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共和国的起点

从1949年开国奠基开始，中国人民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在这个阶段，党领导人民，从一穷二白的基础起家，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开始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奋斗。奋斗的起点，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新中国成立后，接收的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在国内

政治上，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极为猖狂。大批潜伏在城乡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特务分子,以及聚集在城市的帮会把头和地痞流氓,还有盘踞在农村的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头目,则在暗中窥测方向,伺机发难。尤其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有的明火执仗,四处烧杀、奸淫和抢劫；有的破坏土地改革,颠覆农村基层政权,向农民反攻倒算;有的炸毁铁路、桥梁,袭击列车和车站；有的破坏厂房机器,制造停产事故。更有甚者,煽动武装暴乱。1950年1—10月,全国就侦破和镇压反革命暴乱816起。旧时代遗留下的污泥浊水,也在腐蚀和动摇共和国的生存根基。诸如:盗贼横行,民不安生,毒犯猖獗,烟毒肆虐;青楼妓院,残害妇女;赌徒聚赌,相互倾轧;游民乞丐,滋事街巷。特别是地痞流氓把持的场所,如上海的“大世界”、北京的“天桥”、天津的“南市”、南京的“夫子庙”、广州的“太平街”等,更是藏污纳垢的罪恶渊薮。

经济上，工农业生产萎缩,产量锐减。同共和国建立之前经济最好的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50%,只有140亿元。另外，大量厂矿倒闭,耕地荒芜,生产凋敝,城乡萧条。旧中国连年的战祸,使得厂矿资金短缺,原料枯竭,停产停业。以铁路运输为例,全国有上万公里铁路线路、3200多座桥梁和200多座隧道被毁,连通东南西北的津浦、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没有一条能全线通车,1/3的机车因破损严重不能投入运营。

随之而来的，是工人大量失业,1949年多达400万,几乎占全国职工总数的一半。农村则因反动政府和地主横征暴敛,抓丁拉夫,迫使农民背井离乡,耕地荒芜;加之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江河堤坝塌坍,良田遇雨便成汪洋。1949年发生特大洪水,全国有1.27多亿亩耕地被淹,灾民多达4000万人。城乡居民温饱无靠,衣食艰难。

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又使得物价以天文数字飞涨。据有关资料显示，同是100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到两头壮牛,1949年则只能买到一根缝衣针。而投机资本家又雪上加霜,从操纵黑市交易到公开炒卖黄金、银元、美钞,再到套购粮食、纱布、燃料、五金等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原材料,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加之当时生产停滞,物资匮乏,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先后刮起四次涨价风。如1949年11月,上海的粮食、棉纱、五金、化工产品等每天上涨20～30%。

在国际上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和禁运。1950年12月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12月26日,又进一步宣布禁止一切在美国注册的船只驶入中国大陆港口,严禁美国商界同中国进行贸易,管制中国在美国的一切公私财产,包括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存款和扣留中国在美国(乃至正在启运中)的公私货物。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通过关于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到1953年3月,参加对中国禁运的国家达45个。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威胁。一方面，它插手台湾问题的解决，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和蒋介石密谋，成立“美国驻台军事联络组”，由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双方陆海空军,“共同防守”台湾；另一方面，美国勾结亚洲一些国家的反动势力,结成双边或多边的军事联盟,签订《美日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等,对中国形成一个从日本经韩国、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新月形军事包围圈。

新生的共和国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奠基和发展的。它在经济落后、千疮百孔、禁运封闭的基点上起步,开始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仍像战争年代那样,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迎接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和考验，通过3年艰苦奋斗，取得了辉煌胜利。

思考讨论

1.结合案例，谈谈新中国是怎样在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奠基和发展的。

2.建国初期，针对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外交方针？

案例2  新中国反腐第一案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在保定东关大校场,两声清脆的枪响,大贪污犯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被枪决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处理的第一起重大腐败案件，这历史的枪声，震惊中外,震撼人心,老百姓形象地说：“枪毙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刘青山,河北省安国县人,雇工出身,时年35岁。1931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冀中高蠡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后,在严刑逼供下丝毫没有动摇。在革命战争年代，刘青山历任武工队长、区长、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副书记、书记等职；解放后任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已调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张子善，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时年37岁。在深县当小学教师时就参加革命,历任晋察冀边区冀中区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十地委书记，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被捕前为天津地委书记。

