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在上海城北靠黄浦江附近开辟了专给英国人住的“租界”。英国人在租界中开设了夜总会、跑马场、公园。黄浦公园建成于1868年，是上海最早的公园。这所公园最初名为“公花园”只是对欧美人开放。从公园开放的第一天起，殖民机构“公共租界工部局”就在公园门口派巡捕阻止中国人进入。
后来华人开始大量入住租界，并同外国人一样交税。但公园等公共场所还是不向华人开放。华人认为“同样纳税，同等权利”，却受到了不公平对待。1878年6月21日，《申报》率先发表文章对此事进行评论。
更加令人愤慨的是1885年，工部局又公布了园规《外难公园游览须知》，并在公园门口竖立了刻有园规的牌子，其中“一、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五、除西人用仆外，华人不准入内……”民间将此概括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11月25日，上海著名绅商陈咏南、吴虹玉等8人联名写信给工部局，要求拆除这块牌示，并提出有条件开放公园的建议。工部局12月2日复信拒绝：“由于没有外国人社团表示一致同意，所以不准备给予这项权利。”当时不仅公园，连外面的厕所也都挂着“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
   1889年3月，设计师任涛泰在给英国总领事的一封信中也提到：公园位于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建设基金的主要来源也是出自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却不能参观游览，这是不公正的，这是在制造对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侮辱，是在贬低我们国家的威望。并要求工部局召开董事会，决定让公园开放。
同年，陈咏南等人又联名写信给苏松太道龚照瑗，坚持入园“非以其园风景之佳，必欲一游而后快，诚以其基址既属中国官地，其费又大半取诸华民捐税。而中国人民，反遭寸步不得入，不平若斯，小之足以辱及个人，大之丧失国家尊严，试问此园既以公共为名，果将居我华人何等地位！”这封信还要求清政府通过英国领事馆和工部局在园章中迅速删除侮辱中国人的条文。
上海本地官员会见了英国领事，转达国人的意见，而英国领事又把事情推给工部局。工部局稍作让步，宣布由“公花园”委员会或工部局秘书长，根据华人的要求，酌情发放“华人游园证”，允许少数高等华人入内，但签发手续甚繁。每证限用一星期，领证者并不多。
事情不了了之，国人的情绪仍不能平复，于是口诛笔伐，在报纸上写文章加以抨击。英国人为了缓和华人的情绪，答应在苏州河里摆渡桥东面另造一所公园，专供中国人使用。1890年12月，公园建成后，张园、愚园等私人花园也相继开放，华人几乎再没有人索证游览黄浦公园。
   1925年，五卅反帝示威游行时，学生队伍行经外滩公园，看到门口悬挂的“外滩公园园规”的禁牌，当场有学生从皮匠摊上借来榔头，把牌子砸掉了。印度巡捕出来阻拦，遭到群众斥责：“你们国家已沦为英国殖民地，你们不起来反抗，反而帮英国殖民地者来压迫中国人吗？”印度巡捕表示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然后就躲开了。
五卅运动后，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工部局内定接收华人入董事会。
   1927年，帝国主义慑于北伐军节节胜利和武汉收回租界的热潮，不得不在1月西人大会上通过开放公园方案，延至1928年7月1日起，中国人可购买门票入内。至此，“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宣告结束。
思考讨论
1.为什么会出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2.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案例2   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在人类的历史上，战争总是伴随着滔天的罪恶，对中国人民来说，有一段历史永远不能忘却，有一段罪恶永远罄竹难书。这段历史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的滔天罪行，他们侵我土地、杀我人民、夺我资源，华夏大地处处都是残暴的日军留下的斑斑血迹。
侵略我领土
日本早在明治中期，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所谓大陆政策。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随着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日本以武力夺取世界霸权的欲望更加强烈，侵华活动更加猖獗。1927年田中内阁制订了《对华政策纲要》，其核心是首先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然后以满蒙为基地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田中给天皇的奏章中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扩张纲领。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这是为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亚洲所采取的步骤。日军炮制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任其宰割的殖民地。从1933年开始，日军先后侵犯热河和长城各口及其以南地区，并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即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大片领土，侵占了中国的半壁河山。1938年10月以后，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进入1944年后，日军集中侵华兵力，又向中国发动了一次战略性进攻，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将其占领区向前推进，侵占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大片地区。
屠杀我民众
日军铁蹄遍及中国半壁河山，在其所到之处，对中国民众实行灭绝人性的屠杀，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制造了难以计数的血腥惨案。长城内外的“千里无人区”，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毁灭战”，对不设防城镇的狂轰滥炸，还有惨绝人寰的细菌战、毒气战……侵华日军暴行铁证如山，罄竹难书！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上百万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挥舞溅血的武士刀，犯下了滔天罪行。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以杀人取乐，竟然展开了“杀人比赛”，约定谁先杀满100人者，谁夺取锦标。这两个杀人魔王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比赛结果是：向井杀死106人，野田杀死105人。当时日本报社的随军记者，对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竟然大肆渲染，进行赞扬性的报道。日本《每日新闻》、《日日新闻》等报纸均以显著位置刊载消息，并登出向井和野田手持战刀的照片。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野蛮、最黑暗的一页。30余万中国同胞的鲜血浸透南京的土地。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达4200余万，许多人冻饿而死，被日军屠杀和作战牺牲的中国民众、军人2000余万，加上负伤者，伤亡达3500余万。
掠夺我资源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公开的掠夺。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
