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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日期:2013-11-02 01:15:17   发布人:管理员   审核人:   点击:

案例1  道路探索50年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一刻也没有停止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即使是在发生严重失误的岁月里也是如此。那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复杂情况,正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踏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艰难探索的写照。如今,在风雨锤炼中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已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探索中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摆脱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此前,在毫无经验可循、只有苏联模式可借鉴的情况下,许多体制只能模仿苏联。但在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发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要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但这条道路在哪里?没有现成答案,只能靠实践摸索。于是,中共八大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带领全党在许多领域探索,所取得的丰富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同年9月党的八大精神中。其主旨是,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以苏为鉴,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论十大关系》提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也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开始。这种探索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针对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的市场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粮食产量长期低下等教训,从中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以此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和特点。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以保障政治独立,并为此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总任务及两步走的战略步骤。毛泽东在19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最早提出这一思想,以后几经完善,最终于1964年12月由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布。毛泽东还提出过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
同时,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我们要努力打破封锁,争取外援,学习外国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外国资金和科学技术,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等。在政治方面,毛泽东针对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出要在国家制度上进行改革,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并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形式和方法。
   956年,毛泽东提出我们党发展文化科学的根本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说“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还提出过其他一些正确思想,如我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要搞一点商品经济、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等。有些虽未贯彻实行,但对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此后发生的“左”的错误,使他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没能很好贯彻。
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毛泽东最终没能从根本上完全突破苏联模式,也没能成功地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率先提出突破苏联模式并付诸实践,是需要巨大勇气和智慧的。这种实事求是、勇于打破传统、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冲破长期“左”的禁锢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新时期的新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同时,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严重曲折进行深入思考。思考就集中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这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深刻历史背景。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讲了许多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的“新话”。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实现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一次提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次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理论,第一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理论等等,从而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是我党思想理论上的极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巨大飞跃。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任务,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新形势下对实践中的新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飞跃。

思考讨论

1.“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经历曲折和失误、疑虑和困惑、分歧和争论,但中国共产党最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求索的成功说明了什么?
2.探索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突破苏联模式的探索中发生了诸多失误,如何看待这些失误?


