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3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已经开始向大国外交“转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开启和中国外交战略转型基于两点：一是当今世界的变化；二是中国自身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自身的变化，正在重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要求中国外交在战略上更加具有国际视野，更加前瞻，更加主动，更具有创造性，即所谓的“战略调整”或“转型”。中国外交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如何实现战略转型的课题，体现出主动引领和塑造大外交战略的总体设计。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开启和中国外交战略转型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当今世界的变化；二是中国自身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自身的变化，正在重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所谓开启大国外交就是顺应国内外的重大变化，提升中国外交的能力和水平。这要求中国外交在战略上更加具有国际视野，更加前瞻，更加主动，更具有创造性，即所谓的“战略调整”或“转型”。2013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已开始逐步体现出这种走向大国外交的“转型”。
一、关于国际格局的转变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这已是人们的共识。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谓的“重大变化”，既是指世界长期的发展变化带来的重大结果，更是强调其发展进程出现一个历史性拐点或急剧的转变。我们目前正处于世界历史性变化的过渡时期，是一个从量的积累进入到质的转变的过程。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催化了这个质变进程。所谓质的变化指的就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大变化。
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即现实主义理论所描绘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即从冷战后的“单极时刻”进入多极时代。这一权力格局的变化影响重大。尽管其他理论学派在解释国际政治现实方面不乏其各自的依据和合理性，但基于国家利益、实力和权力结构的基本分析来讨论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学派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并非因为它在理论上更为正确，而是它对国际政治现实具有更强大的主导认证作用。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对国际政治的主导作用，其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主要依据的外交政策实践，以及强力推行的一整套观念和话语，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基本构成。这也是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之所在。所以，不管我们是否赞同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它不但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人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和感知，进而影响许多国家政府的决策和国际关系的演变。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美苏之间竞争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一夜之间变成美国独步天下的单极格局，在美国“一超”带领下的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主导了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事务。这种戏剧性的历史突变造成的局面，人们也称之为美国的“单极时刻”。在这种单极格局下，21世纪以来美国打了两场战争。其中阿富汗战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合法授权，而伊拉克战争不仅没有安理会决议的支持，还遭到美国盟国的反对。但是美国还是一意孤行地发动了这场战争，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止或制约它。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主导下，试图要把苏联解体造成的单极时刻固化成21世纪美国长期主宰的国际政治格局。一时间，美国似乎可以为所欲为，这成为后冷战时期单极格局的典型特征。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战后国际政治历史性转变，其核心发展进程就是从单极走向多极。所谓过渡时期，也是多极格局开始形成的过程。盛极而衰，历史上的帝国都没有逃脱这样的演变轨迹。“单极时刻”是美国冷战后的鼎盛，而美国对鼎盛的消费也是疯狂的，深陷两场战争的泥潭和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是其始料未及的后果。国际格局演变的加速都是重大事件造成的，2008年是个分水岭。华尔街一手造就的巨大金融泡沫一夜之间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金融危机造成了正反两个方向的事态发展，即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实力地位削弱和新兴经济体实力地位相对提高，而中国则是新兴经济体中主要的代表。美国实力和对国际事务控制力大大削弱，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单极时刻就此终结。更多的力量中心开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世界从单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当下还处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前段，即单极格局的解构过程中。单极结构是权力高度集中，而走向多极结构就是权力由集中变为分散。尽管在多极化进程中，非国家行为体在很多方面的作用在增大，但目前看来，走向多极世界的国际权力格局构成的主体仍将是民族国家，这大致分成两个层次：一是传统的五大力量中心，即美国、俄罗斯、中国、欧洲和日本，再加上另外两个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印度和巴西。二是在地区经济、政治层面出现的一批影响越来越大的国家和国家集团，可以称作“第二层次力量中心”。
