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伟大的时代都必然产生伟大的时代精神，伟大时代的精神精华也一定会是这个时代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实践，不仅需要伟大精神的引领和指导，而且也一定会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精华。新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党适应新的情况、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思想、培育新的理论，引领新的伟大斗争和伟大实践。认真学习和研究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逻辑，对于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指导意义。
研究某一理论体系必须遵循某些基本原则和历史逻辑。一是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原则。所谓历史的原则就是要考察某一理论体系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或者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下产生和形成的，从它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轨迹中去发现和寻找影响它属性及发展方向的带规律性的东西来，有时也叫历史逻辑的思维方法;所谓逻辑的原则就是根据研究对象内在本质联系和客观规律来探究其产生发展的客观性，有时也叫理论逻辑的思维方法，是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内在必然联系及其结构以及起作用的内在必然因素的分析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研究思路。如果说理论逻辑是人类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论呈现，那么历史逻辑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实践展开。因此，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升华，也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实践展开，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的理论结晶。二是整体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工程具有完整的体系性和系统性，包括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外交事业、军事战略和党的建设等多个子系统的有机结合，是一个巨大而庞杂的运作体系，具有自组织性和全局性。以如此宏大而复杂的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习近平哲学思想，必然具有自组织应有的整体性、复杂性、抽象性和系统性。三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原则，既要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全面掌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性和内在必然性，全面掌握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性;同时还必须考虑认知与探索的合目的性和价值性。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符合和满足它的价值目的与功效性，已经负不起历史的巨大折腾和任何颠覆性失败，必须具有对党和人民负责和尽责的价值性，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必须是深思熟虑和致思缜密的理论体系。四是抽象原则与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任何一个理论的创建和诞生，都必须坚持和贯彻某一抽象的原理和原则，没有原理和原则的方向性指导就会像在黑夜中茫茫大海上航行找不着方向和边际，就会有倾覆丧命的危险。当然，有了抽象的原理和原则，并不代表着能找得到彼岸和目标，还必须根据大海的具体实际调整方向和航速，及时躲避海浪和险礁。所以坚持特定的原则和原理，将它与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正确的航线，到达理想的彼岸。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体结合的产物;五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原则。世界观是主体对整个世界的基本看法和总的观点统称，决定着人们的认识属性和价值态度;方法论是人们对待外界事物、处理外在实践的总的方法和系统的思路路径，决定着人们如何达到理想的目的，是顺利快捷还是迂回曲折。世界观正确就决定着你的大致方向不会有错误，方法论正确就会找得到达到彼岸的有效途径;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形式和整体任务的基本判断准确与否就决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作方法和方针政策的是否有效。上述五个基本原则是研究人类思想体系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论，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彼此内在联系着，只有有机结合和综合统一才能发挥其整体效应和积极效应，如果彼此分离、相隔对立、单打独行就不可能形成系统思维的合力和理论抽象的正效应，就很难找到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就是在坚持这些原则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找到了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因此，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是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的哲学思想的理论逻辑就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理论呈现，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理论呈现，是对当今中国社会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主观判断的理论呈现，同时，也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共产党长期执政和人类社会追求美好理想伟大工程的整体把握和施工方案。正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就是关于当今中国社会基本成熟的理性认知上来把握的科学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必然性因素、规律性因素、整体性因素的全面把握而形成的行动指南。
研究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的哲学思想的历史逻辑，适用的是抽象理解和叙述再现的方式，不仅仅是“历史的方式”，更应是“逻辑的方式”。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从这个理论体系的整体性高度上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客观必然性，并从它“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来考察其构成的每一个要素。在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内容结构上，可以撇开以往旧哲学思想“历史形式”的思维定式和“学术范式”的“学科”干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逻辑上研究和分析习近平哲学思想的内在结构和逻辑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将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概括和阐述为四个层次的内涵，即新时期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是什么、以什么样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方式来审视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任务，探索和回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的理念问题，这是习近平哲学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也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顶层设计，这是习近平哲学思想的第一层面内涵;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目标、任务和战略策略是什么、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达到增强其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等等领域的具体方略，探索和回答的是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内容问题，是习近平哲学思想体系的内在构成和组成要件，这是第二层面内涵;如何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通过什么样的战略布局和总体谋略来实现习近平哲学思想的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四个全面”战略、实施“五大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布局”和“一带一路”战略的理性智慧，探索和回答的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战术和发展路径等问题，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法论哲学，是习近平哲学思想的第三层面内涵;第四个层面的内涵就是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好我们的党，探索和回答的是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障和根本定力问题，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障哲学，第四层面内涵是对前面三个部分内涵的整体保障和全面指引，没有这个层面的保障所有事情都会前功尽弃，或者是半途而废。这四个层面内涵的理性抽象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理论体系。
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是以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践为基本对象的理论体系，探索和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规律和根本方法论问题，它的内在逻辑和理论逻辑是由研究对象的属性和规律决定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系列科学知识和理论观点的有机统一体，必然具有一个明确清晰的问题域或对象范围，这是理论体系科学性的必然要求。理论体系研究的问题域或对象范围具有特定的复杂属性和具体特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为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习近平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所特有的矛盾性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结合的理论体系属性和历史逻辑特征。虽然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是我们党内最具有理论体系和历史逻辑特殊性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是经过了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历史逻辑和具体实践不同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尽管当时其历史背景的斗争很复杂、任务很艰巨、形势很严峻，虽然无法简单类比，但是，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矛盾毕竟没有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斗争那么复杂和多变、那么严峻和残酷，今天，党内的复杂局面和国内深化改革的新挑战，国际上的残酷斗争和复杂多变也远比过去革命时期更加严峻。所以，习近平哲学思想产生和形成的内在逻辑和历史逻辑就是由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现实逻辑和复杂的历史逻辑所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的进程;……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理性抽象的方式或逻辑的方式无非都是历史的方式，因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习近平哲学思想体系就是在按照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理论体系，所以，习近平非常重视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和研究党史、国史，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他指出：“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吸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05页。) 马克思也指出过:“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因此，叙述的方法表现为“综合的过程”，是“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而叙述的方法就是逻辑的方法，只有通过逻辑的方法，才能使研究对象的内在必然性要素合符逻辑地演延和展开。习近平哲学思想正是在“充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各种复杂性和必然性因素的“综合的过程”，“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在哲学思维的行程中再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
(来源：理论网 作者：罗建文 李爱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