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乡-城移民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因心理、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制约，他们的城市生活“边缘化”现象凸出。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诉求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积极回应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诉求，地方政府应创新移民管理体制，维护乡-城移民的制度融入；建立城市“移民社区”，保障乡-城移民的心理融入；完善公共教育的同化功能，加强乡-城移民的社会融入；推动传媒的舆论引导，促进乡-城移民的文化融入。

关键词：地方政府；乡城移民；城市融入；政策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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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为主的城乡二元社会逐步转向以城市为主的城乡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有大量人口转移到城市。走在开放前沿的东部沿海城市，“移民”迁往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十分凸出。地处我国海岸带中段的浙江T市，是一座现代化港口城市，内辖3个直属区，2个县级市和4个县，其中，J区、H区、L区是T市中心城的三个区。因经济社会发展较快，近20多年T市移民人口数一路攀升。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市487.64万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市为546.01万人；2010年11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T市常住人口596.88万人，其中市外流入人口为128.52万人，占21.53%。^[[1]]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相比，T市外来移民数量增加了77.5万人，T市从人口净流出地区转为人口净流入城市。有专家认为，T市移民流入量增大是全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目前，T市平均5人中就有1人是来自省外的移民。^[[2]]T市中心区来自外省市农村的百万人口，长期工作和生活于此，却因制度障碍未能获得T市户籍，他们构成了T市中心区各种移民的主体，我们以其流动方向，称其为乡-城移民。乡城移民是指农村劳动者以从事非农工作为目的而从农村自主迁居城市，并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然而因制度等因素没有获得城市户籍的人口。

乡-城移民的本质属于劳动力移民。他们与T市的工程移民、下山移民、生态移民、工作移民、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等一样，大多数人有定居T市的愿望，但户籍制度和城乡分治的格局，使他们不能充分享受T市居民待遇。他们的共同特征：一是不同于知识移民、财富移民或外来的白领阶层，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或从事非(低)技术工作；二是不同于其他的无业游民、无家可归者，他们具有相对固定的住所和收入；三是不同于其他的流动人口、暂居人口，他们有定居城市的倾向和行为，往往是举家迁移；四是不同于一般的流动人口，他们对所居住城市认同感相对较强，希望融入城市社会中；五是不同于大学毕业就业、工作调动的移民，他们没有得到城市的正式认可，户口不在居住城市。^[[3]]乡-城移民的流动趋向，除自身知识、技能等因素的比优势外，还与移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特定区域的乡-城移民政策不断调整、变革的结果。

乡-城移民的辛勤劳动对移入城市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乡-城移民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而且增添了城市文化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丰富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内涵和情态。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乡-城移民的诞生，实现先发地区的城市文明及其快速发展，应当是具有相当难度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移民政策变化的宏观制度演进

T市之所以能够吸引各省民众移居，集纳优秀人才，这与T市的发展地位有关，也与其积极的移民政策紧密相连。制定适宜的移民政策，提升制度创新水平，对一个以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的民企发达的地市是相当重要的。然而，地方政策是国家制度的具体化，尽管在政策运行的机制方面存在巨大的创新空间，但它终究受制于宏观制度。回顾开放以来，在国家大政方针下，伴随T市中心城区变迁，T市乡-城移民政策的变革也经历了开放和限制、需求和管制、服务和引导三个历史时期。

（一）放开与限制（1979-1991)。1949年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中国农民曾有过短暂的就业自由。但从1953年起，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开始限制农民进城工作。1953年4月.政务院指示，任何单位和企业末经劳动部门许可，都不得擅自去农村招收员工。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通过了户籍管理制度，从此彻底阻断了农民进城就业的进程。在这一漫长时期，农民进城自由就业就一直受到“排斥和禁止”。

