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现代中国从这里开始

如果从历史的前溯和后延去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七大”是中共为走向全国胜利做好准备的标志，而“八大”是中共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可以说，那时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值年富力强，加上长期斗争所炼就的意志和积累的经验，使他们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作出了清醒而正确的判断。中国共产党挟建国之威仅用了7年时间，就将一个谁见了都会泄气的烂摊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戴，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
   1957年，在共和国的记忆里，始终是一个沉重的年份，也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岁月。这一年的春天，中国的政治气温本来不错。此时，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又明确要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从波兰、匈牙利党执政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危害，他认为这一事件也是对我党的一个警钟，必须对全党不失时机地进行一次党性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进行整风。整风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已是轻车熟路。按照“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会收效”的开门整风精神，在各种座谈会上，为响应党的号召，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大鸣大放，无拘无束。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很快令人不安，极少数人在言论中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攻击。一时间，鱼龙混杂，党内不少人开始感到忧虑。这时毛泽东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估计，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并且把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整风运动转变成为反右派斗争。在这场反右派运动中，有50多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反右出现了扩大化倾向。
从1957年冬开始，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发生了重大的失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党本来希望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但结果却恰恰相反。由于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导致国民经济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后果如此严重，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所始料不及的。1958年秋冬之间，逐渐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他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他多次发出警告：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可能。
但1959年庐山再起风云，彭德怀的一封信遭到毛泽东的误解，使会议的主题由纠“左”变成了反右，琴弦再次被拉紧了。面对严重的困难，毛泽东意识到：我们搞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要找出规律。1960年，他写下《十年总结》，承认“大跃进”出现的问题，是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决心调查研究，纠正错误。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开始了。所以1961年有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消援助；严重的自然灾害交织在一起。在危难和挑战面前，最能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正是在60年代前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艰苦创业、英雄辈出的年代。大庆人、大寨人、红旗渠、雷锋、焦裕禄……在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同时，经过初步调整，到1962年初，恶化的经济形势有了好转，但困难仍然十分严峻。这时候，中央对经济调整工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七千人大会之后，1962年5月，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1962年的调整计划，这个计划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
当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庄严宣告：“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那时起，“四个现代化”成了家喻户晓并为之鼓舞的口号。遗憾的是，这个宏伟的历史任务却由于“文化大革命”风暴的来临，而没能按计划付诸实施。
   196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走出了低谷，随着经济的不断好转，毛泽东也一天比一天焦虑。早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这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1963年秋季以后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我们党内也已经出现修正主义。“四清”、“五反”被视为国内反修防修、挖修正主义根子的一个重大战略措施。1964年底到1965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过火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在江青的主持下，文化部门、文艺单位和全国报刊上，对《李慧娘》、《谢瑶环》等许多戏曲，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许多电影，对许多文艺理论观点，公开进行政治批判。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一个更大的错误批判的浪潮更猛烈地掀了起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从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二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这些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思考讨论

1. 从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十年，我党在社会主义探索中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2．从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过程中发生了失误。结合案例谈谈，这种“失误”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认识这些“失误”？

案例2  2005：中国改革亮点频频

   2005年的中国经济，亮点频频：宏观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所提高，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当前的大好形势，一方面来自宏观调控的政策作用，另一方面得益于农村税费、国企、金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不断取得突破。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造福百姓。盘点2005年改革攻坚年的成果，折射出中国经济的走势，更使人们对新的一年倍添信心。

宏观调控：让百姓分享发展成果

   2005年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平稳”、“协调”，是2005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词。
   2005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06275亿元，同比增长9.4%；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高增长”、“低通胀”，这一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在2005年成为可喜的现实。乐业是民生之本，高增长为人们保住了更多的“饭碗”。低通胀，则意味着大家口袋里的钱比较“值钱”，同样的钱可以享受到与上一年相似的生活品质。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粮价短期平稳，一度“疯狂”上扬的房价涨幅也有所回落。一系列旨在稳定价格的调控政策出台，有效抑制了房价涨幅，房地产市场正朝着遏制市场泡沫、引导合理消费、稳定房价的预期目标发展，更多人的“安居梦”可能早日实现。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2005年前三季度，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9.8%，高于经济增长率；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更是高达11.5%。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促进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活跃，出现了多年少有的城乡市场全面走旺的局面。
良好的经济运行得益于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2005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坚持实施“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适度微调，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农村改革：税费改革挺进纵深，新农村建设昂然起航