刘青山、张子善二人,都曾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过英勇斗争,有过功绩。但在革命胜利后,却腐化堕落蜕化变质了。经过中央认真地调查，彻底查清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事实:

前后盗用修建飞机场建筑款25.4亿元（旧币）,非法挪用灾民造船款4亿元,治河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4亿元,骗取银行贷款60亿元,非法动用地方粮款28.7亿元,剥削民工和吞食水利款22亿元。以上共计171.6亿元。这个数字多么令人触目惊心啊!

此外，刘青山、张子善在生活上腐化堕落；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唯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一次,张子善竟当着一些干部的面狂妄地说:“现在是地委书记,不出3年,我就要当中央委员。”忘乎所以,一意孤行。张子善为了消灭贪污罪证,曾一次亲自焚毁单据378张。

1951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讨论通过,做出《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并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揭露后，曾经有一些同志认为两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功勋卓著，是否可以不用死刑。毛泽东对前来反映干部意见的薄一波说:“正因为他们俩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薄一波也深有感触地说:“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社会表明:我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1952年2月10日，中午时分，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两声枪响，表明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反腐的决心和勇气，虽然53年过去了，这枪声仍然是那样振聋发聩！

思考讨论

1．结合案例，谈谈你对“枪毙两个人，管了几十年”是怎样理解的？

2．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对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何启示？

案例3 “经济决战”奏凯歌

全国解放之初，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生产停顿、破产、整个国民经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外国记者戏称：“共产党的军事可以打100分,政治可以打80分,财经工作只能打0分”。不管是西方敌对势力，还是国民党，都在等着看中国共产党的笑话。面对这样的情况，从1949年到1950年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的同时，领导人民打了一场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大战”——稳定物价，并彻底扭转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整个社会经济一片混乱的局面，粉碎了敌人恶毒的污蔑。

这场决战，从上海打响。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的十多天内,市场上投机活动猖獗，银元价格竟然上涨了5倍多。党中央亲自指派熟悉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赶赴上海，领导打击投机的战斗。经过认真研究，华东军政委员会果断决策，在6月10日下令包围和查封了上海市投机市场的总枢纽——上海证券大楼，取缔了金、银、外币计价的活动。这使人民币得以占领市场，为平抑物价创造了重要条件。从上海斗争开始，经中央财经委员会指挥，全国进行了多次平抑物价涨风的斗争。其中，具有决定意义是1950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项决定的贯彻执行，使全国的物价明显地稳定了下来。

在贯彻这项文件的过程中，各级财政部门工作十分扎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经济委员会每晚都有电话联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指挥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大连等大市场的国营贸易和市场经济活动。主要内容为国营贸易机构当天卖出多少粮食和纱布,买进多少,价格高低,以及私商买进、卖出的情况。领导同志每晚都根据收集到的情况,提出次日卖出价格的安排和要求,电告各大城市执行,通过各大城市的贸易价格活动又去影响各小城市的贸易、价格情况。

为了保证《决定》的准确执行，中央还召开了会议，讲明政策，做透思想工作。在开会时,广州市有位代表形象地说:“经过这次会议,我懂了,我过去在广东打仗,抓到俘虏,就送到广州完事,可现在要送北京了。每天卖货的钱,就缴国库,我们要花钱,再到国库去领”。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在执行中,纪律非常严明,发扬了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的优良传统,确实做到了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而且是“枪打出头鸟”,一经发现违法的苗头,就严肃处理,铁面无私,做到了“惩一儆百”、“寓教于惩”,而不是睁一眼,闭一眼,“看人下菜碟”。1950年统一财经工作初期,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所属的西南区土产公司经理谢扶今同志(此人系长征干部,又是王明即陈绍禹的妹夫,当时王明已回国,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没有遵照财经统一的规定,把卖货所得现金上缴国库,而是自行投放,收购了猪鬃。西南财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秘书长刘岱峰和西南贸易部部长王磊、副部长刘卓甫发现后,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批准,立即对谢扶今执行了纪律处分,并通报全区。广大干部无不敬服,再没有人敢于以身试法。这就使得中央规定的政策,通行无阻,一直落实到基层。