1978年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大批农民从土地中开始被解放出来，迫切需要寻找就业门路。此间，恰逢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农民的进城倍受欢迎，于是先发地区城市的乡-城移民潮现象出现了。但因当时城镇的待业人员尚多，大批农民进城，自然对城市就业安置构成巨大压力。1979年中央规定，“不经过国家劳动总局批准，不准从农民中招工。”就是要“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4]]为具体落实这一通知规定，各地综合应用多种行政司法手段，不断遣送或驱赶进城务工的农村人，阻止他们在城市就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城镇经济的恢复，城市就业压力逐渐缓解，而这期间农民负担不断加重，收入增长缓慢。1985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又为农民进城就业提供了机会。但以后的4年，农业效益持续下降，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国务院1990年4月通知要求，对农民进城务工实行有效控制、严格管理，建立临时务工许可证和就业登记制度，以限制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乡-城移民潮又一次受到了遏制。

（二）需求加管控(1992-2001)。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由“控制盲目流动”调整为“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乡-城移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限的保护。

1994年，T市“撤地建市”，市府驻地由内陆县随之迁往今日的海港城市J区。从此，T市以一个组合型滨海城市形态步入高发时期。在新的发展阶段，T市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市区内各类专业市场迅速发展壮大。T市的城市经济发展急需大批劳动力的投入。1997年Z省在全国率先推出购房落户政策。2000年底又在全国率先取消进城控制指标和“农转非”计划指标。T市利用国家放宽的户籍制度，在清理和取消乡-城移民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的同时，积极推进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促成了大批乡-城移民涌入T市的中心城区，给T市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但与迫切的乡-城移民需求相悖的是，当时城市的很多移民政策，并没有为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需求，对乡-城移民的管理实际是在限制和剥夺他们的“居住权”和“户籍迁徙权”。已经多年生活和工作在T市的大批乡-城移民，仍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被人为地刻上了“农民工”的种种特殊印记。

（三）服务中指导（2002-）。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乡-城移民政策出现了重大转折。2002年4月，Z省出台“县(市、区)及以下地区统一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一些针对乡-城移民的限制性、歧视性规定和收费登记项目也逐步废止，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开始向乡-城移民免费提供。

2004年国务院要求各地实行农民工享有与其他城市人同等的就业市场等服务。2006年3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肯定了农民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确立了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原则。T市随之提出引导乡-城移民参与城市治理与政策发展，为乡-城移民的利益表达和权利实现探索制度化渠道。对涉及乡-城移民权益的重要问题如居住、公共卫生服务、乡-城移民子女的义务教育等，逐步纳入T市社会事业发展的规划。

总的来看，从开放初期出现乡-城移民以来，受宏观制度变革的影响，地方政府对乡-城移民的政策调整时紧时松。但从城乡分治到逐步放开、融合，T市依然先后出台了许多针对乡-城移民的保护与服务的政策规定，尽管这些政策因城乡分治的体制而很难发挥根本性的保障作用，但却为大批乡-城移民的定居生活提供了一定合法依据，从而为新兴的T城快速崛起引进和保存了重要的人力资源。

二、乡-城移民的城市生活境遇及其形成的社会机理

对乡-城移民的城市生活状况的关注，近年来以“农民工”、“城市外来人口”为研究对象的许多论文和报告，频频出现如“歧视”、“排斥”、“无地位”、“不平等”、“社会底层”等概念，甚至形成流行术语，就是对乡-城移民群体的城市生活境遇的基本判断。乡-城移民在城市社会中“失利”、“失语”、“失权”、“失位”和“失根”问题，有研究认为，其根源是制度排斥、社会交往排斥和社会心理排斥共同作用的结果^[[5]]。本课题研究认为，乡-城移民的城市生活状态可以概括为“边缘化”。

（一）乡-城移民城市生活的“边缘化”表征

按现行制度的文本描述，乡-城移民原则上是可以进入特定制度体系的，如劳动力市场和少数福利制度。但在实际生活中，具体的法条和行政措施却对乡-城移民做了严格的区别对待，限制其对《宪法》赋予的公民权的充分享有。乡-城移民常常“在法律上被视为非法的，不需要的，但他们低收入、低成本确是非正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6]]