案例2  《办好公共食堂》: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

全国基本实现公社化以后,人民公社当前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分配问题;是办好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办好公共食堂、托儿所问题;是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问题。在这三大问题中,公共食堂和儿童福利事业这两件事情如果办不好,就不可能巩固生活集体化,不可能从家务劳动中把妇女解放出来,而使整个生产受到影响。办好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办好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当前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成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
在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和广大农民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愈来愈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只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在全国广大农村基本实现了公社化。今后的根本任务是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制度,并运用这个“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使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首先是工、农业生产以更大的规模更高的速度向前跃进。
工、农业全面大跃进,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要求高度的组织化和集体化;要求广大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更大的发扬。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举办公共食堂,正是进一步解放劳动力,特别是解放妇女劳动力,提高劳动力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的措施,也正是实现生活集体化,培养社员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巩固人民公社的基本关键,正因为这个原故,便随着农业生产全面地不断地大跃进,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进展,公共食堂在全国广大农村迅速普遍地发展起来。据东北、华北地区九个省市初步统计,已经建立起来的公共食堂有一百零七万四千个,8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食堂。现在这种公共食堂制度,正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向城市发展。时间不会太久,公共食堂定会在我国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那种把公共食堂看成是“生活小事”,从而忽视对食堂工作的领导,甚至认为不值得在食堂工作上花费“领导的精力和时间”的观点是错误的。公共食堂不是一般的生活问题,而是五亿农民的生活问题,不久还会变成全国人民的生活问题。这不是小事情,而是很大很大的事情,是全民的大事情。特别是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或伙食供给制以后,公共食堂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全体社员劳动果实的分配问题的一个方面,办不好就会影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公社的整个生产。公共食堂之所以不是“生活小事”,还在于它在解放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列宁曾经说过:只有开始把琐碎的家务普遍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妇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产主义。事实正是这样,河南省实现公共食堂化以后,每个社员一天可以多出三个钟头的时间来进行劳动或学习。提高劳动生产率30%左右,同时使六百万个妇女劳动力从繁重的家务劳动解放出来。这样庞大的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难道还不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吗?
那种把办好公共食堂看成是一件“简单的轻而易举的事务工作”的观点,也是不对的。第一,这件事情不简单。当好一个家庭主妇,办好一家人的伙食,使全家吃得满意,已经不易;办好几百人几千人的食堂,更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第二,公共食堂工作绝不是单纯的事务工作。举办公共食堂,实行集体吃饭,是改变全体农民的几千年来的生活习惯的大问题,在初期群众会感到不方便、不习惯,如果食堂再办的不好,群众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思想顾虑和问题。通过公共食堂,也通过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改变群众的生活习惯,培养群众的集体主义的思想,这怎么能叫做“简单的事务工作”呢?由此看来,办好公共食堂,不仅是一件极其重要的经济工作,也是一项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每个人民公社都应该把公共食堂办好。
办好公共食堂的主要标准,应该是用同样数量的粮食、池盐和菜蔬等,要使社员比分散做饭时吃得饱,吃得好,节省粮食、柴炭;讲究卫生,使社员感到方便满意。食堂的饭菜要多样化。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做到:饭要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多样,有菜有汤。公共食堂除供应基本菜以外,还应根据当地的生活习惯,尽量免费供给酱油、醋、酱、葱、蒜、辣椒等调味品。食堂内还可以增设小卖部,每天准备几种质量较好的荤菜或素菜,由社员自己出钱购买。公共食堂要注意改善伙食。在目前,一般地说,应当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举行会餐。公共食堂要经常加强工作人员的业务教育,提倡创造发明,发扬传统的优秀烹调技术,创造新的地方名吃,在饮食领域内做到百花齐放。
公共食堂要讲究卫生,餐桌、餐具在饭后都要擦洗、消毒,饭厅、厨房要经常打扫,米要淘净,饭要煮熟,水要煮开,饭菜要注意保暖,开水要及时供应,做到不吃生饭、冷饭,不喝生水。患传染病的社员的餐桌、餐具要分开擦洗、消毒和分开使用。
公共食堂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要自己养猪、养羊、养鱼、养家禽;要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制酱制醋,腌制小菜等;有条件的地方,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也可以自酿食堂用酒,以改善伙食。人民公社的蔬菜、生猪、家禽、蛋品等生产,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公共食堂生产部分,主要是自己食用;一是专业队(场)生产部分,主要是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以后,剩余的再用以改善伙食。
公共食堂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和哺乳期内的母亲,应当在饮食上给予适当照顾,必要时也可以单独建立食堂。在有少数民族的人民公社里,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是汉、回族杂居的地方,应该为回族建立单独的食堂。
现在已临深秋,各地公共食堂应该赶快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修建新的简易饭厅;北方较寒冷的地方,尤应及早解决。冬天有取暖习惯的地方,到严寒的时候,为了减少在冰天雪地中往来走路的困难和解决取暖问题,可以把食堂的范围缩小至邻近的几户或十几户,社员家庭烧炕取暖另发烧柴;也可以暂时把粮食、柴炭、蔬菜等发给各户自己做饭。
公共食堂规模的大小,对办好公共食堂有很大关系。太小了就不能充分发挥公共食堂的优越性,起不到解放生产力培养社员集体生活习惯的作用;太大了又不易管理,增加经营上和社员吃饭的麻烦。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应以生产队(连)或企业、事业组织为单位建立公共食堂为合适,一个单位建立一个食堂。如果生产队较大,居住比较分散,也可以一个队建立几个食堂。在居住过分分散的地区,目前又不能改变这种分散的情况时,公共食堂可以暂时缓办。公共食堂应该适应生产的需要,及时地改进自己的工作。为了突击某项生产任务,大批劳动力远征,或者实行田头扎营,如目前大批钢铁军上山开矿炼铁,大批深耕队伍实行“十到田”,日夜突击深翻地,公共食堂也应该上山、下田,或及时地建立临时性的“随营食堂”。
办好公共食堂,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县以下的党委和支部,应有一个书记或社(队)长负责领导食堂工作。同时,乡、社干部应该和社员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而不应再有自己单独的食堂。这样他们更能了解食堂情况,更关心食堂,更能够及时地帮助食堂改进工作。食堂要配备政治坚强、有业务能力的干部担任管理员,食堂的一般工作人员和炊事员,应该由政治进步、身体健康、克勤克俭并热心食堂工作的社员担任。患传染病的社员不能担任食堂工作。在食堂工作的社员,要和参加工农业生产的同等劳动力得到相同的工资报酬。有技术的厨师,还应当给予一定的技术补贴。
公共食堂是体现“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场所,要办好食堂,必须全体社员参与食堂的工作和管理。要民主选出食堂的管理委员会,并定期开会研究改进食堂工作,定期公布帐目,要经过社员讨论制定食堂公约,并充分运用大字报经常征求社员意见,改进食堂管理。
办好公共食堂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党委负责,书记动手,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县和公社的党委除经常总结交流食堂工作经验,表扬先进,推动落后,使食堂工作不断改进,使广大社员都感到方便满意外,还要经常加强社员的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培养社员的集体生活习惯和提高社员政治思想觉悟。同时,还要教育全体社员提高政治警惕,防止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思考讨论

1.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公共食堂曾像一阵风,很快吹遍大江南北。请问:当时人们为什么如此推崇公共食堂?