   2005年物价稳定，粮价稳定是主因。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农民为全年价格总水平稳定支付了相当的“代价”。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又吞噬了农民一大块收入。对此，相关部门一直在寻找解决之道，以保证农民从农村税费改革中获得的利益不致“缩水”。
围绕农民增收这条红线，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据统计，2005年以来，国家出台了进一步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的政策，如加大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减免力度，着力建立为农民减负的长效机制。仅减免农业税、取消特产税一项，就减轻农民负担233亿元。中央在29个省份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资金总额达112亿元，6亿农民因此受益。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报告显示，2005年农民收入稳定增加，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也得到较好的解决，农民务工收入呈现较快增长。2005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450元，实际增长11.5%，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
农民收入增幅的提高，促进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活跃，城乡消费市场增速差距进一步缩小。前几年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一热一冷的局面有所改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05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有所改善。
到目前为止，已经明确免征农业税的省份从去年的8个，扩大到2005年的28个。河北、山东、云南三省也有210个县(市)免征农业税，享受免征农业税实惠的农民达到了8亿人。全面取消农业税后的县、乡两级政府职能转变已是一个需要解决和正在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试点正在稳步展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继续推进，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步伐加快。
破解中国粮食生产和粮农收入波动问题任务迫切。挑战，来自于中国粮食生产稳定和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的长效机制仍然“缺位”。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有从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出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前农村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包括农村的交通、通讯、自来水、农田水利设施等；二是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广大农民迫切需要统筹城乡发展，迫切需要公共财政“阳光”的普照。值得期待的是，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亮丽开篇，农民将切实感受到生活中令人惊喜的变化。

金融改革：“破冰之旅”启程

   2005年金融领域一系列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到市场和社会稳定的改革次第登场：股权分置改革将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开始实行，并在国内外引起积极反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意义重大。
   2005年，被称为“中国股市改革年”。就在这一年，搁置已久的股权分置改革进入关键阶段。以此为代表，管理层频出“新政”，相关政策措施密集入市，意在重振市场信心。当前中国证券市场正处在重要的转折中。尽管大盘颓势依旧，广大股民“解套”的迫切期望一时难以实现，但股市改革总体而言进展顺利，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逐步展开，目前已推出10多批数百家上市公司进行试点，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权威部门人士表示，目前“股改”正集中推进，将力促投资者对“股改”在总量、时间、价格等方面形成稳定预期。新修订的证券法、公司法的颁布实行，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保护，明确了发展资本市场的具体框架。
国家的金融安全与每个百姓息息相关。距离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入世承诺还有仅仅一年的时间，银行改革已经步入最后关口。这一年银行改革紧锣密鼓进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引入各自的战略投资者，中国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工作启动，交通银行成为中国首家在境外公开上市的商业银行。

个税改革：纳税人受益280亿元

   2005年的个税调整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方案最终确定为将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扣除标准从现行的每月800元提高到1600元。扣除标准提高后，从纳税额的角度看，中低收入人群获益较多。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政府财政每年将因此减收28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家让利给了纳税人。
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涉及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合理调节，直接关系广大工薪收入者的切身利益。预计，国家将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待税收征管条件成熟后，有望全面修订个人所得税法。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上反映比较强烈的低收入阶层税收负担比较重的问题，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

思考讨论

1．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2005年是改革年，是改革攻坚年。结合案例分析这句话有何深刻含义？
2．近几年来，国内外有关反思中国改革的文章时常见诸报端，一场关于反思中国改革、如何反思改革的争论正在兴起。谈一谈你是如何理解中国的改革的，我们应该如何反思中国的改革？

案例3   小岗村怎么落后了？

    20多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以“包产到户”一举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进典型，小岗村从此进入世人关注的视野。