在经济生活方面，体现为工资低、工时长、强度大、劳动环境差等。许多乡-城移民只能从事那些市民不愿做的“最脏、最险、最苦、最累、最差、最重”的工作。每天工作时间在11小时左右，每月工作时间在26天以上。双休日、节假日不能休息。社会保障方面，不能充分享受养老、医疗、工伤和生育等保障和福利待遇，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与失业保险的参保率极低。劳动就业权益、劳动保护权益、社会保险权益（工伤、医疗、女工生育）等无保障，在生活、工作安全等诸方面处在受威胁的状态。

在社会生活方面，乡-城移民被城市接纳的程度很低，难以融入工作所在地的城市社区。他们的交往群体，多集中于传统的血缘与亲缘的老乡群体，很少和城市社会发生持续的沟通。在城市社区内的生活和交往具有很强的血缘性、封闭性，与之相应的，他们的社会生活具有明显的“窄圈子性”。在子女受教育方面，乡-城移民子女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和学校环境，与城市公立学校相比有较大差距。

乡-城移民成为城市社会的“边缘人”，与城市社会的制度、文化和心理阻隔有较大的相关性。在城市生活“边缘化”状态下，乡-城移民利益表达能力孱弱。在“被忽视”中生活，造成乡-城移民诉求渠道的缺失:一是法律维权的渠道缺失。在遭遇侵权境遇时，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表达自身意愿。二是基本话语权缺失。当涉及到生存、安全被忽视、发展权空缺时，他们或者无知，或者无人可讲，也无人会听，无法在社会系统发出自己的声音。三是内部表达意愿缺失。侵权现象发生时，感到无能为力，或者怨恨、或者屈从、或者放弃。^[[7]]生活在城市文明边缘的乡-城移民，就像生活在孤岛，他们的社会资本非常匾乏，以至于“进入”了城市，却难以“融人”城市。

（二）对乡-城移民“边缘化”的理论认知

边缘人理论。“边缘人理论”在20世纪诞生于芝加哥学派。“边缘人”是齐美尔、帕克、斯通奎斯特等学者终身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出发点。齐美尔认为，大都市里存在着“潜在的流浪者”和“一个没有根基的人”^[9]。1908年齐美尔提出“陌生人”（又译“异乡人”）概念，主要指那些“虽然生活在社会里，却处于边缘，不了解这个社会的内部机制，并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社会群体之外”^[[8]]的异乡人。1928年齐美尔的学生帕克发表《人类的移民与边缘人》一文，正式提出“边缘人”的概念。他认为“边缘人”是处于两种文化和两种社会的边缘的人，而这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从未完全渗透与融合在一起。^[[9]]帕克认为“边缘人”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双重矛盾。他既不能毫无改变地回到他的初始群体，又不能融入新的群体中。“边缘人对他或她自己的文化是矛盾的，想回又不能回，想离开又做不到;对待新的文化，同样感到矛盾，想被同化又不能，想拒绝(被同化)又做不到。”^[[10]]

社会排斥理论。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首次提出“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概念，它揭示的是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断裂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排斥问题受到我国社会学界的关注。社会排斥不仅涉及收入贫困和物质资源的匮乏，还涉及个人或者群体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过程。社会排斥分四个层面：第一，经济排斥。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被排除在一般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获得经济资源的途径之外，以致其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明显低于一般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的状态和过程。主要表现为受排斥者就业机会受到限制，收入低，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恶劣，消费水平低，消费能力差，无法获得社会救济。第二，政治排斥。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没有公平获取政治资源、享受政治权利和履行政治义务的过程与状态。主要表现为受排斥者政治参与程度明显低于其他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第三，公共服务排斥。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不能获取与其他社会群体同等的公共服务机会。^[[11]]主要表现不能取得其他社会群体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医疗卫生服务，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难以得到公权力的救济，难以获得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等。第四，社会关系排斥。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交往人数和频率下降，社会网络分割和社会支持减弱。主要表现为受排斥者由于受到偏见、习俗或者其他因素影响，无法进入其他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受到相当大的限制。^[[12]]

社会排斥的归因，有三种观点：1.主体归因，即自我责任论。脆弱群体受社会排斥是他们自己的责任，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行为和态度所造成的，甚至是由于他们不参与社会而形成的自我排斥。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往往将社会排斥的源泉归咎于弱势群体自身无能或懒惰的结果。2.社会归因，即社会结构生成论。认为社会排斥是由于社会结构将脆弱群体排斥于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导致的。3.制度归因，即政策和制度创造论。社会政策系统化地拒绝向某些社会群体提供资源，使之不能完全参与社会生活时，就导致社会排斥。