2.时过境迁,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已经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些许回忆和思考。你认为大办公共食堂在哪些方面是有违初衷的?


案例3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值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二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说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不神秘。一般的社值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但在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闹“胃病”。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
……
同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质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做,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做。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尺半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这一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像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留,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为现实的事物了。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条件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经生产到每亩五十万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80%。而土肥主要是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一亩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我们粗粗算了几笔帐,很难答复,原因是弹性大得很。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设。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六、七十个工。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这是一种情况。另一方面,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单算劳力帐,要大搞万斤田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他们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看来,只要干劲鼓得足足的,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做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价。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多种一些大豆,可以增加粮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这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45%,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90%,80%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那由国家买吧!”经过算细帐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说了。


案例4   “共富”,一个世纪课题的求解

细心的人们或许会发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出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提法,譬如“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特别要注意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等。从这些浓笔着墨的字眼和提法中,人们不难解读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我国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有重大发展,改革发展的政策及价值取向正发生变化。追求共同富裕,实现科学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的根本理念和方略。
势在必行的转变——由非均衡发展到统领全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和地区共同富裕”的先富帮后富的非均衡的发展思路和模式。这26年来,我国经济以每年平均9.4%的增长速度发展,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综合国力大为提升。发展的成就证明,我们走的先富帮后富的非均衡发展之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不容否认的现实是,非均衡的发展在给我们带来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负面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其表现在于,城乡差距、国民收入差距在扩大。调查统计显示,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有研究者指出,1995年到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上升幅度高达近40%。
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表现在城乡上最为明显,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1984年是1.8倍,1995年为2.5倍,2004年达到3.2倍,如果把城市居民获得的各种补贴和非货币收入也计算在内,其差距可能达到5倍以上。
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社会和谐不可忽视的因素。据统计测算,“十五”期间,中国各类社会案件数量急剧上升,诉讼金额占GDP的7%左右。1986年以来,中国治安案件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0%。看来,解决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是势在必行。
无法回避的课题——总设计师的心之所系
晚年的邓小平在1990年到1993年,曾先后四次谈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极端重要性。
1990年7月3日,邓小平在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警告说:“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他认为,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到一定程度就要调节分配。
   1992年2月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他期望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1992年12月邓小平在阅读了《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这两篇文章后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他再一次期望“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1993年9月邓小平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再一次讲到:“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邓小平又警告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

世纪课题的答案——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为解决这一“世纪性课题”给出了答案。
十六届五中全会及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高度关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鲜明的特点,就是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鉴于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议》高度重视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问题。明确提出了逐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则和政策,强调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实现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已成为党和政府制定大政方针的坐标和奋斗目标。这表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始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我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取向:由“先富”到“共富”的转变。邓小平提出的“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世纪课题,被提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

思考讨论

1.“共富”,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世纪课题。为什么实现“共富”当今中国显得十分迫切?
2.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如何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3.邓小平晚年四次谈到消除两极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极端重要性,这对我们实现“共富”有何指导意义?