昔日辉煌今不再

安徽凤阳水泥总厂高允连代表回忆起当年小岗村的辉煌，仍有些兴奋。他说，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被判“现行反革命”的风险，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了“大包干”，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搞联产承包，农民交足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大包干”1979年就见成效，粮食总产量6.6万公斤，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1980年，小岗村产粮6.95万公斤，1997年增至38万公斤。全村年人均纯收入分别由原来的22元猛增到1997年的1300元。高允连代表说，应该肯定，“大包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而今，小岗村发展怎样了？据小岗村原村主任严宏昌介绍，总人口仅为420人的小岗村，现在年人均收入只有2000余元，有30多人常年外出打工，60%的村民负有外债。小岗村的发展水平甚至连相邻的韩赵村和小严村都比不上。
另外一个可以对比的事实是：20多年前，当小岗村人因率先在全国打响“大包干”第一炮而震惊世界的时候，江苏长江村在中国改革的长卷中还未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如今，小岗村居然成了长江村的扶贫对象。

小岗离小康有多远

小岗村为什么落后了？小岗村该怎样发展？小岗村离小康还有多远？
安徽省委党校姜彦秋代表认为，小岗村“大包干”开先河，1980年后声誉鹊起，来村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新生事物受到更多的关注，上级投入增加，在短时间里形成非常繁荣的局面。
据记者了解，上个世纪90年代，这18户村民得到上级政府的扶持，当地政府免费为这18户村民每家安装了一部电话，无偿赠送给他们每户一头母猪，还为他们免费修建家用沼气池。当地政府帮助小岗村村民建房，“多的补助5000元，少的也有1000元”。
姜彦秋代表说，小岗村成名后，各地来参观访问的人员常年不断，村干部经常要应对各种“场面上的事”。前几任村领导班子没有保持头脑的清醒，有的村干部见到记者和领导喜欢吹牛。村干部接待任务重，不能集中精力谋发展，村干部组织向心力差，导致村民人心涣散，以致于小岗村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没有及时有效地抓住经济发展的机遇。
另外，小岗村由于受到较多关注，上级投入资金较多，使小岗村有了依赖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政府扶持的期待上。但不少人认为，扶持只能救急，发展还得靠自己，只有依靠自己的造血功能，才能建设现代化新农村。
姜彦秋代表说，小岗村的发展并非特例，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安徽省最早出了小飞虎农用汽车和VCD，但由于科研发展没有后劲，后来也无疾而终。
安徽省工商联常务副会长杨振斌代表说，小岗村改革虽然走在前面，但后续发展没有跟上，发展缺乏新思路，躺在原来的成绩上，内耗力量大，依靠上面的保护，久而久之，跟不上形势，就要落后。他说，在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道路上，小岗村的发展受到观念、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制约。要看到，小岗是靠农业起步的，至今还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种粮难创收的今天，单纯依赖有限的土地资源很难实现二次飞跃。另外，村民们普遍有依赖思想，老是想靠政府扶持，这些年来小富即安，没有什么积累，自然难保温饱。
小岗村该怎样发展？高允连代表说，小岗村尽管目前还处在温饱线上，但是“小岗村”知名度高，具有无形资产价值，应该经营好小岗村这个品牌。去年底，小岗村与江苏长江润发集团、张家港市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滁州绿丰公司、通力集团签订协议合作成立小岗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愿小岗村抓住发展机遇，打好“小岗村”无形资产这张牌。

思考讨论

1．20多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以“包产到户”一举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进典型。目前，小岗村发展怎样了？
2．“一年跨过温饱线，20年没过发展槛”成为小岗村的真实写照。小岗村“昔日辉煌不再”的状况揭示了怎样的道理？

案例4   贫富鸿沟挑战中国

以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为标志，中国开始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起点，既可能成为加快发展的“黄金发展时期”，也可能因为对各种矛盾处理不当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凸现时期”。其中，收入差距问题是这个发展阶段的一个重大的社会矛盾。但另一方面，世界一些国家在这一发展阶段的经验表明，这一阶段，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不同资源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且随着收入的提高以及差距的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

1．基尼系数亮起“红灯”

在北京，一桌满汉全席标价36万多元，其中一瓶酒的价格是3.2万多元。同样在北京，2003年1-8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市民，每月可以领到的低保金月人均标准是233元，这个标准在全国是较高的，2003年全国城市人均最低生活保障金约为56元。
  36万元与56元之间，其商约为6429。也就是说，一桌满汉全席吃掉的是6429个城市贫民一个月的生活费。当然，这是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
   2003年财政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了1.62倍。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居民之间收入差异程度的重要指针。其经济含义是：在居民收入中不平均分配的部分占全部居民收入的比重。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居民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居民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对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各部分、各研究机构测试出的结果不尽相同，低的为0.43左右，高的甚至超过0.5。