据不完全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9月的14年间，按1937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掠夺钢铁3350千万吨，煤5.86亿吨，粮食5.4亿吨，木材1.2亿立方米，大豆上千万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中国人可能会因吃一顿大米饭而成为“经济犯”，从而被捕入狱；也可能因拿20个鸡蛋出门，没有特别通行证而“犯法”，从而被刑讯、拘留。1943年，日本在北平配售由豆饼、树皮、草根等54种杂质制成的“混合面”，造成每天平均死亡近300人。
   1000亿美元，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了不得的天文数字。1936年，中国政府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合计在一起，方为3.6亿美元左右；中国工业总产值约为38亿美元；主要粮食作物产值为16．8亿美元。1936年是旧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峰。1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国民党统治时期26年的工业总产值，几乎相当于60年的主要粮食作物总产值。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践踏我文明
日军侵华期间，铁蹄所到之处，肆意践踏中华文明，疯狂掠夺我珍贵文物。建于1049年的开封铁塔，可谓中原古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被日军炮弹击中62发，塔身遍体鳞伤；珍贵无比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神秘丢失……
日军还狂轰滥炸教育机构，残害知识分子。偌大的中华大地上，竟已安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据统计，抗战期间，中国高校学生失学者达半数以上。全国108所高校，即有91所遭受破坏，其中25所停办。继续开办的各校，除少数原散居内地各省外，均迫于战火仓皇四散、搬迁。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几十所著名学府的师生们被迫辗转迁徙数省，最后于西南一隅，借家庙、寺院维持课业。
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区还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以达到其亡我国、灭我种之丑恶目的。学生们每天要举行朝会，向东京遥拜天皇，吃饭前，还要祈祷感谢皇军的“恩赐”。日语被定为国语，勒令青少年学习。在东北等地区，无论机关还是学校，唱“国歌”要先唱日本的国歌，升旗也升日本国旗。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全民族抗战，经过浴血奋战和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洗刷了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
思考讨论
1.怎样认识毛泽东所讲到的“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2.如何理解“帝国主义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结合案例批驳“侵略有功论”。

案例3   浸有1200 吨人血的历史记录

   30多万人的血泪，南京保卫战的战史，日军施暴铁证，外国媒体报道，正义审判的记录……新近出版的8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下称《史料集》），此刻铺满记者的案头，一一捧读，心在逐渐发沉。
真实历史愈厘愈清
战后60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的问题上，基本采取了或暧昧或含糊其辞或躲躲闪闪的态度。极右势力甚至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
欲厘清死难者的人数，从对遇难者尸体的掩埋入手，是最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人数，此前的《拉贝日记》的注释为：“慈善团体掩埋”一项是18.5万具遗体──“崇善堂收埋11.2267万具，同善堂收埋7000具，红卍会收埋4.3123万具，红十字会收埋2.2683万具，回民掩埋队收埋约400具。”在编辑《史料集·遇难者的尸体掩埋》卷的过程中，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发现：还有代葬局、红十字会八卦洲分会、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4家慈善机构，收埋1.3万具尸体。这样，仅慈善团体掩埋遇难者尸体一项，就从通常所说的“5家掩埋18.5万具”，改写成“9家掩埋19.8万具”。加上，市民群体自发组织的临时掩埋队收尸4.2万余具，南京市、区两级伪政权收埋尸体1.6万余具，扣除明显重复交叉的1万具；再加，日本战俘供述的日军曾经动用部队毁尸灭迹约15万具（扣除与收埋数字可能交叉的部分，应有数万具尸体被焚尸灭迹）；再酌量扣除数千具阵亡中国军人遗体的数字，认定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总数达30万人以上，是有充分依据的。
再现当年审判全景
二战结束60周年了，当年在南京被法庭判处死刑的战犯的后裔，还在为他们的祖先翻案。这一活生生的现实，最近出现在日本。
此时打开《史料集》，重读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史料，或者更能明了“何为真实”。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在法庭上狡辩说，他领兵入侵上海，是防止武装冲突的扩大。质证时，诺兰准将问松井石根：“1937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派给你一个半师团，你是不是要求增加到五个师团？你说你希望尽快就地解决冲突，但1937年你离开东京时是不是宣布，你想在占领上海之后继续攻占南京？”
确凿的事实，戳穿了松井“防止武装冲突扩大”的狡辩，揭示了他一心扩大侵华战争的本来面目。
另外，松井还狡辩说：“所谓的（南京）大规模的屠杀和暴行，这一点起诉方在本法庭也声称发生了，但却是我第一次听说”。但在诺兰准将的追问下，松井不得不承认，1937年12月，他从记者那儿听说了强奸、抢劫、暴力掠夺物资；从宪兵那儿听说到谋杀的报告；从日本领事馆那儿听到性质相仿的报告。（事实上，松井得知暴行后，在1937年12月20日日记中写道：“这多少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
   ……大量事实，在这套《史料集》中被一一披露。
死里逃生者叙说痛史
在领“良民证”时，孙宝贤因缺乏住室管理员作保，已被列入没有保人的人群，等待被拉上汽车送走枪毙。出于同情，有人出面为他们作保，日本兵不允许；此时，又有妇女出来为另外的人作保，分散了日本兵的注意，孙宝贤才幸免于难。
南京大屠杀期间，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曾留下许多日记和书信，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威尔逊日记》等，但由于当时环境险恶，作为受害者，中国人自己留下的日记并不多。难得的是，原金陵女大难民所负责人之一程瑞芳女士，当时曾逐日记载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金陵女大的暴行，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般读者读了这一卷后，便会得知：南京郊区的老师是如何逃难的；为躲避日军屠杀，当年守军军官钮先铭是如何为僧八个月，目睹了当时的腥风血雨的；已被押到屠场的幸存者唐广谱，是如何从数万人的尸体中死里逃生的；一名懂日语的中国少校参谋，如何化装成难民逃难，并参与“世界红卍会南京分会”收敛死难者尸骸工作的……