案例5   华西村:共同富裕的典范

园林式的环境、现代化的工厂、豪华的汽车、富丽堂皇的别墅,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眼里,有着“天下第一村”美誉的华西村名不虚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西村在全国率先成为“电话村”、“别墅村”、“轿车村”、“电脑村”。华西村,从1961年建村以来,已走过40余年的光辉历程。多年来华西“红旗不倒、青春不老”的奥秘是什么?对此,华西人自豪地回答:共同富裕之路造就了“天下第一村”。
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
华西村现有面积0.96万平方公里,人口380户人。到2005年年底,华西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让世人瞩目的300个亿。
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说,华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把发展经济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不管东西南北风,咬定发展不放松”,走一条具有华西特色的发展之路。
特色之一,工业兴村,有效发展。70年代以来,华西人从无到有办工业,不断解放思想,在坚持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1994年组建华西集团公司,成为国家级企业集团,目前拥有企业58家,已形成铝型材、铜型材、钢材、带管、毛纺六大生产系列1000多个产品。华西在多年的经济建设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理念——有效发展观。其核心是“发展是硬道理,有条件不发展是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发展是真道理”;它注重“三个有效”:有效投入、有效生产、有效资产。华西曾有一家生产普通型钢的型钢厂,其产品在市场上一度陷入无竞争能力的困境。经过市场考察,发现型钢的关联产品热轧带钢市场广阔,一旦经济升温将率先启动。华西人超前决策,1999年上半年就投入6000多万元,把型钢厂改造成年产30万吨的热轧带钢厂,当年就投产见效,如今热轧带钢厂已是华西销量高、产品优、效益好的龙头企业之一。华西人总结说:“没有效益的企业和产品,我们不搞。”
特色之二,善抓机遇,做大做强。1998年年底,中国加入世贸大局已定,中国企业面临着一场新的挑战,挑战的关键在于设备的先进程度和产品的科技内涵。华西人果断决策,走“现有企业为基础,技改延伸找出路”的路子,不失时机地投资3亿元对8个项目进行技改延伸,个个项目建设快、见效快。热带、铜带、冷带等产品都迸发了市场活力。
特色之三,品牌产品,三业齐飞。华西村以名村、名人的无形资产为依托,大力实施名牌战略。以纺织服装为例,华西具备了年产500万精纺产品的能力,织出了120支的高档毛纺面料,每年的西服产量也达到了20万套。“华西村”牌服饰在1999年被评为中国十大品牌。“仁宝”牌西服被全国服装委员会西服专业委员会认定为优质产品。这些名牌服饰在全国大中城市的各大商场内,与国内外众多知名品牌有力竞争,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华西村的另一个知名产业就是旅游业,田园风光游、“三农”游、特色教育游每年吸引着100多万中外游客前来华西。旅游业作为“无烟工业”已成为华西三大经济支柱之一。
华西经济发展的特色远不止这些。以创新思维走特色之路,华西村始终先人一拍、快人一步、与时俱进,走在了时代发展的前列,成为实践“三个代表”的光辉典范。跨入新世纪,吴仁宝老书记说得好:“还是要讲发展,而且是真发展、有效发展,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新世纪华西发展的核心所在,也是事关华西千秋大业、子孙后代的大事情!”
富口袋不忘富脑袋
华西人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富了口袋不忘富脑袋。
   1988年,当社会上出现信仰危机、部分群众思想滑坡的苗头时,华西人便创造性地适时成立了华西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聘用的20多名信息员成为群众思想的“晴雨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社会上刮起资产阶级自由化歪风,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发生动摇的大背景下,华西村开展了“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的“六爱”教育活动,使全村村民受到了生动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为全村经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90年代后,华西村又创造性地开展了“党史、村史、家史、个人成长史”教育,“守法、守信、守约”教育,“三不忘”教育和禁赌刹风、尊老爱老等系列教育。
如今,村里建起了百米金塔、千米巨龙、万米长廊等大小文化景点80多个,有民族宫、华西之路、影剧院、舞厅、书场、保龄球馆、篮排球场、网球场等文体娱乐设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50多人组成的华西特色艺术团,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教育群众、警示群众。他们长年表演着各种精彩的戏曲、音乐、舞蹈、杂技等节目,令你笑口常开,形成了极富华西特色的文化氛围,充分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先进性。
人是生产力的第一因素。华西的特色文化建设,归根到底是提高人的素质,努力造就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型农民。几十年来,华西人坚持以人为本,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提倡“30岁以下会外语,40岁以下会国语”,会开车、会用电脑、会讲外语,在华西农民眼里不再稀奇。
共同富裕之路越走越宽广
华西村大门前,竖着的一块巨大的标语,上写“家有黄金数吨,一天只能吃三顿;房子豪华独占鳌头,一人只能占一个床位。”这是吴仁宝老书记的一句格言,用来警示自己和全体干部要时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教育全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从20世纪70年代起,吴仁宝给自己立下了“三不”规矩: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多年来,上级政府每年发给他的奖金,累计有近5000万元,他分文不拿,全部留给了集体。如今,华西村民都住上了洋气的现代化别墅,只有吴仁宝还住在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老楼房里。别人都劝他搬进新建设的别墅,他总是婉言谢绝。他和华西的许多干部一样,把看到群众过上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的幸福生活作为自己最大的快乐。
如今的华西人,吃的是东北大米,穿的是全澳毛服装,喝的是长江自来水,住的是别墅,行的是轿车,真正达到了共同富裕、安居乐业。全村没有一个暴发户,也没有一个贫困户,家家都是余钱户。家家住上了400-600平方米的别墅楼,户户有着百万元乃至千万元的存款。如今的华西村,是“远看像林园、近看像公园、细看农民生活在幸福的乐园”,难怪连美国游客参观了华西村后,也发出了“像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要”的感慨。
吴仁宝认为:一家富了不算富,全村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在全村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华西村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始为全国富裕作出自己的贡献。从1989年开始,他们就着力于对周边5个村的帮带,有效地促进了他们的经济发展。他们还实施跨省扶贫,分别与黑龙江、宁夏等省区合作建立了“省外华西村”,帮带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登上华西村的标志——高约百米的金塔,极目四望,300多幢别墅鳞次栉比,远处青山绿水,尽收眼底。
华西村向人们展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光辉前景。
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吴仁宝和华西村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了——
他们要让华西的全部青年人上大学,让20%的优秀青年出国留学!
他们要让50%的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他们要在“通路、通电、通讯”的基础上,实现“通天、通地、通世界”!
他们要以最实际的行动来报答党的恩情,身体力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思考讨论