2．贫富分化新特点

近年来我国贫富分化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是从总体上看，分化程度上升，但上升的速度比90年代中期减缓些。最富有的20%人口占收入的53%-56%，20世纪90年代初为48%左右；最穷的20%人口只占总收入的2%-4%左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5%-7%。
二是财产的集中程度高。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38%-40%的财富，若缩小人口比例，财富占有的比例进一步提高，最富有的5%的人口占财富的25%-30%。
三是区域间分化严重。2002年，按2000年的价格标准，西部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东部3省（广东、江苏、浙江）低367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低2511元。
四是城乡分化达到历史最高期。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3.7-3.9倍。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分化严重，尤其是农村内部的分化是彻底的，调控手段和调控能力严重缺乏。
五是从总的社会结构看，中国的金字塔社会没有改观。农村的贫穷解决不了，金字塔社会就存在。中国社会是一个中间阶层严重欠缺的社会，中间阶层只在少数大城市存在，这还不能把外来人口计算在内。
六是非正规就业是中下层就业的主要形式，在7.1 -7.2亿的劳动人口中，只有大约近2亿人进入正规就业体系，但现行政策却往往是打击非正规就业的。

3．“仇蠹”心结

如果说由单纯市场作用导致的贫富差距还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并可以通过再分配进行调节，那么另一些 “致富”手段就有所不同了。
一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发了一通有关贫富分化的牢骚：“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话没错，可你看看有些富起来的是什么人？有权有势的，或是巴结权力、贿赂权力富起来的！”但如果是凭真本事富起来的呢？他的回答十分干脆，“那咱没得说！”
有人曾用一句“不是仇富，是仇蠹”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专家们眼中，在各种导致贫富差距的因素中，尤以腐败和非法致富最“令人憎恨”，也最容易引发社会危机。
可见，在导致贫富分化的几个因素当中，腐败是导致群众不满、激发矛盾的最主要因素。他认为，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4．关注老百姓的承受力

就中国的状况而言，老百姓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目前还难以判断。一方面，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历史上中华文化中的“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一直很强，因此，目前的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很大的压力了。另一方面，与改革前相比，老百姓承受压力的能力也确实大大增强，对于贫富差距显示出了相当高的容忍度。如果我国今后十几年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发展下去的话，那将会超过我国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将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像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曾经于20世纪60-70年代取得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由于城乡差距急剧扩大，规模最大的农民阶层利益受到损害，普遍处于贫困状态，而少数权势阶层则大发横财，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乃至引起社会动荡和暴力。
中国千万不能走这条路，经济与社会一定要协调发展。2003年最大的成就是，党中央提出和实现了发展观的转变。

思考讨论

1.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中国人民面前铺就了一条越走越宽的道路，你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了解多少？
2.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突破陈规、骇世惊俗地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你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如何看待中国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
3.先富政策迅速带来社会财富总体暴增，却使公平与效率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几家欢乐、几家愁。结合案例谈谈应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既能使广大群众普遍受益，又能保持发展的良好势头？

案例5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收购”