通过这些斗争，新中国稳定了物价，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财经工作，不是得0分,而是得了满分。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建国之初稳定物价的胜利，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胜利。它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站稳了脚根，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思考讨论

1．“共产党的军事可以打100分,政治可以打80分,财经工作只能打0分”，如何认识这个说法，“经济决战奏凯歌”说明了什么？

2．毛泽东高度评价建国之初稳定物价的胜利，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胜利。你如何理解这个论断？

案例4  我们能造什么

1949年10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仅700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远远低于当时整个亚洲44美元的人均收入。

对此，毛泽东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建国后，如何在战争的废墟上怎样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件大事。

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致博古的信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既不能走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业化道路，也不能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而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一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发展道路。

建国后的三年过渡期，中国共产党按照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动员全社会的一切力量，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政权。

1953年，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从一开始就一边倒，选择了苏联模式。为编制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早在1952年秋，周恩来就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友好互助同盟国——苏联。在莫斯科，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了多轮会谈。苏联专家专门为中国官员上课，讲解计划经济的成功经验，斯大林也两次会见了中国政府代表团。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雄心勃勃地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在计划中，中国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总投资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一个刚刚恢复元气的国家，拿出这样大一笔资金投入国家建设，这是旧中国历届政府根本无法想象的举动，它反映了人民政府的迅速实现富强的强烈愿望。

1953年7月，一群人迎着初生的朝阳，在东北的一片荒原上，举行意义重大的奠基仪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诞生了！这片荒地后来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业基地。

除此之外，其它的150多个重点工程也都相继开工：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使中国拥有了可观的工业规模，现代化工业体系初具雏形，为以后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53年9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称“一化三改”。随后，中国的所有经济要素，都纳入了计划的经济轨道。

1954年，新中国第一任政府总理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构想。“我们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从此，中国人民进入一个探索的时代，也是创造“奇迹”的时代。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中国人勒紧裤腰带，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经历种种挫折，走完了英国花了近百年时间才走完的工业化路程——

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3180万吨；

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

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

木材产量从1100万增长到了5100万吨；

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1560千瓦/小时；

原油产量从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

化肥产量从4万吨上升到了869万吨。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已自行制造了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并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把卫星送进了轨道。

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工业产量以平均每年11.2%速度增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中国的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到1975年，这个比率被颠倒过来——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

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工人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而农村工业化运动，把三亿农民中的2800万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70年代曾与日本的池田大作谈论到中国，认为在所有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成效卓越。汤因比为此分析说：共产党具有很高的组织才能，他们将广大领土上庞大的人群有效地动员起来，为追赶现代化而进行了一场“急行军”。

思考讨论

1.从不能造到都能造，说明了什么？如何认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性？

2.英国学者汤因比评价说，中国共产党有很高的组织才能。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案例5过渡时期总路线出台的前前后后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加广阔的道路。第二步,是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必须分清,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1953年2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列车路过河北,邢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列车上。当张玉美向毛泽东汇报到邢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张玉美介绍了两个村庄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只一个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毛泽东十分兴奋，他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又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2月16日,毛泽东来到阔别25年之久的武汉。在这里，毛泽东同当地领导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他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这次视察历时十三天。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就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了。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全国财经会议在北京举行。6月15日,全国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总路线作了明确的表述:“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此后，毛泽东就着重研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举行第49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还邀请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著名人士如黄炎培、李烛尘、章伯钧、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等人在颐年堂开会，向他们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

他谈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致设想:“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在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前夕，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参加会议的各届人士疏通了思想,消除了顾虑,这为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作了重要思想准备。