（三）对乡-城移民“边缘化”的三维分析

乡-城移民与城市原有居民存在经济、教育等群体发展上的种种差别，如果简单地、历史地分析，它本属于农民与市民间沟通方式等的一般问题，这种现象过去存在，其他地区、民族现在依然存在，并不必然导致乡-城移民的城市生活“边缘化”。但乡-城移民城市生活“边缘化”趋向的不断加剧，确有复杂的心理、文化乃至制度设计根源。

首先，城市社会对乡-城移民的心理歧视，是乡-城移民“边缘化”的隐性起因。美国社会学家帕克认为，陌生人之所以“陌生”，是由于新的社会环境导致的心理认同的缺失，产生了“两个或以上个体或其他范畴之间的能察觉到的亲近感的缺乏”，移民在心理上想融入其中，但文化上的隔离等原因，仍然会导致很多人陷入“边缘人”尴尬境地。^[[13]]

城市社会对乡-城移民的心理歧视，源于生活境遇落差导致的彼此认同的程度差距。城市居民对乡-城移民的“认同”缺失，是以非制度化的认知形式体现出来的。在乡-城移民面前，市民客观上拥有一种天然的心理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市民对乡-城移民有一些负面的看法。尤其认为乡-城移民“不利于城市治安”、“城市形象建设”，甚至连城市管理体制对他们的态度也基本是防范、警惕和排拒的。

其次，城市社会对乡-城移民的文化歧异，是对乡-城移民“边缘化”的显性强化。乡-城移民不同于市民的重要特征，是他们遭遇了空间、文化甚至制度的转换。如何与新环境互动，从而实现社会文化的融入，取决于个体对所处文化环境的适应力，更取决于城市文化空间的融合力或排斥力的比较状况。与乡-城移民的文化生活比，市民在城市环境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个性特征、行为模式、交往规则，一般地与城市文化氛围更加适宜、更加协调，因而，事实上也易于强化其以“职业身份”、“文化品格”、“生活风格”等为内容的文化优势和价值中心观念。“语言轻蔑”、“有意回避”、“职业排斥”和“人格侮辱”是市民对乡-城移民的歧视行为的素描。乡-城移民“对城市生活和城市认同度很高，而对城市居民的评价不高；对于城市生活中被区别对待和排斥的感觉不强烈，但对于与城里人的差别感觉较强烈。”^[[14]]对乡-城移民文化生活及其水平层次的判断，如果认同于城市社会的主观贬抑，而不是客观地认知，积极地“扬弃”，便会不可避免地在文化生活中强化乡-城移民的“边缘化”。

第三，城乡分治与城市行政过程的制度排斥，是乡-城移民“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对于大多数乡-城移民来说，非正规就业是其主要的就业方式，这种就业模式很大程度上使乡-城移民失去了劳动力保护。特别是现行福利政策，对于乡-城移民具有很强的排斥性。在今天的城市社会，有合法公民身份不一定能享有相应的国民福利，是否具有合法的“户籍”、“编制”，才是享有较好福利的体制、身份前提。总之，尽管在改变不良现状方面，各级政府已经和正在进行诸多努力，但乡-城移民“在城市主要受到的社会排斥不是分散的、个别的”，依然是“相当程度上的整体性、体制性排斥。”^[14]

三、乡-城移民城市融入诉求的合法性与现实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乡-城移民从开放初期的临时性流动逐步转向城市融入的新阶段，权利的诉求也从经济利益转向社会公平。

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法理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其权利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不应对某一国民群体有任何歧视性的规定，尤其不能以法律的形式来维系不平等的关系。就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来说，它的基本职能一是为了证明公民的身份，便利公民参与社会活动；二是为国家行政管理奠定基础，提供人口数据。户籍制度根本不应该成为区分公民群体等级和待遇高低的制度依据。

