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实事求是”碑的来历

在延安中国革命纪念馆，保存着一块刻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石碑。这块石碑，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
早在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党中央的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由王明主持，但白色恐怖下的党中央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王明等人经常是四处躲避。恰好此时，共产国际需要中共派一个负责人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于是，“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到了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28岁时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1937年6月，伤情严重的王稼祥抵达莫斯科。在苏联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身体状况逐渐好转。中共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接替王明，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7年11月29日，王明便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
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和对这位长期在外的领导人尊敬和礼貌，毛泽东等赶到延安机场欢迎王明的到来。毛泽东向王明伸出热情的大手，说道:喜从天降!欢迎你给我们山沟里送来马克思主义。也许，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欢迎词。因为早在中央苏区时，王明对毛泽东的“农民路线”及其领导地位，便持着反对和排斥的态度。
一踏上延安的土地，王明便摆出一副“钦差大臣”居高临下的模样。一天上午，中央党校接到通知，要学员们到大礼堂集合，听一位大人物作重要报告。王明衣着齐整，脚穿马靴，满面笑容地走上了主席台。
王明扫视了一圈会场，显得气宇轩昂。他开口便讲国际形势，次谈国内形势，最后谈到党的任务:现在形势变啦，我党的任务和路线也应随着变化。过去我们的头号敌人是蒋介石，现在国共两党又开始第二次合作了;目前，我们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就是同蒋介石要化干戈为玉帛，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要接受蒋介石的领导。王明口若悬河，讲得有声有色，致使许多同志将他的话当作新的指示、新的观点，认真地进行记录。
   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表现得不可一世，他向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和他的演讲，被一些人看成是“国际路线”。对王明的这种表现，毛泽东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希望大家能看到对蒋介石寄以希望是会吃亏的。他表示坚持自己原来的见解与主张之外，便没有多说话。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当上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此后，王明的右倾思想进一步发展，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甚至企图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
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上的分歧，17岁时就曾见到过列宁的任弼时来到莫斯科。在中国革命艰难的实践中，任弼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在莫斯科期间，他和王稼祥多次与共产国际领导人讨论中国的国内形势，极力宣传毛泽东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复介绍王明那一套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奠定了基础。
   1938年6月，共产国际举行会议，通过了一个支持毛泽东的文件。在莫斯科治病的王稼祥动身回国时，共产国际中国方面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为王稼祥、任弼时举行家宴，并告诉他们:“应该告诉全党，承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会议决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无奈，只好回到延安。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桥儿沟召开。会议经过正确的批评和斗争，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王明在口头上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作用，表示要统一在中央和毛泽东的周围，“如北辰而众星拱之”。11月6日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等文件。会议提出，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还提出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坚决实行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并非易事。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那天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卓越的领导人，就尝试着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向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作斗争。遵义会议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王明的时代虽然结束了，可是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肃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还在作祟。
教训如此之多，情况这样复杂，毛泽东认为有必要组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历史经验、路线,进行认真地学习和清理。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开始不久，1942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在“红色首都”延安的宝塔山下落成，毛泽东应邀兴致勃勃地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那字体兼具山海之势，颇见一代伟人的气度与风采。1943年12月12日，这四个大字被刻在石板上，镶嵌在大礼堂正面墙上,作为全党同志学习的座右铭。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人们郑重地取下石刻，埋入地下。解放后，党校旧址上办起了师范学校，师生们在一次建校劳动中挖出了石刻，交延安革命纪念馆保存至今。

思考讨论

   1.结合案例，谈谈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分析延安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立碑铭志的重大意义。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冲破党内教条主义束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案例2   冲破禁锢