一份份真实记录，掩卷之余，仍让人心绪难平。
加害者当年的自白
1938年7月13日，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在《阵中感想录》说：“到达中支那（指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后，在听取了……报告后才得知，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人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人在。”
读者通过阅读《史料集·日军官兵日记》后，自己可以作出判断，当年在南京究竟有没有发生过大屠杀。
该卷收录了时任日本外务省亚洲司司长石射朱太郎的日记。其在1938年1月6日记载道：“上海来信，详细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信上所说的掠夺、强奸等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吗？”
时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的饭沼守也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山田支队用刺刀分批处置了一万几千名俘虏时，因为是在几日内将相当多的人押送到同一地点，因此俘虏发生骚乱，最后我军用机关枪扫射”。
日军第十六师第三十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日记中也供认：“俘虏 ……其数量高达数千人。情绪亢奋的士兵……将俘虏一个个地杀死”，“两个联队都搜寻到数百名败兵，并予以枪决”，“在下关，被枪决者达数千人”。
有人计算并评论说，30多万人洒下的热血就有1200吨，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思考讨论
1.走进一段凝聚中华民族血泪史，我们应该想些什么？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中帝国主义首当其冲？
2.面对现实，面对日本右翼政客妄图歪曲历史和美化侵略的疯狂叫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案例4  根据地民主开端——红绿票、投豆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量根据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对民主选举的尝试，成为中国农村民主化的开端。　　在根据地，共产党人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农民对政治的冷漠态度，而农民这种冷漠，却不是简单地靠政治宣传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鼓动所能打破的，在很多地方老百姓对于“村干部”的印象是：“从前那一批人得势，今天是这一批人得势”。他们依旧宛然台下政治的看客，冷漠地看着你方唱罢我登场，对农民们来说，无论谁当政，他们只有麻木地服从，这种状况，显然与动员全民抗战的目标相距甚远，要使支援和参加抗战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仅仅靠民族主义的宣传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平西山区的野三坡地区，长期与世隔绝，农民还穿着明朝时代的服饰，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象这样的地方，任你说破嘴皮，恐怕也难以激发农民对日本侵略者起码的感性认识。
那么要抗日，要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就必须取得农民的信任，就必须让农民在根据地当家作主，这其中，政权建设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乡村基层政权要取得农民的信任，应该是一个没有衙门气，让老百姓有亲切感，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大多数农民说话，而不是只为穷苦农民或者富人说话的组织。它须是乡民日常纠纷的仲裁人，拥有一碗水端平的公正性。我们要做到这些，就要让农民在农村实现真正的普选，设立代表面最大的民意机构，这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应有之意。
　　为了组织基层选举，共产党人每次都花很大的力气组织动员，有的地方，还专门成立了选举委员会，成立选举训练班，针对选举的技术问题专门进行培训，编出了《选村长》这样的戏剧到处演出，形象地告诉农民选上自己合意的人会带来什么好处。为了宣传选举，各个边区都印行了大量的小报和宣传品，仅晋察冀边区就出了各种报刊100余种，有些报刊专门就是为了选举而存在的，象阜平的《大家选》，曲阳的《民选》等等，另外还有成千个村剧团、宣传队和歌咏队走村串街地进行宣传。
在选举过程中还规定可以竞选，县和边区的参议员可以通过集会和媒体进行竞选为自己拉票，而乡村选举的候选人也会到台上表示一下自己将要做些什么。在竞选过程中，台下的老百姓尽可以对他们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里曾说，“当着候选名单公布以后，每个乡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有的批评某人对革命不积极，某人曾经反对过革命，某人曾经贪污过，某人曾经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鸦片等等。有的选民则公开涂掉其名字。”
　　共产党人和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还创造了许多世界选举史上闻所未闻的选举办法，以适应识字不多和不识字的农民。据考证，根据地的投票方式有票选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烧洞法、投纸团法等。足以让西方世界大跌眼镜。投票选举法是全世界通用的选举方式，在抗日根据地，这种方式也在用，不过多用在比较上一级的选举中，而乡村选举用此法时，往往会加上一些变通措施，比如在候选人名单上编号，甚至用通行的外号代替大名写在票上。比较普遍的农村选举方式是红绿票法和豆选法。
红绿票法属于票选法的一种，具体施行是这样的，发给投票人额定的红绿票，而让候选人坐在台前，背对着投票者，每人背后一个票箱，红票意味着同意，绿票意味着反对，投票人对每个候选人只能投一种颜色的票。当场投票，当场开箱验票，红票多于绿票者当选（这种选举法带有农村寓褒贬之意，红绿票相当，此人不好不坏，如果绿票大大多于红票，那么这个人的人缘和人望都成问题了）。豆选法是根据地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选举法，其法以豆粒（什么豆子都可以，已经用过的有黄豆、绿豆和蚕豆不等）作为选票，每个投票人发给一定额数的豆粒，每粒表示一票。投票时让候选人坐在台前一排，背对着投票者，每人背后放一大海碗，投票人鱼贯而过，认为信得过的，就在他的碗里放下一粒豆子，豆多者当选。这种选举法在选举的隐蔽性上要差一些，尽管候选人当时看不见，但一个村的人，谁投了谁的票，一般是无法瞒得住的，但由于选举氛围比较好，主持人也比较公道，所以，因选举而报复的现象还是很罕见的。即便如此，农民投票时也有感到不好意思，怕得罪人的，投红绿票的时候将票搓成一个小小的团，紧紧捏在手里，投的时候让人看不出颜色，也有的将红票大张着，而绿票搓小或者干脆丢掉。投豆的时候，故意穿长袖子衣服，从每个碗边都划过去，让旁边的人看不清他到底投了谁的票。当然也发生过舞弊行为，有人为了当选，收买个别人口袋里装上很多豆子，投票时大把扔入碗内。这种土得掉渣的选举法当然比不得欧美发达国家的选举办法完善，执行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许多问题，但是，在当时落后闭塞农村，面对一群识字无多甚至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包括妇女和老人），这是所能采取的最适宜的选举方式了。　　