1.“不管东西南北风,咬定发展不放松”,华西村坚持把发展经济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走出了一条具有华西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请问:华西村的经济发展道路具有哪些特色?
2.号称“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为我们展示了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华西村共同富裕的成功实践能够给我们提供怎样的启示?


案例6   恼人的“剥削”

何谓“剥削”?《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主要是指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来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或产品。这就是说,私有制是产生剥削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建立的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非公有制经济(即个体、私营、外资等私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乍看之下,就会发现,理论与实际似乎是相矛盾的:一方面讲要消灭剥削,另一方面却允许并鼓励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这怎么可能“消灭剥削”呢?加之社会上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更使不少人疑虑重重,莫衷一是。其中不乏这样的责难:早知今日重又容忍私有制,何必当初要搞那场革命(20世纪50年代那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呢?
面对困惑与无奈,重新翻开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以及有关的报刊杂志,细细研读与思考,终于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头脑中那种辨别事物时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简单化、绝对化思维定势,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生吞活剥、一知半解的低水准。
怎样认识私有制,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政策和非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难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深刻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真正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一些人未能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经典内涵,简单以这句话为据,以为在现阶段只要在一国范围内强制性地消灭了私有制、使一切财产完全归国家所有,就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建立了真正的成熟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消灭私有制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本身的规律决定的,不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条件,违背历史发展进程的规律而人为地强制性予以实施。因此,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一次行动即可大功告成,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对此,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己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正如认为地球终将毁灭就不再从事任何经济建设是一种非理性的幼稚的行为一样,认为消灭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就不再准许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同样是幼稚荒谬的。吃下了第五个大饼感觉饱了,就后悔前面四个大饼本可以免吃,一般人不至于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量变的过程。一种生产关系的消灭,另一种生产关系的产生,都是以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程度为基础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没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前,是建立不起来的;即使在某种情况下人为地把它强行建立起来,也是不巩固的,难以持久存在。如果政治上层建筑强制地维护这种生产关系,必然会造成生产力的停滞、倒退和破坏,人们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我们在到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之前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显而易见,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远未达到足以消灭私有制的程度,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等非公经济依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历史的继承性。新事物是在对旧事物的“扬弃”中进化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研究资本主义,关键是要着眼于怎样更好地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学会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以加速发展自己,抢占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
人类社会总是在进步着,最终将进入理想的境界或形态。私有制与剥削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最终将消灭,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个必然趋势,又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思考讨论

1.“剥削”一直是令国人深恶痛疾的字眼。你如何理解“剥削”这一概念?                                   2.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消灭剥削”,而我国现阶段却允许并鼓励私有制存在和发展,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案例7   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各地区条件差异显著、发展极不平衡,表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第一世界如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发达地区,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按照购买力衡量)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世界上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8320美元),分别为高收入国家收入水平(为24430美元)的63.5%和40.9%,在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中分别列第45位和第64位。其中上海浦东1999年人均GDP为25 472美元,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30600美元)的83.2%,位于世界第11位,高于丹麦人均水平。若按人类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标是由人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总入学率和人均GDP4项指标合成,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类发展水平)衡量,上海和北京分别在174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25位和第27位。
第二世界是如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小城市以及部分农村上中等收入较发达地区,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3960美元),而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这些地区人类发展指数均大于0.8,属于世界高人类发展水平地区。
第三世界是如广大农村下中等收入或低收入较不发达地区,沿海地区的河北,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这些地区人类发展指数在0.6-0.8之间,属于世界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地区。
第四世界是如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边远地区及低收入贫困地区。贵州人均GDP为1247美元,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790美元),在世界排名为177位,与上海相差132位,与北京相差113位,西部大部分地区位于世界140位之后;云南、贵州、西藏、甘肃、青海人类发展指数均小于0.6,属于世界低人类发展地区。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国情背景存在,导致中国形成了明显的三大发展差距,即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和知识发展差距。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三大发展差距持续扩大。