粉碎“四人帮”后，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这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国内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日益显露且无法回避的矛盾。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很快就被概括为“两个凡是”，作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
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就必然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就难以冲破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束缚，就难以将党和国家的建设引向正确的轨道。
此时，由于“两个凡是”的阻碍，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工作。但他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发展。对“两个凡是”的口号，他持坚决反对态度。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的信中，极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不久，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同志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的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异于石破天惊，令人振聋发聩。
   1977年7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在全会闭幕时，他再一次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并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这些重要论述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真理标准问题。也正是在邓小平这些重要论述的影响下，一些党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在质疑中大胆思索。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禁锢的力量正在积聚，一场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将来临。
   1978年4月上旬，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寄给《光明日报》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引起了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的高度重视。杨西光建议作者对该文作进一步修改，以加强现实针对性，并请正在撰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共同参与修改。经反复修改，并经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阅定稿后，5月10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刊登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此文。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这篇文章深刻指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显然，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僵化思想路线给予了否定和批判。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经发表，即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热烈讨论，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它首先遇到的却是主张“两个凡是”的人的责难和压制。
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在中央领导人中率先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态度鲜明和坚强有力的支持。5月30日，他在同胡乔木等几位同志谈话时尖锐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号召人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不久，《解放军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理论文章，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人民日报》随后进行了转载，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7月21日，邓小平在同中宣部负责人谈话时，针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明确提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9月中旬，邓小平出访朝鲜回国，随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期间，他多次发表重要讲话，猛烈抨击“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是来点火的”，他点燃的，是思想解放之火，是烧毁一切禁锢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的真理之火。
为了有力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不仅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发动，而且敢于针锋相对地与消极面作直接斗争。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在全国日益形成之时，党的重要“喉舌”、在“文化大革命”中向来并驾齐驱的“两报一刊”，却出现了分歧：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不卷入”政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不转载，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质上是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两条思想路线的一次正面交锋。《红旗》的不卷入，实际上就是对“两个凡是”的肯定和支持。而且，由于《红旗》杂志的性质、规格及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影响力，它的不卷入，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1978年11月，谭震林在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而写给《红旗》杂志的文稿中，坚持要写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红旗》杂志负责人考虑到谭震林在党内德高望重，直接改动文稿不合适，于是在11月16日将该文稿呈送中央常委审阅。邓小平看到后，在批语中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之后，李先念对这篇文稿也写了支持的批语。在此情况下，《红旗》杂志才不得不刊登了谭震林的文章。由此，实际上结束了《红旗》杂志的不卷入状态，从而为真理标准讨论又扫除了一个障碍。
在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极力推动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全国理论界、新闻界等纷纷举办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努力使更多的人关注和投入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并在讨论中努力澄清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激发大家敢于突破思想禁锢思考问题的巨大勇气和创新精神。
与此同时，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也都纷纷参与到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来，并先后公开发表讲话或写文章，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广泛开展，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了喜人的生动局面，形成了自延安整风以来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深刻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真理标准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为党和国家建设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思考讨论

1.理论界有人用“口将言而嗫嚅，足欲进而趑趄”这两句古话来形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中，人们思想仍处于比较僵化状态的局面。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2.“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如何理解这一论断？

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航道。邓小平勇于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禁锢、坚持真理的精神对当代大学生有怎样的启示？