1953年9月25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里,向全国人民正式发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毛泽东的亲自审阅修改下，提纲几易其稿,最后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其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了下来，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根据这个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中国革命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毛泽东在审阅提纲时，还特别强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对于总路线的完成时间，毛泽东估算“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发布以后,一个更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兴起,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它的成功实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思考讨论

1．毛泽东讲：“中国有三个敌人已经被打倒了……”，这段话揭示了什么道理？

   2．结合案例，谈谈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认识。

3. 认真思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存在哪些不足，我们今天如何纠正这些不足？

案例6 痛苦、无奈、挣扎与新生——和平赎买下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态　

“和平赎买”政策是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消灭资产阶级的一种有效手段，早在1949年2月,刘少奇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和问题》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拿出一部分胜利品来赎买资产阶级”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设想。到1953年6月中旬，毛泽东确立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方针，即通过“利用、限制、改造”的和平赎买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这样的方针，心态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在建国初体会到了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从切身体验中感受到了新民主主义的“优越性”，以致有人提出:“让我们多喊几声新民主主义万岁吧!”但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主义也改造存在不满情绪,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对退出历史舞台充满了哀怨和无奈，对和平赎买充满了矛盾与忐忑。

面对强大的总路线和合作化的攻势，出于自我防御的心理需要,私营工商业者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心理忐忑掩盖起来。表面上资产阶级对总路线热烈拥护,一片欢呼之声,背地里却是牢骚满腹,流露出极大的不满情绪。有的资本家形容自己的处境是“上了贼船”,“船在河中,只好认头”。有的资本家问:“1949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认为“那时讲,人都跑了；现在讲出来,谁也没有办法”,似乎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他们形容:“代购代销是进去了一点”,“加工订货是进去了一半”,公私合营“就全进去了”。说公司合营是“借地插秧”,目的在于把资产阶级全部“溶解掉”,悲叹与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不同的资本家由于其社会角色认知的不同,其反应的程度和方式也是不同的。大致来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资本家的中上层。这一类是私营工商业的主体,其情况也最为复杂,在他们中间又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带有较强功利性的“进步分子”。他们大都有一定地位,有的早已实行了公私合营,认为总路线是大势所趋,与其让别人用鞭子赶着走,不如自己走,“晚合不如早合”。但他们内心也充满痛苦和矛盾,有人形容他们“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二是中间分子。这部分大都在国家和个人前途关系上存在模糊认识,不愿主动接受改造,但能随大流,具有较强的从众心理。有人说,放弃私有制是“大姑娘出阁,难割难舍”。三是落后分子。这些人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明显的抵触和不满情绪,心理上有一种巨大的挫折感,说自己是“上了贼船”。有的写“祭厂文”,有的写诗,说:“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方式来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四是顽固分子。这部分人为数很少,但态度顽固,对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存在着严重的抵触情绪,采取各种手段抗拒和破坏社会主义改造。有的拒绝加工订货,声言:“国家的计划很重要, 我们的计划也很重要,国家的计划不能打破我们的计划”；有的视改造为折磨,说:“想什么办法也得到国外去”；还有的甚至秘密集会或结党进行密谋活动。个别人对改造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敌对情绪,如北京仁立麻纺织厂出现了“新仇旧恨一齐来”的标语；还有人说要“拿青天白日旗欢迎公股”等。

总的来说,资本家中上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是:表现积极接受改造的和表现坚决反抗的均占少数,绝大多数是有不同程度的不满和疑惧。

第二类是中小企业主，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多数。这部分人的特点是对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认知模糊,无法对自己进行恰当的社会定位,因而有一种强烈的自我丧失感。“自称是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合作社“没有我的事”,公私合营“没有我的份”,心里“搅拌,矛盾很大”,感到身不由己,前途迷茫,抱着能躲就躲的态度。他们大多对社会主义改造怀有较大的顾虑,担心企业的前途和个人的生活,抱怨“国家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无光”。