下列中国企业收购外国企业的事件，件件是“大新闻”：联想———美国IBM个人电脑业务；中海油———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TCL———法国汤姆森公司；海尔———美国美泰公司。
这仅是近一两年发生的比较重大的中国企业海外收购事件，在此之前，首钢曾因收购巴西的铁矿和当地钢铁公司而一举惊世。眼下，国际舆论已经不再惊讶“中国收购”，而是议论纷纷，甚至渲染气氛，刻意把中国资本输出行为说成“洪水猛兽”。资本输出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在全世界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凭什么对中国“初出茅庐”的举动大惊小怪呢？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收购”，从“三来一补”内线作战到资本输出外线作战，即使经济外行人士也不难看出其中的战略性变化。外国人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也没想到这一战略转轨来得这样快。现在外国人也在琢磨，我们自己也不乏忧虑。这一步是否迈得太快了，风险考虑是否充分了？中国资本全面出击时机是否成熟了？
应该承认，至少从经验上看，我们是严重不足的。海外收购行为要比在国内“三来一补”或深度的合资合作复杂得多，涉及的法律都是我们不熟悉的，加上“人生地不熟”，很可能会“水土不服”。首钢在巴西的首例收购就曾遇险无数。其次，我们“财力”不足，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不仅财力雄厚，而且结构合理，各方面人才，经验都很丰富，尤其在管理和技术两大因素上优势尽占。而我国公司，即使如中石油、联通，中国工商银行这些可以在世界500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型公司，在管理和技术上都有明显的薄弱环节和劣势。我们收购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司，其中“奥妙”之一，正是以有形资本换取其经验，管理和技术等无形资本。这正是我们的资本输出与当年西方的资本输出本质上不同的一面。因此，一个巨大的风险蕴藏其中：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人才和能力调教好“海外媳妇”？从目前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看，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因此，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还不到火候。
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迈出了这一步。这是“破冰之旅”，是积累经验、培养人才，锻炼队伍的开始。失败和教训都是难免的，但这一过程完全可以比西方国家当年资本输出少走许多弯路。一是WTO时代，为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走向世界”铺就了黄金大道。国际经济秩序和环境比20世纪、19世纪、18世纪强100倍。我们只要尽快学会、用好WTO的相关游戏规则就行了；二是我们具备发展中国家低成本起步的诸多优势。当前，全世界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加速进行，传统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轨的速度加快，为“中国收购”创造了极好的历史契机；三是我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大大提高，外汇储备极为雄厚，是“中国收购”的最大“担保”。四是我国企业在与外商合资、合作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多年的反倾销作战也使我们认识到单靠国内市场是难以做大做强，更难以追赶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综上所述，“中国收购”利大于弊。当“中国收购”逐渐被国际普遍认可，接受并欢迎的时候，中国的国际形象才会全面正面地树立起来，中国的现代化才名符其实，中国的对外开放才算彻底实现，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称得上完美、成熟。

思考讨论

1．近几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断的加速，海外并购加速的原因是什么?
2．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收购”说明了什么?