哲学家John Dewag1916年曾说过:“象爱尔兰裔美国人，希伯莱裔美国人或德裔美国人这样的术语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好象假定了某种被称为美国的东西已经存在，事实上，真正的美国人，典型的美国人，是一个被连字符连接的人物。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美国人的一部份，或加上部分外国成份……他不是美国人加上波兰人或德国人……关键是连字符是连接而不是分隔。”^[[15]]同理，乡-城移民本来是一个把“乡”与“城”连接起来的城市公民群体，它是城市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城市化发展的结果。人为的阻滞或剥离其城市融入，不仅有悖于维护公民平等的宪法主旨，而且疏离追求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因此，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诉求越来越具有鲜明的合法性。

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可能性。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学者赫斯特描述了移民移居后的适应性调整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们关心的是眼前的情况，试图找到工作、挣钱和找到住处。这些特征通常伴随着焦虑不安和不断增多的心理活动而展开。第二阶段，即“心理到达”阶段。异地他乡、孑然一身的感觉在日趋加剧，表现为明显的心神不安和情绪不稳定。这个阶段可能会持续一个月到几个月不等。第三个阶段，适应新环境的调整，即开始进入新的环境。^[[16]]为了生存和发展，乡-城移民要经历一个由不适应到逐步适应以至基本适应的过程，他们与当地居民必然需要一个较长的磨合时期。这种磨合，包括心理磨合、认知磨合和文化磨合。因此，从乡-城移民城市生活的文化和心理适应性过程看，其融入城市社会应该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可能性。

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现实性。本课题组对T市J区的乡-城移民居住区长期考察，发现乡-城移民群体多以城市人为参照群体，学习城市生活技能，接受城市生活模式并内化城市价值观念。在城市中积极谋求工作，获取经济收入，参照“城里人”的消费模式购买商品或服务。他们在经济适应、生活方式适应两个层面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适应意愿。调查表明，1/3的外来人愿意成为T市人。虽然大部分外来人口(61.8%)对未来没有打算，但被调查者中，愿意迁移户口成为T市人占到37.2%，同时，随着外来人口收入水平的提高，外来人口长期居住在T市的可能性逐渐增大。月收入8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有近八成对未来没有打算。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类人员大多从事专业技能较低的体力工作，社会地位较低，缺乏社会保障，这使他们很难对将来有明确的打算。而月收入4000元以上的被调查者，有30%愿意居留T市。^[[17]]可见，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应该需要有成本的。就乡-城移民个体而言，基本成本包括购房(租房)成本、就业培训成本、就业中介费、市民化消费等。而经济收入则是决定乡-城移民城市融入能力高低的关键，也是制约乡-城移民去留的重要条件。

四、针对乡-城移民融入诉求的地方政府有效回应机制构建

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是城市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乡-城移民的融入诉求具有法理依据和宪政意义。城市各方面力量特别是地方城市政府要从心理、文化、能力、政策保障等层面推进乡-城移民融入城市。

（一）改革移民管理体制，维护乡-城移民的制度融入

制度是指规范、规则、常规、习惯和价值,是由人制定的规则。政府只有积极主动地消解障碍性制度，才能促进乡-城移民的制度融入。

树立乡-城移民与市民是“利益共生体”的理念。地方政府应走出以防范为主的误区，主动接纳乡-城移民。乡-城移民以其对城市经济的巨大贡献，为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力量。城市给乡-城移民享有经济平等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公民权力，保障乡-城移民合理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也有利于保障城市经济发展免受用工短缺威胁。

将乡-城移民的管理纳人城市政府的管理体系。把乡-城移民的合法权利及其保障与实现，在地方立法中予以明确、巩固和发展。建立乡-城移民维权服务救助机构，并且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优化社区组成人员的结构，使更多的乡-城移民进入基层自治组织。近年来，T市中心城J区吸收在当地居住3年以上，在居民和乡-城移民中口碑良好并经公安派出所政审通过的乡-城移民，与市民组成“共建共享促进会”领导班子，共同管理地方有关事务，促进新老居民的融合。

