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着清醒的认识。应该说，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随着世界发展大势的变迁和国运盛衰的变化，无论是西方人还是我们自己对中华文明的认识都有很大的变化。当今，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消除内部、外部对中华文明纷繁杂乱的认识，形成对中华文明大致统一的认识，以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华文明更加深入的理解，激发中华民族自身的文明自觉意识，形成对中华文明的思想共识和强大的文明凝聚，这不仅有助于加快中华文明复兴，而且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1.中华文明的世界形象经历了复杂的变化

在西方人的视野里，中华文明的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受到景仰、污损、再次受到肯定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古老的中华文明长期受到西方的景仰。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古老的中华文明在18世纪以前一直领先世界，为人类做着重大贡献。西方学者曾概括指出“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发达、更先进。” 特别是催生西方现代文明的四大发明，受到西方的高度青睐。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曾对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作出这样的评价：“注意一下发明的力量、效能和后果，是很恰当的。这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不清楚的三项发明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项发明已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态，第一种发明表现在学术方面，第二种在战事方面，而第三种在航海方面。从这里又引出了无数的变化，以致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在人类生活中似乎都不及这些机械发明有力量和有影响。”17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初期，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50年间，一直关注着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并收集、保存了大量资料，创作了关于中华文明的大量书信和论著，成为西方全面了解中华文明的第一人，表达了东西方文明相互超越、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欧洲盛行于18世纪的“中国热”，也充分表明，西方对于中华文明的喜爱和推崇。

第二个阶段是中华文明被轻蔑的阶段，也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失落的时期。西方经过启蒙运动之后，工业革命快速发展，西方文明赢得了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优势，在一些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中逐步形成了西方文明中心论。在西方文明自信提升的同时，鸦片战争后，中华文明开始了漫长的被轻蔑的时代，就连马克思在1856年年底至1860年年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评论性文章，也受到了这种氛围的影响。这种被轻蔑的时代在19世纪初达到谷底，之后随着中华民族的政治觉醒，中华文明复兴的意识开始上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中华文明被轻蔑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变。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中华文明的失落，一些中国人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明显的不自信，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中，这一阴影直到现在还挥之不去。

第三个阶段是中华文明重新受到西方的尊重时期。这一时期的起点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大举行。此后一个时期，西方对中华文明复兴明显形成两种声音，一种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负面的声音，一种是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的探讨等理性的声音。这两种声音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西方对中华文明表现出新的重视态度，折射出来的是，面对中华文明的复兴，西方人开始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不自信。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和文明自觉意识明显增强。近年来，我国的文化建设进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进一步提升，西方再次对中华文明形象的尊重与中华民族的这种文明自信意识的大幅提升密不可分。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西方将把更加崇敬和羡慕的目光投向中华文明。

2.中华文明现代复兴的本质是现代性的培养和生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把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内大势。”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不仅指的是当前我国发展的趋势，而且指的是中华文明现代复兴的趋势，同时指的是中华文明现代复兴的本质。中国现代化就是围绕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些根本价值逐步展开的。在这些根本价值中，富强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因此也是最初就确立的现代化目标，其它价值是在富强基础上逐步培养和生长起来的。

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本质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现代性的不断累积和生长。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来看，现代性是社会主义中国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按照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不断走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实践所呈现出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特质，是现代化进程中非传统因素的积累和充盈，是一种持续进步的、不可逆转的、合目的性的发展。现代性的生长和充盈，是现代转型的基调和主线。现代性的核心是源生于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形成的核心价值观。这些核心价值观及其实现形式，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全部内容。从我国现代化的实践来看，现代性主要包括确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的思想观念，建立和完善高效的社会运行管理制度机制，形成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的核心价值体系，等等。现代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实现现代化，追求目标是不断提高和跃升人民群众的现代文明素质和程度。