地区大国的作用在显著发展，从不同方面利用其优势影响本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治理和危机管控。比如韩国是一种类型，其经济保持多年的高速增长，已在“四小龙”中脱颖而出，成为亚洲第四大经济体。与此同时，韩国历届政府都努力保持了与美国和中国十分密切的全方位关系，使其在东北亚乃至东亚的地区经济、政治和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印尼是另外一种类型，它是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具有传统的政治影响力，经济起飞较晚，但现在却拥有相对有利的比较优势，其雄心是要做东盟的主导大国，在地区事务中占有重要一席。在西亚中东地区，沙特的影响力来自其巨大的石油财富，以及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宗教中心的地位。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沙特要在西亚中东地区称雄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作为另一类型的地区大国，土耳其拥有横跨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理优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意欲以其伊斯兰国家世俗政权的成功典范，成为欧亚之间的经济政治桥梁。近年来在地区问题上土耳其力图有积极作为，扮演独特角色。当然，这些国家内部的发展都存在某些问题，但他们扮演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角色的意向是非常坚定的，这在未来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将成为日益重要的一个维度。
在权力扩散的同时，国家间的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却变得更加密切和相互依赖。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在两极格局时期，两极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的，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界限分明，相互之间的经贸关系极少，没有相互利益捆绑，两极格局的特点以对峙和对抗为主。这种结构特点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冷战形态，对立的政治－军事关系占据双方关系的主导地位，安全问题始终如同不散的阴云笼罩着国际事务。两极格局保持稳定的重要条件是在美苏核武库势均力敌下形成的核威慑。苏联解体后，东方阵营“树倒猢狲散”，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在美国“一超”主导世界的单极时刻，经济扩张成为时代主题，西方资本向全球所有未开发的市场进军，经济全球化有力地推动了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世界日益成为国家间联系紧密的一个整体。
经济全球化促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经济多极化与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与此同时，政治的多极化也在积极发展之中。首先是冷战时期的西方政治－军事同盟体系开始松散化。在北约未来使命的辩论中，欧洲联盟的发展进入快行道，欧元的诞生无疑包含了重大的政治意义。其次，在拥有众多人口的几大新兴经济体崛起进程中，发展模式的多样化逐渐成为令人关注的世界政治经济现象。
单极格局的权力集中基于美国的超强实力和对国际事务的巨大影响力，后者又基于美国对冷战后国际体制的主导地位和对其他国家的压倒性优势。单极格局走向解构首先是因为新兴力量崛起和美国实力地位的削弱（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豪华消费”有关），其次也和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形成深度的相互依赖关系有关。尽管美国依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利益捆绑的全球化时代，其所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制约大大增加。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指出，伴随美国国际地位相对衰落，是权力的相对衰落和影响力与独立性的绝对衰落。
国际格局的核心是权力格局。从格局的解构到建构，要经历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衡和失序，之后再重建平衡和秩序。这几年世界上各种乱象丛生是过渡期的历史性特征。从两极格局到单极格局，解构到建构的过程短暂而简单，因为其过程基本上就是苏联这个超级力量中心的自身和平解体过程，华盛顿乘机与刚刚独揽大权、又热切想与西方亲和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达成和平交易，顺理成章地建立起美国这个超级力量中心主导的单极格局。当前正在发生的格局转换，则是超级力量中心实力削弱，更多力量中心崛起造成的。美国一极集权下的国际平衡从结构上发生了改变，这种平衡不是均势，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结构改变造成的失衡是深层的失衡，失衡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失序，而新的平衡的形成有待于新的权力结构的建立。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但多极世界的权力格局将是何种结构却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不言而喻，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首当其冲者非美国莫属。哈斯将这一权力的扩散和美国国际霸权地位衰落的发展描绘为“无极时代”的到来。他写道：“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看来将是无极秩序：世界不再由一两个或多个国家支配，而是受几十个拥有并运用各种力量的角色控制。这代表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结构型转变。”美国著名政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说：“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完全不同于我们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习惯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
就地缘政治的影响而言，国际格局变化及其带来的问题，在亚洲表现得最为突出。2008年，奥巴马高举“变革”大旗带领民主党赢得大选，新政府肩负两大历史使命：一是重振美国经济，二是重新塑造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结合两大使命为一体，以亚太“再平衡”冠名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调整颇具标志性意义。无论人们对“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过程如何评论，在笔者看来，“再平衡”的提法其实道出了美国外交调整的中心思想，即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战略平衡（单极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美国要想维护其霸权地位，必须做出积极调整，来主导建立能够适应21世纪国际关系深刻变化的新的战略平衡。
