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经过几年的恢复，全球经济再平衡取得一定进展，新技术新产业加快孕育,一些新迹象、新趋势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然而，结构性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型仍低于预期。当前，全球经济仍处在政府债务危机的后期，短期趋稳态势的可持续性，仍面临政策退出的严峻考验。
世界经济调整尚未迈出决定性步伐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预计危机发展可能呈现三个阶段性特征，即私人部门危机、政府部门债务危机、货币或货币体系危机。目前看，世界经济总体处在第二阶段后期，向第三阶段演变的风险尚不能排除。当私人部门发生危机、金融市场动荡时，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干预，大规模财政刺激和注入货币，使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问题暂时转变为政府资产负债表问题。原本就高企的政府负债，在大规模刺激后迅速恶化，继而爆发政府债务危机。
    要消减政府债务，一种途径是通过私人部门实质性好转，经济效益改善，带动经济增长和政府收入提高；另一种是通过大规模增发货币，以债务货币化或通胀方式实现。当前实体经济调整的成效不明显，各主要经济体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第二种途径。然而，长时期超低利率和大规模货币投放，终究不可持续，且负面效应日益凸显，泡沫化、恶性通胀和货币危机的风险在逐步积累。世界经济，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到了刺激性政策退出的关键时点，但由于实质性结构调整进展缓慢，退出的方式、时间和节奏的选择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产生的冲击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增长格局出现新变化，相对实力调整方向不变
    世界经济增长由“双速增长”格局逐渐向低速增长收敛。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中国强有力的政策刺激，及其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带动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而发达经济体则总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呈现双速增长格局。随着近几年的调整，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实体经济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投资和消费信心有所回升，带动经济逐渐走出衰退并出现小幅回升。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则因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自身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速明显回落。
    即便如此，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发展中国家相对力量上升态势并未逆转。在危机爆发前的2004年-2008年，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已经低于发展中国家（44%∶56%）。在危机爆发后的2008-2012年，二者的差距扩大至13%∶87%。相应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之比，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4∶1变为目前的约2∶1。受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的拖累，近两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所放慢，但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2008年以来，中国已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2012年中国的GDP占全球11.5%。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大幅提高，在国际上受关注的程度空前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也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
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加快
    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反思过度追求经济服务化、虚拟化的教训，纷纷推出“再制造”战略，试图在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价值环节上提高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新兴经济体则通过产业升级和对外直接投资，延伸、扩展产业链，从而突破传统国际产业分工对发展空间的约束。全球价值链重构在推动国际市场竞争的同时,也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区域利益融合。价值链重构带来市场竞争和动荡，促使各国争相加入或发起新的自由贸易安排，在寻求稳定和长期市场空间的同时，培育区域间组合比较优势。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东盟推进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将对亚太地区一体化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酝酿中的美欧自贸区、日欧自贸区，可能在发达经济体之间形成紧密联系，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拓展。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态势，对我国如何根据竞争优势和发展需要，发起倡议和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全球产业呈现出“再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
    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发展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不容低估，一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形成，可能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也将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其一，各国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美国先后发布《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制造业显露复苏迹象。英国2011年投资4500万英镑支持九个创新制造中心建设。法国提出工业占欧盟工业附加值的比重，从2010的13%增至2015年的15%。巴西、印度也于2011年公布了《工业强国计划》、《国家制造业政策》。其二，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加快孕育中。物联网、大数据、工业机器人、3D打印以及生物、材料、节能环保等技术创新将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兴起，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2013年初，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旨在通过智能制造，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美国提出，要发展先进的信息技术生态系统，并通过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数字化制造重塑制造业竞争力。其三，新能源成为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页岩气和页岩油开采技术的突破与大规模应用，给美国带来了能源价格“洼地”、制造业复兴等诸多好处，也对国际能源格局构成冲击，为美国全球战略布局提供了巨大空间。可再生能源取得重要进展。丹麦2011年风电发电占本国总用电量的28.5%，德国2012年上半年光伏发电占全国发电的4.5%。
全球化深入推进与宏观政策各自为阵的冲突进一步凸显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为了共渡难关，曾及时搭建了G20平台，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反危机措施，对于全球经济走出危机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形势渐趋稳定之后，各国进行政策协调的意愿明显降低，各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仅从本国利益出发，基本不考虑国内政策的外溢效应。例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均实行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在初期的确起到了缓解危机的作用，但长期实行后，造成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上升，短期资本流动大幅增加，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剧烈波动等。这些都对新兴经济体乃至全球的宏观经济稳定构成了新的威胁。
    综合而言，政策退出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关节点。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过于迟缓，则向新一轮泡沫或货币危机发展的风险将加大。如果政策退出过于激进，则可能会引发需求不足导致的衰退。然而，决定性的因素仍是结构改革的进展，如果新产业新技术发展能产生足够推动力，同时发达经济体高福利体系的调整、政府债务的消减、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加能迈出实质步伐，那么世界经济有望从根本意义上走出危机，重新出发。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作者 刘世锦 余斌 陈昌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