其实，那时的中国农民，尤其是根据地所在的偏僻山区的农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民主，冀中根据地的创始人吕正操说，他的部队某个团在开会讨论民主问题时，“一个团长的特务员说：‘团长叫我干什么，我不干什么，就是民主。’”正规八路军尚且如此，农民甚至还不如他们，但是只要切实地告诉农民选举是怎么回事，选举出他们信得过的人主政，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农民也是会很清醒地知道利害的，自然也会乐意选举出他们所信任的人来。
通过这样朴素的选举方式，各个根据地都相继建立了农民满意的政权。在抗战时期，很多中外人士考察根据地，大多数人都认为根据地是中国最民主最清廉的地方，的确不是他们看走了眼。

思考讨论
1．结合本案例，思考中国民主化开端的历史意义。
2．结合农民在根据地的民主实践，谈谈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的认识。
3.民主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急于求成。结合案例，讨论根据地的民主实践对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

案例5   不朽的文化史诗

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正处在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激流中，从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根据地人民一起铸就了一部不朽的文化史诗——“延安文化”，它蕴涵着延安精神和延安文化两部华丽的诗章。
　　延安精神——“延安文化”的 “风骨”
延安精神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反侵略、反投降、反卖国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同样也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它集中展现了“延安文化”的风貌和魂魄，揭示了“延安文化”的精神真谛。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展现了延安文化的凝聚力和发展方向。它使得中国人民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发自内心地唱出：“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
　　反侵略、反投降、反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延安文化的主旋律。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立足延安，放眼全国，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成为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中流砥柱。是时，“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市，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到反对妥协投降，再到抗战后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的革命斗争，始终是延安时期爱国主义战歌的主旋律。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开拓创新，是延安文化的精髓。抗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抗日战争和党的建设这两大主题，在思想理论战线，实现了理论创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延安文化的价值取向。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著述中，深刻地论述了延安文化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是延安文化的基本品行。在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号召各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延安文化——先进文化第一乐章
“延安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第一乐章”，它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和灵魂，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哲学领域，其学科“领军”人物是毛泽东、艾思奇、李达等理论家、哲学家。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通过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三者的有机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历史学领域，通过毛泽东、范文澜、郭沫若、伊达、杨松等理论家、史学家的不懈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动性地应用于史学研究，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文献编纂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历史学科体系。中国的史学，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马克思主义现代史学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新体系发展的基础。　　
文学艺术领域，通过毛泽东、周扬、丁玲、冼星海、艾青等理论家、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努力，确立了无产阶级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指明了中国新文学艺术的发展道路。在文学艺术作品方面，创造了不朽的《黄河大合唱》、《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白毛女》、《生产大合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屈原》等名篇佳作。
新闻传播学领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建党与大革命时期、江西苏区四个历史时期的新闻报刊发展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博古、艾思奇、舒群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开拓延安时期的新闻宣传工作，艰苦奋斗13年，确立了“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和“全党办报”的方针，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新闻宣传的真实性、战斗性”，卓有成效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胜利地粉碎了来自各方面的宣传战，培养教育了人民，动员了千百万民众投入到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使新闻学实现了革命性的历史变革，形成了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此外，延安时期的内政、外交、教育、经济、民族关系等各个领域，也都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迸发出了灿烂的“火花”，从而完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先进文化“第一乐章”的创作。
思考讨论
1.结合案例，谈谈对“延安文化”内涵的认识和延安精神的理解。
2.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今天应怎样继承和发扬“延安文化”？