历史地看，追求富强是现代转型的起点。洋务运动是现代转型的最初尝试，洋务运动追求的价值目标，就是求富求强。富强这一基本价值目标在党的七大上重新确立下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时，把富强作为新中国的基本价值追求，专门论述了富强这一价值追求与其他价值目标的关系，并第一次把发展工业作为实现富强的基本途径，同时强调了实现富强与实现其他价值目标的先后次序问题，即只有首先实现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目标，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创造政治条件，然后才能通过发展工业，实现国家富强。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实现富强目标，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实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再次把实现富强作为首要的目标，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并围绕实现富强目标对现代化进程进行了顶层设计，目的是摆脱贫困、解决温饱，进而达到比较宽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解决富强目标的基础上，逐步拓展现代化建设的纬度，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现代化建设的纬度已经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即富强目标之后，民主、文明、和谐等价值逐步确立起来。中华文明现代复兴，就是基于传统的文明价值，逐步确立和培育这些现代文明价值，并为这些文明价值形成符合实际的现实表达，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进程。

3.中华文明的相对优势呈加速发展态势，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发展

一种文明能够对外部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是因为这种文明在内部经历了长期积淀和稳定生长，并形成了相对于其他文明显著的优势。在当今世界，基于中华文明深厚的积淀而形成的文明的相对优势已经凸显出来，这种相对优势的发展正在呈逐步加速态势，中华文明正在迎来新的辉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通过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形成相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比较优势的指导思想 ，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引领下，当代中华文明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快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从1978年-2012年的30年间，中国GDP以每年接近10%的增长率快速发展，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成为拉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引擎。这种快速发展的结果，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实力，提升了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形成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影响力此长彼消的态势。克里斯托弗?莱恩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差别带来了如下前景：中国可能最终超过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支配力量。……从绝对意义上说，美国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富更强。但是，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如果拿中国和日本的尺度衡量，那么从相对意义上说，美国则比50年前、25年前，甚至10年前弱得多。” 中华文明发展的相对优势显而易见。

中华文明发展的相对优势呈多层次体现，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尊重和承认。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文明的发展不是表面上显示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突进和崛起，而是文明整体性的生长。这种整体性的生长既体现在外在的多样性的文明现象的发展繁荣，又体现在更深层次的制度层面的合理性生长，最根本的是体现在最深层次的价值观层面的培育和生长。应该说，对于这三个层次的文明的发展，人们还有着不同的看法，远没有形成一致的思想认识。譬如，近年来一直流行的“道德滑坡论”、“道德重建论”等认识，就与中华文明当代发展的这种大趋势不相符，也可以说只是看到了道德建设的某些现象，并没有基于文明发展的大势形成对道德建设总体状况的正确判断。当前，对于文明发展状况形成思想共识，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笔者认为，当今中华文明的发展在三个层次上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一是从外在体现看，中华文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的发展得到了举世公认的显著成就。李光耀评价说：“恢复古代的辉煌就是让一个一度伟大的文明再放光彩，中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大国，“今天，中国正在恢复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历史地位，世界一流大国的地位。”

二是从制度层面看，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展开的关于中国模式及中国道路的热烈讨论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中国的社会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具有被实践证明毋庸置疑的正确性，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不仅保证了社会在深刻变革和转型时期发展的高效率而且保证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是西方标榜的民主制度无法想象和无法企及的。应该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制度展开热烈讨论并更多地趋向认同的过程，是与对西方民主制度带来的低效率、社会发展的缓慢以及社会治理某种程度的混乱的反思和批判同时展开的，现实证明并启迪国际社会，中国模式是正确的和成功的，中国正在创造新的制度文明。 几乎同时，国内学者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催生一种新的人类文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把原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继承了下来，又引进了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把两个社会形态优秀的制度结合起来，将会对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三是从价值观层面看，中华文明的发展牢牢把握了国内价值追求与国际价值追求的统一性，实现了加快国内发展与推动世界发展的双重目标。就国内价值追求来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最根本的价值目标，就国际价值追求来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最根本的价值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把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大势，善于把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内大势。”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华文明正是在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正确认识和积极顺应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做到了国内发展顺应世界大势、以国内发展推动世界发展，既在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势中把握中国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在中国改革发展、和平发展、开放发展中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既申明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又引领和要求其他国家也走和平发展道路。应该说，推动当代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譬如构建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等等，都是基于对国际国内价值追求统一性的深刻把握。从价值层面对于世界发展大势与中国发展大势的深刻认识，决定了当今中华文明的发展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潮流，既脚踏实地又高瞻远瞩，既符合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又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不到40年的时间，中华文明在世界人民赞许和称奇的关注中再次荣光绽放。世界人民正在共同见证中华民族日益增强的文明自信和文明自觉中，期待中华文明复兴与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曙光。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 公茂虹 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