案例3  毛泽东挨骂之后

   1940年初，日本侵略军加紧推行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所谓“总力战”，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加频繁、更加残酷的“蚕食”、“扫荡”。这年秋天，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与此同时，边区内又受到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天灾人祸一并侵吞着本来就困难的边区经济。
粮食问题，是当时边区经济工作中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初，边区各部门的用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征粮，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二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外援断绝后，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依靠征粮。而1940年征收的公粮，供应到1941年3月时，在部分地区已出现断粮现象。不久，各地粮食供应普遍发生恐慌。政府先后借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为了保证1942年的供给和归还1941年的借粮，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不得已决定加倍征粮。这一决定公布并实施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因负担过重而引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
这时，一件意外事故发生了。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气本来好好的，没想到突然间天降大雨，电闪雷鸣，会议室遭到雷击，一根柱子被击断，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这事被一位来延安赶集的农民知道了，他借故发泄对负担过重的不满，逢人便骂：“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此话传开后，保卫部门要把这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但被毛泽东制止了。
这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这个农民为何要骂自己?是什么事引发农民这么大的怨气?毛泽东决定对此作一番了解。于是，以赵毅敏任队长，胡乔木任指导员的秧歌队（调查组）成立了。可是，当秧歌队来到安塞时，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却不理不睬，有的则干脆躲开，秧歌队坐了冷板凳。面对这种情况，秧歌队并不灰心，不管有几个人看，占块空地就表演起来。日复一日，看的群众越来越多。秧歌队边演出边同群众广泛接触，抓住机会同群众座谈，征求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群众纷纷反映：“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死了。”“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吃公饭的人那么多，我们怎么养得起”……当群众的意见反馈到毛泽东耳中，毛泽东恍然大悟。
毛泽东下决心要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他认为这项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团结人民、坚持抗战的根本问题。不管什么地方，离开当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就什么也办不成。他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强调说：“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观点。“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指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
毛泽东重点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大力发展生产，二是实行精兵简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开荒生产交公粮，尔后发动了党、政、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运动中涌现了三五九旅这样的开荒典型和“南泥湾”精神。边区政府则出台了支持移民开荒、开展减租减息、倡导劳动竞赛三项政策，把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大生产运动，使党政机关、红军部队和学校实现了粮食部分自供自给。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党外人士、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于是在党、政、军机关全面实行，陕甘宁边区为此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据有关资料记载，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公家人”是14000余人，到1939年猛增至49686人，1940年突破了6万人，1941年高达73117人。当时这7万多人和8千多匹马的供给，就使边区的财政不堪重负。“精兵简政”实施后，各地按“党政军脱产人员不得超过人口总数的30％”这个标准大幅裁减了财政供养人员。
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农民负担减轻了，军民生活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了。这时毛泽东想起自己挨骂之后派出了秧歌队，他风趣地说：“这是赵匡胤下乡，同农民扭秧歌，从‘雷公打死毛泽东’，到天下太平。”

思考讨论

1.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案例中的这位农民什么会发出“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的怨言？

2.毛泽东听到骂声后，采取了怎样的行动？你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案例4 科研“卫星”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也是创造神话的年代。在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全面启动之后，教科文事业的“大跃进”也就迫在眉睫了。

一、科学也搞高指标

   1958年2月，批评“反冒进”的南宁会议刚刚开过，中国科学院就在北京举行各研究所所长会议，部署科学工作的大跃进。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号召科学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进科学大跃进。郭沫若说：现在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愁地无用武之英雄。
在会上，一些研究所的负责人当场就提出了本所的跃进规划。精密光学仪器研究所负责人提出，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大部分时间来掌握世界上光学机械仪器方面的主要成就，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开始制造新仪器，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与世界先进水平犬牙交错地前进。石油研究所所长表示，在五至七年之后，我国在页岩油、水煤气合成石油生产方面将远远超过英国、西德和美国，这两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自然也应达到国际水平。
这年5月15日，中科院向会议报告了全院的跃进计划，包括24个方面的任务，其中直接为工农业等国民经济服务的项目有18项，有4项明确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58年6月4日，中科院党组为了响应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号召，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十年赶上美国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二、经不起检验的“国际水平”

   “大跃进”启动之后，科学跃进取得的“成果”，也不时见诸报端。
从1958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科院北京地区共青团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传出“捷报”，青年科学家们研制的产品有7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11项是以往没有研制过的。
7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首都科学界向党汇报成果，许多研究项目超过英美水平。”
7    月1日这天，中共中科院机关党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共向大会献出研究成果300余项，“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
过了12天，《光明日报》报道说，科学院北京地区研究单位完成1000项研究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
8月8日，上海举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跃进展览会，上海地方工业、上海高校、中科院和中央各部委在上海的研究机构共60个单位参展，共展出实物、图片、图表2600多件，“其中440多项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其余更多是国内或上海首创的”。参加展览的单位还提出了进一步的跃进计划，如煤炭变珠宝，废气变黄金，陶瓷像钢铁般坚硬，钢铁像陶瓷般耐高温，做到肿瘤低头、高血压让路。
高等学校的科研跃进也不甘落后，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了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科学技术，有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这一消息，是由我国最大、最权威的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
半个月之后，有报道说北大的科研成果达到了3406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而这3400多项成果，从8月1日开始算起，只用了40天的时间。
北大的科研“卫星”放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中国有关部门碍于兄弟国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关材料，结果可想而知。
这时，科学研究的牛皮还吹到国际上去了。冶金部赴苏联参加真空冶金会议的一个干部，曾到苏联黑色冶金研究院了解耐热合金的情况。当他与该院的耐热合金室主任谈话时，吹嘘说：“我们有的是钱，有的是人。”当时有一个中国实习生阻止他讲下去，他反而说：“不吹点牛皮，他们看不起我们。”另一次，此人对苏联人说：“毛主席讲过，我们最近要放卫星，要放大的，二十吨，这样小的，几百斤（按：指苏联1957年放的人造地球卫星重量），我们不放。”苏联人听了，当场说：“你一定是听错了，不可能是二十吨。”
无独有偶，中国生物化学代表团访苏时，也向中国留苏学生吹嘘说：“我们不久就要放人造地球卫星，很大，内装有猴子，不仅一处放，北京、上海、南京都要放。”
事实上，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此时还刚刚列入研制计划。10年之后，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才发射成功。