案例6  “入世”其实很简单

2001年11月10日，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国入世的决定；11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并递交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批准书；30天后，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入世了──终于入世了。15年坎坷之路怎样走过，入世究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该怎样应对入世？参加了13年的复关/入世谈判，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秘书刘光溪博士，日前应邀回家乡与各界人士座谈，畅所欲言，袒露心迹……
入世谈判再一次表明：弱国无外交
   “中国入世谈判耗时之长，谈判之艰难，创造了世界之最，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如此遭遇。”这是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感慨。
入世，在世贸组织协定中，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刘光溪顺口就背了出来：“任何国家或在处理其对外贸易关系及本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规定的其他事项方面有完全自主权的单独关税区，可按它与WTO成员协定的条件，加入本协定。此加入适用于本协定及所附的多边贸易协定。”
那么，为什么耗去了我们15年的时间?“艰难的入世谈判再一次表明：弱国无外交，实力决定一切。”刘光溪非常激动地说，“1978年，我国进出口只有250亿美元，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0部出口大片。去年达到5000亿美元，也仍然是小弟弟。我们自己的腰杆子不硬，哪里有更多的发言权？所以，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把经济搞上去，国家和民族强大了，世界上谁还敢对中国呲牙?”
刘光溪介绍说，1987年10月至1989年5月期间，谈判进行得还是相当顺利的。5月25日至28日，中美经过双边磋商，就5个问题达成了共识。第一是复关，美国人说，叫复关可以，叫重返也行。第二是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予以承认。第三是进行价格改革，我们当时已经作了承诺。第四是关税减让谈判。第五是选择性的保障条款。美国代表团团长承诺，回国后即致函布什总统，修改1974年《贸易法》中的402条款，即针对共产党国家的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的审议问题。年内，中美两国即可望看到中国复关。第一缕曙光初现，中国代表团成员们欣喜若狂。
但是不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开始了对华的经济制裁，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拖延与中国的复关谈判。从这年12月的第8次中国复关工作组会议，直到1999年9月13日，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奥克兰会议上见面，双方才终于达成新的共识。刘光溪说：“我最痛彻肺腑的一点是：入世谈判，名义上是一场贸易谈判，实际上具有诸多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谈判的顺利成功与否，取决于两国政治、经济和大的国际形势。要取得‘双赢’，中国的综合实力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我们越来越强的综合实力，很难说入世谈判现在还是个什么样子。”
入世谈判是中西方思维、理念、体制大碰撞
整个谈判过程，刘光溪感受颇深的另一点是中西方思维、理念、体制等方面的巨大碰撞。“最大的碰撞表现在两方面8个字，”刘光溪扳着手指说，“市场经济、市场开放。”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形成的特有体制，西方国家对我们的“中国特色”根本摸不着头脑，甚至在语言交流上都有障碍：单词很清楚，合起来就模糊。主要的谈判方美、日、加拿大等国，提出了几千个问题，形形色色，什么都有。比如，什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外汇流程、利税分流?中国为什么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等等。
很流利地翻译过去，对方却一脸茫然。一名WTO官员摊开双手苦笑道：“刘先生，我很佩服你的口才。但是你的话没用，我们听不懂。我们就要你一句话：中国究竟搞不搞市场经济？”这是当时一个谁也不敢趟的“雷区”。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方代表才敢于宣布：以后不要再审议我们了!中国搞的是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要完善，兼顾社会发展和公平，消除两极分化。“话一讲完，谈判的气氛马上为之一变。”刘光溪苦涩地笑道，“花了6年的时间，我们终于解释清了4个字：市场经济。”
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随之而来的还有4个字：市场开放。刘光溪说：“当时，中国的平均关税高达46%以上，哪个国家有如此之高？还有一些很宏观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怎么改，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怎么按市场经济操作，政府职能怎么转变?等等。1999年11月，中国刚刚转入入世谈判，美国人就列出了一张中国入世的‘路线图’，有30多项内容。单从这些条件上看，中国绝对入不了世。”
入世首先要改革政府管理、国有企业、司法制度
   “入世谈判的巨大碰撞，使我们看到了与世界经济的巨大差距。”刘光溪一言中的，“这种差距，实际上要害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行业垄断、不合规则的政策和官商勾结这三大害。当务之急是三个层面的改革：一是政府管理，减少干预，强化服务。二是国有企业，要按市场规律解决深层次问题。三是司法制度，要使立法、执法体系更加透明、稳定。”
刘光溪认为：“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我在1998年3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政府入世，首先要观念入世，官员的脑子要洗一洗，真正与WTO的原则接轨。原来不到位的要到位，越了位的要还位，错了位的要正位。这一点非常重要。官员不是企业家，不要有企业家的头脑，要有官员的头脑。”
政府的职能为什么难以转变?刘光溪认为，根本原因是庞大的国有企业支撑着我们的上层建筑，人都是国家的，包括各种行业协会都成了“二级婆婆”，半个政府性质。这种局面要改变，政府与企业要各归其位，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最大的职能转变。“现在的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不合理、不科学。有很多地方单纯看官员的招商引资数目、‘形象工程’建设，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乱铺摊子乱上项目。一方面层层加码马到成功，另一方面级级掺水水到渠成。结果，所谓的政绩有了，企业却完了。企业都死了，政府还能活吗?
   “同样，企业家也不要成为官员。官员管了很多企业家应该管的事，企业家也做了很多官员才应该做的事。企业家与政府、与官员太密切不好，真正企业家不是靠标签贴出来的，不是靠政府表扬出来的，而是市场经济承认的。”刘光溪劝告企业家，“不要迷信什么级别，你的价值不在那个虚的级别上！摩托罗拉的老总什么级别？张瑞敏什么级别？‘入世’就是‘入市’，入的是市场经济。要多研究市场，少研究官员。不要老盯着政府，老粘着官员。入世就是给了你一个舞台，让你有了演出的资格，至于你演京剧还是越剧，是满堂彩还是被轰下台，全靠自己扑腾。

有出息的青年不要做什么“通才”

    “对外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对欧美开放。加快吸收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非常迫切。微观经济的创新要走捷径，大胆‘拿来’，以资本主义200多年的发展经验为我所用。”
刘光溪分析说，东西方的文化底蕴的确不同，黄土文明与蓝色文明是两种模式。我们的文明过于大一统、超稳定，包容性太强。其他的文明，比如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等等，都演化成为新的文明，而我们的文明一直没有大的嬗变。现在的冲突不是悲剧，是一种进步，所有的文明都是属于全人类的，仅有黄土文明是不足够的。
谈到文明的进步，刘光溪认为，中国应该尽快由“官本位”转入“人本位”，真正的以人为本，特别要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承问题。
   “有出息的青年才俊，包括企业家，不要赶时髦去做什么复合型的通才，通才就是‘万金油’，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要做社会最欢迎的‘三专’人才，通过专心致志地研究，形成自己的专业特长，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尤其不要心比天高，现在的一个冷门专业、小产业，十年几十年后，可能就是一个热门专业、大产业。”

