当时中国工业不发达，国营企业比重很小的实际，针对天津资本家普遍顾虑私营企业没前途所讲的一番话。
　　第二，不回避剥削问题。生产决定分配，当我们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时候，必定要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刘少奇“天津讲话”对剥削问题的认识给我们的启示是，不回避剥削问题，要正确区分剥削现象。刘少奇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34］他说：“资本主义剥削在今天还不能废除”。“剥削是不好的，但在现在来说，也有一定好处的，今天的很多失业工人想找到职业。”[35]从私营企业可以帮助政府解决就业问题出发，他说：“有人剥削比没有剥削好。”[36]刘少奇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有这力量，可以随时随地将资本家的剥削除掉，但是不能这样做……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刘少奇这些讲话，是针对建国初期的经济形势，为鼓励资本家发展生产而讲的，它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体现了辩证法的精神。
　　第三，对于创造发展经济大环境的启示。刘少奇“天津讲话”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贯彻“四面八方”政策，达到发展生产之目的。实际上，这正是为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提供了政策支持。刘少奇关于“四面八方”政策的论述，是针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提出的相应政策，对于当时正确处理公营与私营、工人与资本家、城市与乡村、对内对外贸易等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对于迅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刘少奇的这些论述，今天仍值得我们思考。（本文作者：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注  释：
　　①②③⑦天津市档案馆：《解放初期城市经济宏观管理》。
　　④天津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⑤⑥[32]刘少奇：１９４９年５月５日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⑧⑨[12]刘少奇：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８日在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上的讲话。
　　⑩[11][15][17][19][25][26][29][30][31][34]刘少奇：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3][14][22][35][36]刘少奇：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８日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6][18][27][28][33]刘少奇：１９４９年５月２日在天津市工商业资本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1][23]刘少奇：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５日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的讲话。
　　[24]刘少奇：１９４９年５月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来源：《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 作者 李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