案例6  千年一梦今朝圆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翻开中国的历史，一次次农民起义，无一不是把土地作为斗争的焦点。从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到“均田免粮”的口号，直至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都未能让梦想变成现实。时间指向20世纪，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将“平均地权”转变为“耕者有其田”政策，但因其阶级属性而缺少反封建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历史的重担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自领导革命始，中国共产党就把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作为己任，从井冈山到陕北，从陕北到全中国，从《井冈山土地法》的出台到《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共产党人带领农民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土地第一次给了像土地一样纯朴的农民。
这千年的一变，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刘少奇曾经讲过:“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蒋管区有三万万多人口，比我们多，但蒋介石那里农民没有翻身，在反对他，在他脚下安了‘滚子’;我们这边农民翻了身，我们脚跟站得更稳了。这样就将使我们与蒋介石在力量对比上发生根本的变化……实行土地改革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亿万农民迅速投入到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大潮中。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亿六千万农民，约占全国37%的人口得到土地。在西柏坡纪念馆珍藏着哈尔滨靠山屯全体农民1947年写给主席的一封信，信中说:“毛主席呀，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朴实厚道而又催人泪下的话语，道出了翻身农民掏心窝的话。
平山县下盘松村是“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的故乡，翻身农民们绣了一面写有“土地回老家”的锦旗表达他们得到土地后的喜悦心情。村民崔山庚已年逾花甲，当分到土地后，他热泪盈眶地扑倒在自己的土地上，双手捧着黄土亲了又亲。
广大翻身农民积极支援前线。自动组织起担架队、运输队，保证了前线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前线需要什么，我们就送什么，战争打到哪里，车轮就推到哪里。”陈毅元帅在淮海战役胜利后，曾满怀深情地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1947年底，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后者。”美国人韩丁在他写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感叹道:“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思考讨论
1.如何理解土地改革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作用？
2.如何理解“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后者”？

案例7   红旗插上井冈山

1927年9月19日，秋收暴动的部队在文家市发生了“取浏阳直攻长沙”和“向萍乡方向退却，沿罗霄山脉南下”的争论：争论之一是，师长余洒度坚持要打长沙，认为退却到农村是想当“山大王”，言下之意是当土匪，不是革命。毛泽东主张将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到湘赣边界的大山上去。毛泽东认为，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是敌人重兵把守之地，再去攻打已不可能。争论之二是，选择战略退却还是战略进攻。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革命已处于低潮，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是一定要在中心城市与敌人进行直接的武装对抗。相反，要作战略退却，把武装力量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发动群众，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作长期的斗争。余洒度实际是仍然主张战略进攻的。争论之三是，如何看待当“山大王”。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完全消灭过“山大王”，这说明上山当“山大王”有可能保存武装力量；过去的“山大王”是带有土匪性质的，我们要当革命的“山大王”（共产党领导着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余洒度看不到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与旧时农民起义的区别，又不了解上山当“山大王”有利于保存革命武装力量，这样势必反对上山，坚持继续攻打长沙。
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得到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的支持。卢德铭在军中威信甚高，他的支持使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执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向萍乡方向前进，长沙被抛在背后。
9月29日，毛泽东带着思想混乱、组织松散、减员严重的部队，来到了永新县的三湾村。毛泽东再一次表现出他的雄才大略，及时而正确地进行了三湾改编。在组织编制上，将原来的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团，宣布“愿留则留，愿去则去”的政策。对于离开部队的人出具证明，发给路费。在这之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走了，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开小差的高级将领。在党组织建设上，毛泽东提出并实行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这一设制，使党对军队的领导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得到了保证。为了扫除旧军队的不良影响和习气，毛泽东领导部队进行了民主改革，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委员5至7人，均由全体官兵选举产生，做到官兵平等，经济公开。毛泽东采取的这些改编措施，勾画了新型军队的雏形，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的基因，成为打破蒋介石这个大水缸的小石头。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部队来到宁冈古城。在宁冈文昌宫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上，首先总结了湘赣秋收起义的经验和教训，认为我们在军事上失利了，但在战略上不能说我们失败了。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能成大气候的，就在于紧紧地抓住与农民相联系这一环节。中国农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蕴藏着反抗的愿望和烈火。