思考讨论

  1．“入世，在世贸组织协定中，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为什么耗去了中国15年的时间？
2．刘光溪认为，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联系实际说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政府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案例7  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一团糟

   2004年，圣诞节过后两天，我们把“中国”从家里踢了出去。当然，我们并非把这个国家踢出去，而是不再使用一些标明“中国制造”的塑料、金属和木制产品。我们保留已经拥有的“中国制造”的产品，而不再购进任何新产品。
这种驱逐行动不是中国的错。我们生活中充斥着来自中国的各种东西——玩具、小玩意和10美元一双的童鞋。有时，我也担心流失到海外的就业机会或者有关侵犯人权的报道，但价格最终总是战胜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根本无法拒绝中国出售的产品。
但是，去年在那个黑色的星期一，当我坐在沙发上，环顾节日过后的满地狼藉时，一种不安慢慢涌上心头。直到那一刻，我才注意到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中国正在占领这个地方。
桌子上的电视机、门边的一堆网球鞋、圣诞树上的彩灯、地板上的洋娃娃，屋里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产品。我起身离开沙发，迅速进行了一次盘点，把所有的礼物分成了两大类———中国制造的和非中国制造的。最后的统计结果是：中国产品25件，非中国产品14件。我意识到圣诞节已经成了中国人制造的节日。突然，我觉得够了。我想把“中国”关在门外。经过略施小计和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我把丈夫也争取过来。于是，1月1日，我家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抵制中国产品的活动。这个想法并非为了惩罚中国，它根本不会感觉到我们的抗议带来的这点微乎其微的影响。而且，我们也不会欺骗自己，认为我们把一个就业机会还给了俄亥俄州或者佐治亚州的某家公司。我们把中国拒之门外是因为想衡量一下，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渗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想知道放弃使用中国产品到底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以及会带来多少不便。
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儿子的网球鞋已经小得无法再穿了。给他买一双新鞋搞得我疲惫不堪。经过两周的奔波后，我终于受不了了，花60美元给他买了一双从意大利进口的运动鞋。这笔钱花得让我有点心疼，因为这个价钱对于一双童鞋来说似乎有点奢侈。但我很快就习惯了这种感觉。几周后，我又花了60美元给我们蹒跚学步的小女儿买了一双得克萨斯州制造的鞋子。
随后，我们在许多小事上遇到了麻烦。为了给丈夫的生日蛋糕买蜡烛，我开车去了6家杂货店都没有买到，最终不得不用在厨房里找到的一盒落满灰尘的蜡烛将就。我家的一个旧抽屉从1月起就拉不开了。我丈夫在“家得宝”发现了修抽屉用的工具，但当他发现这个工具也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后，就又把它放回了货架上。
家里的搅拌器和电视机坏了，这也带来了小小的危机。我们还不得不用起了旧式的捕鼠器，因为新式的也是中国制造的。
避开中国制造的玩具更是一件令人难以应付的事。春天，我们4岁的儿子发起了一次反抵制行动，坚决支持“中国的东西”。儿子一直是一个重友情的人，但是最终他厌倦了总把丹麦生产的“乐高”玩具送给朋友作为生日礼物。10月的一天早晨，我们去百货公司购物的时候，他突然喜欢上了一个电动的紫色南瓜玩具。儿子哭着说：“我们都多久不用中国的东西了。”他为此纠缠了我一天。第二天早晨，我又开车带他去百货公司，让他用自己生日时得到的钱去买那个南瓜玩具。
我不知道12月31日我家的抵制行动正式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一团糟。我发现，中国并没有控制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地方，但如果你看看百货公司玩具部的盒子下面，我保证你还是会大吃一惊的。
经过一年没有中国的日子后，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中国你也可以活下去，但是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代价会越来越大。以后10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

思考讨论

1．美国人感叹：“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一团糟”。这句话有何深刻含义？
2．结合本案例，谈一谈中国该如何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供稿：卫晓溪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