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建设“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应该可以为化解市场经济道德悖论独辟蹊径。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然强化主体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人的个性、能力自由等多方面发展，并生长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如尊重、诚信、守时、互利、效率等。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毋庸讳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调节有明显局限性。

　　市场经济有两个特点：每一个经济的个体，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本质）；每一个真实的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自私的本性）。这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正是这“两个最大化”，进入市场经济运作，演出了一部激烈竞争、效率至上的交响曲，从而形成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秩序。但“两个最大化”又会成为市场经济的阻力，这两个最大化的无限度追求，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使得市场经济的秩序无法维持下去。

　　市场经济有两个相反的方向：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会导致拜金主义，排斥道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整体日益追求公平、正义，要求道德水平提高。

　　因此，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着一种道德悖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一些人理想信念丧失，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增长，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权钱交易屡禁不止。信仰的动摇是危险的动摇，信念的迷茫是最大的迷茫，理想的摇摆是根本的摇摆，思想的滑坡是致命的滑坡。在信仰的荒漠上，活不了无根的植物，立不起伟大的民族。

　　我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建设“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必须有效地解决市场经济既排斥道德又要求道德的道德悖论。厚德载物，厚德才能载市场经济。

　　18世纪的亚当·斯密一开始就关注这个问题，他在1759年先发表了《道德情操论》，1776年方发表《国富论》。一种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社会的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个人目的论，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斯密理论”之中。19世纪的韦伯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于1904年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宪章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宗教信念就没有道德宪章”。显然，“斯密理论”自身就是悖论。而肇始于华尔街金融衍生品欺诈的金融危机，同样宣示了韦伯“新教伦理”的苍白无力。他们都化解不了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

　　但“斯密理论”启示我们，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应从“人”的自身去发掘和建立。“人性”是抽象的，“人”却是具体的，我们应该着眼于“人”。韦伯把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通过对“神”的敬畏这个环节由“他律”内化为“自律”,也启示我们，我们可以不信神，但不能没有“敬畏”。缺乏敬畏之心的市场经济，必然缺乏诚信，排斥道德。

　　总之，人类至今还没有化解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但在不断探索、不断努力。

    （来源：光明网思想频道 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叶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