但是这种反抗的愿望和烈火是分散的、潜伏的，需要去点燃、发动和组织。农民起义的领袖们，一方面得用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如均田、限田、耕者有其田）号召农民参与起义；另一方面要以严格的纪律和军事上的胜利，壮大农民起义队伍，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历史上的“山大王”推行“劫富济贫，除暴安民”的做法虽然也受到农民的拥护，但未能触及农民土地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为号召，掀起农民革命的风暴，却不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科学方法，最后不是导致农民起义的失败，就是随着农民革命的胜利而逐渐形成一个脱离农民阶级的新的统治集团，蜕化为封建地主阶级，最终背叛了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概言之，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斗争最终与自己的利益相脱离，农民起义的领袖和英雄最终走向农民阶级的反面。这是因为小农经济必然产生封建专制政治，农民追求的是有一个好皇帝，而不是消灭皇帝。因此，工农革命军和农民群众的关系既是工农革命军能否生存的根本问题，又是革命能否最终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在古城提出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的命题，是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直接感受，又为工农革命军指明了新的方向。工农革命军离开了农村这个海洋，就如鱼离开水一样非死不可。这种“死亡”，一是表现为军事上的死亡——被反动军队所消灭；二是表现为政治上的死亡——走向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成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工农革命军要避免直接的军事上的死亡，就必须立即放弃向城市攻击的任何企图，向农村转移，使工农革命军置身于“海洋”之中；要避免政治上的死亡，就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军事上的胜利保证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唤起农民的革命热情和对革命的支持，使工农革命军不断得到力量的补充，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于1927年10月底上了井冈山。
对于上述道理，毛泽东当时就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但许多人并不理解。多年以后，周恩来回顾了当时的思想：“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的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根本政策的错误。”“如果当时在那个地方深入土地革命，就会在农村安置不走嘛，留在会昌、筠门岭、瑞金、寻邬，那就很好嘛，靠近闽赣边嘛。当时没有这个思想。”正因为周恩来当时没有这个思想，使他虽然成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却不能成为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第一人。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使他们成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坚决倡导者和实践者，为缔造红军跨出了第一步；周恩来兵败走香港和毛泽东率兵上井冈，表明了他们在缔造红军的最初阶段其功绩是不一样的。毛泽东不仅跨出了第一步，而且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开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使红军找到了生存之源和依托之本。
思考讨论
1．结合本案例，讨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意义。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毛泽东具体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原理的突出成果。结合本案例，谈谈怎样解决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
3．谈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论断的实践意义。

案例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故事

井冈山斗争初期，条件极其艰苦。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下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面对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红军中流行着一种悲观的拼命主义。战士们把武装带称作“牺牲带”，当谈论到革命的前途时，他们便把两眼瞪圆，不无凄怆地说，“牺牲的时候，革命可能就成功了”。这种黯淡和悲观的气氛就像湿雾一样在井冈山蔓延散开。甚至有的干部们也私下议论起“红旗能打多久”和“井冈山要守到何时” 等问题。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他曾多次散布，“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则没法维持”。毛泽东对此并不否认， 他也感到寂寞和清冷。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坦诚地写道：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形势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 “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即令如此，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他那“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的信念，他要朝着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
是坚持巩固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而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还是分散出击，打到山外，闯州过府，形同流寇，这是当时的重大原则问题之争。林彪力主分散出击。
   1929年就要过去了。在岁末“古田会议” 结束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坚持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毛泽东也很想给林彪写封回信。可一时还没有想好。林彪这时刚刚23岁。参加南昌起义时，他还是个连长，上井冈山后不久，就当了红四军的营长。1928年8月，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后，他接任二十八团团长。但是，毛泽东觉得林彪有个最大的毛病，那就是对时局的估量较为悲观，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毛泽东知道，林彪的这种悲观情绪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眼下，无论是在红四军还是在全党，忽视农村根据地的作用、坚持“城市中心论”者大有人在。中国革命要不要建立广阔的农村根据地？革命的道路到底应该怎么走？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1930年初，毛泽东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
