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个需要深刻认识到的现象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创新和社会制度的逐步全面崛起，“中国威胁论”也逐步活跃起来，成为某些国家人为制造出来的萦绕在中国周围的“幽灵”，成为某些国家试图包围甚至试图遏制中国的“巨大绳索”。事实上，我们迫切需要以一个冷静面对和从容应对的心态，来看待当前似乎尘嚣甚上的“中国威胁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经济社会全面崛起进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不容回避的障碍以及必须要破除的藩篱。“中国威胁论”是在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短期内难以摆脱的发展竞争“副产品”。

在我们看来，某些国家一味制造、鼓吹和放大“中国威胁论”，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本质动机和战略意图。首先，是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持有的“零和博弈”心态和狭隘发展判断思维的反映。在某些发达国家的某些领导者和精英份子眼中，如果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人民均过上美国当前这样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模式，地球的资源显然是不能够“承担”的。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对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福利造成“挤占”效应甚至“替代”效应，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就会带来直接的巨大“威胁”。其次，是对人类多样化的发展价值观理念体系和不同发展模式的“天然”排斥思维的反映。客观来看，不少西方国家的所谓主流学者们一直固执地认为，只有遵循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机制和资本主义“惟利是图”的动物精神，才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片面认为坚持“共同富裕”、“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强调政府和市场功能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最后，是对维持某些发达国家全球霸权利益的根生蒂固的既得利益者思维逻辑的反映。当前，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头羊，掌控着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机制和规则的制定权，同时，也拥有全球最为先进的科技创新体系以及依附其上的全球最强大军事力量体系。这些综合优势非但没有激励美国成为全球所有国家公平获得和平发展机会的保障者，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变异成为美国维持自身全球霸权利益、持续攫取全球发展利益的手段和筹码。面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全面崛起，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总是在自我感觉陷入了中国所坚持的和平和发展全球大局观的“圈套”，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到是选择“全面对抗”还是选择“互利共赢”的战略摇摆之中。

从“苏联威胁论”到“俄罗斯威胁论”以及当前的“中国威胁论”，最近这一百年来，人类社会似乎经历了太多的人为制造的“威胁论”以及其带来的战争和混乱。战争和混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怖主义却成为过去的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直接威胁。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的人民，也终于认清这些人为制造的“威胁论”的意图和本质，产生了共同的强烈厌倦感以及更多的反对声音。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也期待着“中国崛起”带来的新发展机遇期，期望中美这样的大国能够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更为强大持久的经济动力，渴望代表全球更广大国家发展利益的新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加速形成，而非只能容许发达国家发展空间或者少数国家拥有“伟大”机会的旧有全球经济秩序的固化。因此，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的加速形成势不可挡。中国和美国等这样的大国，只是这个不可逆转的伟大过程中的一个具有一定力量的参与者或推动者而已，唯一的选项就是顺应和促进这个转变过程的形成。

面对某些国家人为制造和操弄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要有主动的破解化解能力和战略定力。一方面，中国应继续发挥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用，这是中国破解“中国威胁论”的最有力武器。中国经济发展虽然进入新常态特定阶段，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速度继续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最前列。当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已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另一方面，在面对“中国威胁论”的压力下，中国的根本性战略应对策略应该是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所坚持的包容式和开放式发展模式，必将让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更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更大层面上分享“中国崛起”带来的发展机会和经济利益，“中国威胁论”在这样的客观事实面前就自然会不攻自破，“中国机遇论”也就会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

(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 作者 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