废止歧视乡-城移民的政策壁垒。清理和废止对乡-城移民的各项歧视和限制政策，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帮助引导乡-城移民就业，努力为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条件。逐步统一乡-城移民和城市职工的用工待遇，做到乡-城移民和市民同工同酬、同工同酬寸、同工同权。建立乡-城移民组织。按行业或街道或输入地域为单元，成立乡-城移民协会，借助广大的律师机构，帮助农民工维权。

（二）建立城市“移民社区”，保障乡-城移民的心理融入

乡城移民的社会融入水平低，一方面受到移民自身因素的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社会资本缺乏，生存压力大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淡薄；另一方面现有的社区服务体系滞后，既不能满足城市当地居民的需要，更无力回应外来移民的融入需求。发展专业化的社区服务中心，是乡城移民的社会融入的现实路径。

移民社区是新移民在城市获得家园感觉的依托。来自同一地的移民聚居，有着大致相同的境况。而且大多数移民是来自农村的“精英”，具有开拓性与承受力，群体本身有着较大的潜能，依托移民社区实现社会资本的转移、重建与充实，可以缩小阶层差距与隔阂。

移民社区是连接农村和城市环境的桥梁。“移民社区”将过去经历与对陌生的城市生话的新需求联系起来，避免了移民在新的陌生环境中意志消沉。帕克指出，大多数移民来自农业社会，在那里他们的生活通过类似于家族延伸等地方机制被加以管理和确定。城市中没有这一机制，移民要根据自由主义的标准组织自己的生话。这对大多数移民是个极大的冲击。而每个移民社区中都有一个互助和福利性的组织。也有自己的商业企业、俱乐部、居住区、咖啡馆、饭店、聚会场所和报馆。^[[18]]因此，移民社区却可以缓解由于陌生环境的适应所带来的这种冲击。

移民社区是移民融入城市的社会平台。在移民社区，乡-城移民个体将自己置身于早来的老乡中，能够早知道如何适应城市生活。移民社区为新来者提供食宿等基本必需，介绍工种和生活方式，提供互助、银行和报纸等，这为新移民适应城市生活创造了过渡性学习场所。

（三）完善公共教育体系，加强乡-城移民的社会融入

接受教育培训是乡-城移民提高自身竞争力、融人城市社会的关键。乡-城移民要融入城市社会，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选择、居住习惯等需要向市民转化。而这些转化又依赖于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通过公共教育的社会化功能，引导和吸纳他们参加城市的各类活动，增加乡-城移民在城市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从而提升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要把乡-城移民教育纳入当地教育体系。通过家长学校、妇女儿童保健辅导班、社交礼仪辅导、城市交通法规宣传、居民权益的自我保护教育，引导乡-城移民理解公民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促使他们融入城市现代生活。要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构建政府、社会、企业、乡-城移民“四方”联动教育机制，加大对乡-城移民的职业技术训练的投入，鼓励乡-城移民自主参加职业教育和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文化技能、文明素质和就业竞争力，促进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加快义务教育投入体制改革，建立必要的经费保障和激励机制，推进公平的国民义务教育政策，保障乡-城移民家庭整体的社会融入。

（四）推动传媒的舆论引导，促进乡-城移民的文化融入

媒体是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重要舆论工具。“大众传媒给人们带来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输入新观念的大门……在能够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将会导致更大的现代性”^[[19]]。处于信息传播水平发达的城市环境中的乡-城移民，由于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制约，他们并没有充分使用媒介的传播渠道，更不能将个体或群体的利益诉求通过传媒予以表达。媒体要给乡-城移民更多的话语权，让他们的诉求转变成现实的力量。媒体要对乡-城移民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为他们普及媒体的相关知识。教会乡-城移民利用大众传媒获取有用信息和各种知识的方法，以及利用大众媒体表达自己的话语。

媒体在新闻事件中，要加强正确的舆论引导，报道乡-城移民为城市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引导市民理解和尊重乡-城移民，形成关爱农民工的舆论氛围，增加群体间的信任，以提升其社会资本。在乡-城移民与城市市民中架起沟通的桥梁，使得乡-城移民与城市居民有效沟通、消除隔阂、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