思考讨论

1.“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形象地概括了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四个世界”分别包括哪些地区?         2.“一个中国,四个世界”这种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对我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案例8   科学的春天

在那曲折的岁月里,对于“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对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破坏,邓小平有着深刻的思索。
   1977年,当邓小平再次复职时,他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
1978年3月18日,中国科学界多年来的第一次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坚冰击碎,枷锁冲破,1978年的春天,也因此成为“科学的春天”。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新征程。
   “863计划”一下子给了100亿
   “863计划”是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提出的。他们认为现在世界上高技术的发展,各国都给予很大的重视,尤其是当时美国搞了一个高科技发展计划,一些国家作出了积极反应,所以中国也应该作出相应的对策,中国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件事情还慢不得。王大珩当时就写了一封信,信的末尾签上了四位老科学家的名字,交给了小平同志的秘书。仅仅过了两天,小平同志就批了,说这个事非常重要,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马上就组织了200多位专家,讨论“863计划”,党中央很快作了决定,拨款100亿人民币,来实现中国的高科技发展,科学界都喜出望外。因为当时提出拨款额度的时候,顾虑提得太多中央可能不同意。有人说,就提个20亿、30亿吧,结果一下子给了100亿!这并不是科学界提出来的,而是中央决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件事情的确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创造性。
小平甘愿当我们的后勤部长
   “文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像一股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在那届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讲话,为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科技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那次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论述令人至今难忘。小平同志说,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那次会议,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要求科技人员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科技活动。这个会召开的背景和意义跟现在的科教兴国都是一脉相通的,也是一个开头。而且会上表扬了第一线工作的科技人员,是尊重科技、尊重人才的一种表现。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距今已时隔二十六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次大会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却愈加清晰和明朗。全国科学大会上,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论点:一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十年以后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二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我们今天贯彻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来看,这是一个起始点。
重温小平教导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漫步清华大学近春园,凝视“晗亭”上小平同志的亲笔题名,小平同志对清华人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响彻耳际,让人感到亲切、振奋。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从建设现代化强大国家的目标出发,始终关注着清华大学的发展。
清华师生不会忘记,1957年1月12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邓小平来到清华,为上万名师生作了一场长达5个多小时生动而又深刻的形势报告。特别令人崇敬的是,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顶着“四人帮”的极大压力,以无比的勇气一再强调了科技与教育的重要性。1977年8月,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结合清华、北大情况指出,“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定下来……朝这个方向走,我们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就可以快一些”。
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小平同志自告奋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1978年6月23日,他在办公室亲切接见了中央主管教育的同志和清华的主要领导,专门听取清华的工作报告,并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高瞻远瞩地指出:“重点学校的规模应该逐步扩大。将来清华应发展到两万学生,研究生至少两三千。不搞好大学,提不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正是在小平同志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清华大学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第一次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世界一流大学”,1993年又明确了努力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和前进方向。
小平战略眼光助推基础科学
中国高能加速器的建设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遇到了曲折,当时历经几上几下的中国高能物理学家很茫然,不知道怎么办,国外也很关注。那个时候,小平同志亲自在抓这个事,他很冷静,让方毅同志主持,认真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科学院正式提出了现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个方案,报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很快就批了,“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这对中国高能物理研究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代号是“8312工程”,那是取自1983年12月中央书记处正式批准这个项目。工程的奠基是在1984年。
对对撞机这个项目成功的评价,我想最确切的是现在收在《邓小平文选》三卷里面的“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一文。这是1988年10月24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庆典那天他的讲话。他老人家没有稿子,坐在那儿就讲,逻辑和条理非常清晰。他说,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成功实质上是他老人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改革开放”理论的一次成功实践。

思考讨论

1.春天是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美好季节。结合案例谈谈,为什么说1978年的春天成为“科学的春天”?
2.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根据现代科技革命与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邓小平是怎样实践其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的?

(供稿:卫晓溪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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