第三类是小业主。这类人大都具备小私有者和劳动者的双重性格。自身社会角色的模糊性导致了他们角色定位的迷失与困惑,因而在行动上缺乏方向感。他们认为总路线与己无关,手工业搞合作化还可以干几年,万一没有出路,可以敛起棉袄打倒轮,再当工人。

第四类是商业资本家。由于当时对商业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国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主要是采取排挤的方式,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表现在商业资本家身上的身份危机现象最为突出。这些人大多怨天尤人,不满情绪强烈,认为国家“待遇不平”,前途“漆黑一片”。许多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消极抗拒的态度,宁愿坐耗资金,迟迟不肯行动。有的资本家虽已表示愿意接受改造,但情绪自始至终是抵触的；有的提难题,说怪话,散布不满；有的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支配,表面上假装积极,私下里却在忙着“安排后事”,抱着能拖一天是一天的态度。商业资本家自叹:“走到社会主义,比工业更难。”

在上述种种心态的驱使下,不同阶层的资本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动或被动地、自愿或勉强地加入了公私合营的高潮。到1956年1月,各地私营工商业者争先恐后地向各级政府报喜,敲锣打鼓地接受赎买,接受改造。到1956年底,全国已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占年初原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这个速度不仅使资本家和在一线工作的领导干部始料不及,而且也超出毛泽东本人的预料。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

通过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国家最终实现了对私营工商业的和平赎买,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企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也随之走向消亡。民族资产阶级在完成这一脱胎换骨改造的同时,其内心世界经历了痛苦、无奈、挣扎与新生的复杂过程。

思考讨论

1．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心态如何？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哪些解决问题的对策？结合案例思考为什么资本家说出“让我们多喊几声新民主主义万岁吧!”这样的话。

2．怎样认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案例7  公私合营前后的北京同仁堂

提起同仁堂，家喻户晓，它是我国久负盛名的中医药企业，始创于清康熙八年，距今已有330多年的历史。

北京解放前夕，同仁堂的经营状况十分危急，只能勉强度日。1949年3月，同仁堂成立国药业基金工会，乐松生任总经理，通过不断学习，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有了基本认识，坚信个人在政治上、企业经营管理上必须紧紧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要决策听取职工意见。在后来的“五反运动”中，同仁堂也经受了考验，经过审查核实，被评为基本守法户。

同仁堂作为民族工商业，有其代表性，而所经营的中药又是人民生活所需。因此.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关怀。彭真市长亲自支持乐松生开展中医药研究，开发新品种的工作，并成立了中药提炼厂。在党的关怀下，同仁堂在解放后有了很大发展，工人生活稳定，而且质量有了很大提高。1953年，同仁堂盈利按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资方股息分红四部分分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党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北京市积极响应，很快制定了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措施，并召集在京民族工商业者召开工商业联合大会，会上，同仁堂总经理乐松生积极发言，拥护总路线。会上，市地方工业局拟选同仁堂这个国药大户首先进行试点，为全行业合营扩展影响，奠定基础，积累经验。

这一变革，不能不引起同仁堂乐氏家族的震动。他们因将失掉生产资料占有权、企业，现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权。这是切肤之痛。乐松生先生做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其家族已经经营了200多年的同仁堂药店面临着抉择。经过反复思考，他深感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违背。同时也看到，共产党和职工群众仍让自己做同仁堂的总经理，生活待遇不薄，这是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因此必须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他毅然决定同仁堂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乐松生当选为工商联执行委员，推动了同仁堂实行公私合营的进程。

1954年2月16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关于北京市工业公私合营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同仁堂是第一批合营的单位。同年8月9日，在大栅栏同仁堂成立了公私合营筹备工作委员会。27日，同仁堂彩旗高挂，在庆乐戏院召开了庆祝公私合营大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体员工欢欣鼓舞，这家古老的私营企业在风雨飘摇258个春秋之后，迈进了社会主义大门，开辟了同仁堂历史上的新纪元。