信中，毛泽东写道：“林彪同志!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和流寇思想，他写道，“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毛泽东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时在东北的林彪闻讯，急忙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 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毛泽东善意地答应了林彪的恳求，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的批评部分，把题目改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思考讨论
1. “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表明了毛泽东怎样的一种思想？
2. 毛泽东是怎样认识中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

案例9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直至参加北伐战争的数年间，对开展武装斗争、掌握武装力量的极端重要性，是认识不到、认识不足的。党的创始人基本上是最先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枪杆子是天生的生疏，后天的忽视，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民众运动上。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有相当多的中共党员进入到国民革命军中工作，但大多数是从事政治工作，担任军、师、团、营各级党代表。而北伐誓师时的8个军的军长都是由国民党人担任。结果是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做好民众宣传工作，发动工农运动，支持国民革命，有无数共产党员冲锋陷阵，血洒战场。等到国民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下令“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国共分裂，刀枪相向的时候，共产党人却处于手无寸铁、党无武装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断然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和湘鄂赣粤秋收暴动，就显得特别英勇和悲壮。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纪元。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就国民党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其中关于军事问题无疑是他发言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是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言简意赅，道出了国共两党胜败的根本原因。毛泽东也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这一观点来自于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他对党内“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的大胆破除。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实质，转变自己原来思想，并提出符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在国共合作初期，他也曾倾注全部精力集中于民众的宣传组织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地意识到建立和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尤其对湖南农村32天的农运考察让他深有感触。他充满激情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把夺取政权与武装暴动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蒋介石、汪精卫的先后叛变革命，使他更加坚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信念。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观点，是对中共党内当时普遍存在的轻视武装斗争倾向的振聋发聩的重击。会议没来得及对他的这个观点进行深入讨论，也有与会者不同意这个观点。会后中央发给地方的指示中也一再强调：军事斗争只是新时期组织和帮助民众暴动的“部分问题”，是“副力”。对此，毛泽东在回顾那段历史时说：“那时候，我们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谢绝了中央要他去上海机关工作的建议，执意回家乡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愿意率先闯出一条组织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路子。他在湖南省委讨论秋收起义组织计划和行动纲领的会上，再次结合起义力量阐述了“枪杆子里头出政权”的观点：
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但是中共中央却不能完全接受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中央常委会讨论时，有人批评毛泽东是“枪杆子主义”。中央的指示信也认为毛泽东“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主义”。
尽管党中央领导者当时并不赞成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但是迫在眉睫的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的必然性，使中央也不可能改变毛泽东的既定取向。毛泽东高举起中国共产党的红旗，领导秋收起义部队“霹雳一声暴动”，在起义受挫后，毅然把剩下的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开展农村革命武装斗争，依靠和壮大工农革命军，逐渐打开了局面，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同时，全国其他地方也先后建立起十多块根据地。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党用枪杆子创造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党同样用枪杆子创造出陕甘宁边区政权和抗日根据地政权。
   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长期武装斗争实践作了理论总结。为了进一步说明枪杆子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他对“枪杆子里头出政权”进行更高层次的展开，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论断：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成。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最终证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在中国，人民的政权是由枪杆子里面得来的，这是一条真理!