在当前国际格局的转变进程中，中国是除了美国之外最受关注的国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是128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诸多国家出口增长最快的主要市场、普遍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之一。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国际上热议的政治经济学问题。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把中国一举推到国际经济政治舞台的中心。毋庸置疑，迅速崛起的中国已成为当前国际格局转变进程中的主要变量和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构建者。
国际格局的转变和中国实力地位的极大提升，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发生显著变化，使中国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
首先是大国关系的变化。坐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变化在于美国对华关系的定位由“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变为“最重要的外交关系”。老大与老二的关系，对双方来讲都是分量最重的外交关系。而对要继续维持其领导地位的美国而言，对中国作为最大潜在挑战者的担心和防范也提高到新的水平。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明显地表现出这方面的调整。
其次是一些周边国家对华心态的变化。中国本身的超大质量决定了其崛起过程的“外部效应”（或称为“外部性”）的巨大，周边国家对此感受最为直接。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不断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利害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与中国有某种竞争关系，或有重要争议问题的国家，利益冲突的一面将更加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采取欢迎的态度，并与之发生互动，形成对中国周边外交更为复杂的挑战。
二、关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中国从来都是一个传统大国，但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大国概念有很大差异。作为在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崛起、与外部世界深度融合的新兴经济体，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中国将在一个多极世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已成为举世关注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外交在国际格局转变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主要使命是如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或者说，外交工作就是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思想就是基于这一核心考虑。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总体上采取低调行事的方针，基本态势是防守型的、反应性的。以“不某某”词语搭配方式来表述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不树敌、不当头、不扛旗、不对抗、不争锋，等等）成为典型的中国特色之一。应当看到，在冷战期间的两极格局和后冷战时期的单极格局下，中国还是一个弱势的发展中大国，处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外围，其采取防守型和反应性的外交，既是出于中国集中精力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基于中国自身实力地位的明智选择。中国过去近40年外交取得的巨大成功，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世界有目共睹。
改革开放以来40年中国外交的成功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准确把握了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根据中国的实力地位和阶段性目标，确立中国外交的战略方针和推进路线。当今国际形势最大的变化是国际格局的转变，多极化加速发展已进入一个由解构到建构的历史过渡时期。中国崛起成为第二大力量中心，并因其继续处在上升期而成为各方最为关注的变量。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关切已经与世界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中国外交的使命还是继续为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那么现在指导其谋篇布局的理念和战略思想则必须提升到与国际秩序建设相关联的高度和全球范围的广度。这就是提出新时期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意义所在。我们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到当前中国大国外交的基本要素。
首先，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要立足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这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地位。从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人均GDP等方面讲，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以传统国际政治分属，中国也把自己放在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行列。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正式“身份”标签，不仅是兼顾经济与政治、国际与国内几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中国传统外交特色。
其次，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要根植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理念”。这是中国的政治旗号，是共产党执政下当代中国追求的国家政治发展模式。与此相对应的是，对外强调公平正义、共同富裕以及和谐世界的理念。和谐世界是建立在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就不可能有和谐。这是中国自身发展要着力实现的目标，也是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取向。强调这一点也十分契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身份和外交中注意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的政治定位。