合营后，一切涉及公私关系问题的事情，乐松生总经理都和公方代表王蘇协商。针对一部分老职工怕合营后遭退休、怕降低工资等问题，工会通过多次不同层次的座谈会，政策交心会，个别谈心等方式，向职工讲同仁堂合营的措施和合营后的前景，使大家认清形势，了解各项政策，清除各种疑虑，职工们纷纷表示，要为同仁堂出力，多做贡献，使合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此外，合营后的同仁堂，还进行了资产清算，确定了资方资本和应得的股息。面对合营后的新情况，同仁堂党支部领导全体职工先后进行人事劳动纪律、经营思想的整顿，并相应建立了劳保条例、成本核算、生产统计、质量检查、专人配送料、出入库等制度;制定年度、季度生产计划，和用户建立供销合同，改变生产的盲目性;增加设备，改进工艺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特别注意了建立公私方共事的制度;使资方有职有权。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开始体现了合营优势，职工的情绪也空前高涨。

经理乐松生满意地说:“别家的流水日益下降，咱们的流水逐日上升，原来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么快，这下可放心了。”

同仁堂率先实现公私合营，对其它国药店、行、栈形响很大，而且影响到全市的私营工商业者。中央和市委领导对同仁堂非常关怀，1955年初，彭真同志亲自到同仁堂会见乐松生经理，听取合营后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对各方面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乐松生还以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的身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在同仁堂的影响下，全市私营国药业，于1956年1月13日被北京市政府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代表。乐松生代表工商界登上天安门，手捧巨大报喜信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

公私合营使同仁堂获得了新生，解放了生产力，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企业面貌大改观。1959年比解放前夕的1948年，职工人教由190人增加到539人，增长了近2.4倍；产值由16万元增加到1251.9万元，增长78.3倍；蜜制丸药140万丸，增加到6864.2丸，增长了49倍;水泛丸由4000斤增加到31.38万斤，增长78.5倍；虎骨酒由3万斤增加到30.5万斤，增长了10倍。

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同仁堂已经走向世界，走向新的辉煌。

思考讨论

1．结合案例，从同仁堂的合营前后的发展，谈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重大历史意义。

2．从同仁堂合营所发生的变化评价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和平赎买”政策。

案例8   辉煌的成就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变和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国全面地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人口众多，由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在世界东方，开始了她新的航程。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国民经济各方面都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下面我们通过不同时期的数据，以及和同期国外经济发展数据的比较，来回顾一下社会主义改造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成果。

1．与我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相比

表1 工农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参见柳随年、吴群敢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8页）

从上表中可见：第一，工业增长速度快于农业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102%，1978年比1957年增长477%；而农业总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16.5%,1978年比1957年增长192%。第二，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1949年工业总产值为工农业总产值的30%，农业为70%，1952年分别为43%和57%, 1957年为57%和43%，1978年为72%和28%。

表2  主要产品产量

从上表中可见：1952～1978年粮食产量增长1.86倍；棉花产量增长1.7倍；油料产量增长1.24倍；煤产量增长9.36倍；发电量增长35.2倍；钢产量增长23.6倍；水泥产量增长22.8倍。

2．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相比

同印度相比：（1）“一五”计划期间，印度工业生产增长25%，农业生产增长22.2%。中国“一五”期间工农业增长见表1。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印度1951～1977年粮食产量增长1.8倍，棉花产量增长1.7倍，油料产量增长1.6倍，煤产量增长2.5倍，发电量增长16倍，钢产量增长4.5倍，水泥产量增长6倍。中国情况见表2。（2）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49～1989年中国为7.37%，印度为4.0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中国为5.44%，印度为1.73%（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7页）。

同发达国家相比：（1）“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大大高于资本主义国家。1953～1957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中国为18%，美国为2.8%，英国为4.1%。（2）1949～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国为7.37%，美国为3.17%，日本为6.9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中国为5.44%,美国为1.87%，日本为5.95%。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我国经济建设虽然经历过曲折，但总的来说，它的成就是极为辉煌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讨论题

1．社会主义改革是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请谈谈你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供稿：卫晓溪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