思考讨论
1．结合本案例和国民革命失败的史实，谈谈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出现的原因和危害。
2．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如何理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案例10  处决黄克功”

   1937年10月，在延安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
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不成，恼羞成怒，竟失去理智，在延河边枪杀了女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黄克功十几岁就加入了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屡建战功，是革命的功臣。被害者刘茜只有20岁，是七七事变后投奔延安的爱国女青年。当时，延安的女青年中流行着一句话：找对象要走“长征路线”，即找男友或爱人，要找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刘茜也以这句话为准则，选中了黄克功。他们的恋爱关系很快定下来，并公开化了。两人相处久了，刘茜就发现他们在生活情趣、习惯、爱好等方面相差甚远，于是向黄克功提出解除恋爱关系。
在一个月明星稀之夜，黄克功将刘茜约到两人过去经常约会的延河边，作最后“谈判”。“谈判”失败后，黄克功竟拔枪威逼。逼婚未遂，他恼羞成怒，完全失去了理智，开枪行凶把刘茜杀害了。
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后，人们议论纷纷。国民党也借此大做文章，说什么“延安出了桃色事件”，“红军因奸不成而枪杀女学生”等等。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对黄克功该如何处理，该不该处以极刑，无论党内党外，都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些人认为，自古以来就是杀人者必须偿命，黄克功杀了刘茜，应处以极刑；另一些人则认为，黄克功是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对革命有功，身经百战，作战勇敢，是红军队伍中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目前正在进行激烈的民族解放战争，急需这样的指挥骨干，从革命需要出发，应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两种意见，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件事很快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被激怒了，他拍案而起。还在陕甘宁边区成立时，毛泽东就打了预防针，多次指示，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抗日的及政治民主的模范区域，特别强调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发扬干部无私忘我和廉洁勤政的工作作风。黄克功杀人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告诉边区公安机关，对这一事件的制造者一定要严惩。
在延安，当时围绕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也有许多说法。有的认为黄克功身为革命军人和共产党员，强迫未到婚龄的少女与自己结婚已属违法，在达不到目的时还下此毒手，是罪不可赦。但也有不少人替黄克功说情，认为黄克功对中国革命有功，现在杀了人是违背了党和红军的宗旨，但是可以让他戴罪立功。
毛泽东指示边区政府要认真处理这一恶性事件，并亲自到抗大，与学校的领导研究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在抗大研究处理意见时，毛泽东神色严肃地对参加会议的同志说：“我们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兴起，不少青年学生向往延安。我们正处在从全国各地吸引爱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培养民族解放人才的时期，黄克功的所作所为，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一定要审判处决，严肃法纪。”
接着，他要随去的中央领导同志告诉边区高等法院，做出实事求是的判决后，予以惩处。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这件事极为重视，组成了以法院负责人雷经天为审判长的合议庭来审理此案。经审判后，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
黄克功听了这一宣判后，立即向中央军委写了申诉信，要求看在他为党奋斗多年、出生入死的历史上，予以从轻发落；并要求戴罪上战场，杀敌立功，在战场上牺牲。
毛泽东阅读了黄克功给中央军委的申诉信后，亲自提笔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并要他在对黄克功执行死刑前向群众宣读。
10月11日，边区高等法院在延安陕北公学的大院里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大会上，看着黄克功身上的累累伤疤，参加公审大会的一些红军指战员热泪盈眶。特别是与黄克功并肩作战过的同志，更是对黄克功充满同情。雷经天宣读了毛泽东的指示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听完毛泽东这封信，黄克功悔恨交加地低下了头，认罪伏法。
黄克功处决后，老百姓无不称颂：共产党坚决依法办事，为人民群众树起了严守法纪的榜样。不少民主人士更是交口称赞：像黄克功这样的革命功臣，一旦犯罪就坚决处决，共产党的纪律如此严明，真是古今罕见，伟大！伟大！就连那些一开始就借“黄克功案件”拼命鼓舌摇唇、大作攻击文章的反动报刊，也哑口无言了。
思考讨论
1.为什么说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2.结合本案例并联系实际，讨论毛泽东党建理论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以及从严治党、加强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

（供稿：卫晓溪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