再次，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从传统文化中要寻求思想和智慧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色。今天的大国外交更要求对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具有启示作用的中国智慧和思想。当然，这绝不是简单地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挖掘能适用于当今需要的某些思想观念，而是真正能抓住那些具有大智慧的思想观念的精髓，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使之成为可以真正因应现今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的思想和智慧。在实践中，中国需要在现代化的自身发展进程中首先实现与体制、机制和能力建设的衔接，然后才能推向世界，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
最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还要继承新中国的外交优良传统”。“优良传统”的说法是中国独特用语，人们经常将之解读为连续性。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一些重要方面保持连续性是长期以来一个受到普遍赞赏的特点。连续性与稳定性相关。但审时度势，根据变化作适时调整更是外交政策的生命力所在。所以，所谓“优良传统”的精髓不是连续性本身，而是支持连续性符合现实和长远需要的“合理性”。王毅外长在文章中明确提到的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包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
中国新时期的大国外交将更加突出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在推进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意味着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但格局转变造成的国际关系失衡与失序，使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历史阶段。王毅外长以《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为标题的文章，充分反映出在中国外交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下所怀有的基本自信和必要谨慎。
三、关于中国外交转型的几点思考
在上述开创新时期大国外交的总体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如何实现战略转型的课题，即能体现主动引领和塑造大外交战略的总体设计。
（一）拿出比以往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
处于有意无意之间的战略模糊是以往中国对外战略的一大特色。一方面，这与中国当时的实力地位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目的是便于避实就虚，辗转腾挪。另一方面，因为客观上我们尚未真正进入大国角色，对此需要进行相关的深入研究。从现在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要求来看，确定中国究竟要什么样的大国外交和如何实现外交经略，其实质就是要求更加清晰的政治设计，这是所谓“顶层设计”的核心。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需要有能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建设。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这样，中国的外交发展进程也基本如此。而这方面恰恰是中国的弱项，因此集中力量，加强对历史与现实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提出适合中国当前外交需要的国际政治指导思想，是中国外交战略转型最大的挑战。
（二）转变观念问题
观念转变就是要站到历史发展前沿来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外交要有两个本体意识：一个是中国本体意识，就是从中国来观察世界；另外一个是世界本体意识，即要从世界来反观中国，站在全球层面看待中国的发展、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当今的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不仅仅指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捆绑，在哲学意义上更指出世界作为一个统一体的深刻道理。合作共赢不仅是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归宿。这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念、思想和智慧可以得到发扬光大。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中国外交上的重要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和而不同”的理念相契合。如何将这种博大、开放的理念变成具有实践价值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思想，是对当代中国领导集团和精英的政治智慧的真正考验。
（三）中国近中期的外交目标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日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崛起大国，实现“中国梦”的外交使命是什么？能否提出某种阶段性的目标？这些都关系到对世界秩序、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的思考，其核心问题包括：如何构建多极格局下的国际秩序；如何在亚太这个多极格局的中心地区构建一个大国共处的稳定关系框架；如何妥善处理中美、中日之间日益凸显的战略竞争等。合作共赢的思想基于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但在各方维护自身利益的激烈博弈中其显得虚无缥缈，突破困境的关键在于确定合理目标并对其有韧性的坚持。
（四）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角色
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需要超越事务层面来思考和构建未来的国际社会。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不仅需要中国拿出更多的物资贡献，还需要提出有价值的思想和学说。要发挥大国的“引领”和“塑造”作用，则要求中国的外交不但是“中国本位”，还要是“世界本位”。只有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形成真正有意义的价值关联。即便带有一定理想主义的色彩，这也应该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具有的思想品位。当然，就现阶段而言，中国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是，面对内部和外部世界远非理想的复杂形势，以坚定的战略导向和政治意志、合理的统筹谋划和强有力的协调操作，有效应对中国快速崛起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外交难题。我们必须明白，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变化的提前到来虽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然而这也是不断学习、适应和提高的过程。
（来源：原载于《国际关系研究》 作者 崔立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