三、荒唐的课题

  “大跃进”本身是头脑发热的产物，而头脑发热之后，又更为积极地去推动“大跃进”。这种热烘烘的气氛，也感染了科学家。这一年，粮食生产竞相放“卫星”，开始是亩产千斤，后来是牛皮越吹越大，声称亩产数千斤、上万斤，甚至更高。而在这神话般的放“卫星”风中，我国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特地撰文，论证“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问题。文章不但肯定已经放出的那些“卫星”，而且还论证了粮食丰产的潜力还很大，可以达到亩产四五万斤。此时，全国尚未放出这么大的高产“卫星”。既然科学家都论证了能够有那么高的产量，那些文化程度本来就不高的乡村干部，放“卫星”的胆子就更大了。
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出于群众的干劲只可鼓而不可泄的考虑，他对放粮食生产“卫星”没有泼冷水，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于是，他进而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
国内新问题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摆在中国科学家面前。一些研究所接受任务，抽调大批科研人员从事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可是，当这些研究成果出来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已不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而是粮食少了怎么想办法的问题了。

四、违背科学的“科学研究”

这年的“大跃进”，还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从事着违背科学规律的“科学研究”。
《科学普及资料汇编》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科普刊物。这一年刊发了大量的所谓高产“卫星”经验的文章。仅这年的第9期上，就刊登了湖北麻城高潮三社水稻亩产10万斤、四川郫县友爱社水稻亩产8万斤、山西山阴县山药亩产10万斤、福建漳浦县农冲社亩产花生2．4万斤的经验。这份刊物的第7期上，刊登了山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负责人的文章《小麦高额丰产的科学根据——亩产十五万斤的技术措施》。文章说，小麦亩产6万斤、8万斤、10万斤，甚至15万斤，绝不是吹牛，也不是异想天开的胡说八道，是“根据事实以科学分析来确定的”。
这位农科所所长不但论证了小麦高产超15万斤的可能性，而且还论证了亩产万斤籽棉的可能性，并且分析了亩产万斤棉的理由，还据此提出“打垮观潮派，压倒美国佬”的豪言壮语。
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之下，许多科学“奇迹”被创造出来了。
江西省乐平县超美人民公社发射了一颗晚稻亩产16万斤的特大“卫星”，这恐怕是“大跃进”期间放出的最大一颗粮食高产“卫星”。为此，《科学普及资料汇编》上专门介绍其经验。
广东新会农民周汉华“创出”水稻和高粱杂交办法；陕西西安雁塔区沙浮沱农业社社员赵丙红，“成功”地将棉花嫁接到了椿树上；陕西蒲城县吉村农业社社员试验用公鸡孵小鸡“成功”，方法是割去公鸡的生殖器，并把它灌醉，这一“成果”的应用价值是使母鸡有更多的时间下蛋；西北农学院的6名学生在“研究”中发现，割去猪的耳朵、尾巴之后，猪能够迅速长膘，最多的一天可以长膘19斤；山西洪洞农民总结出了小麦丰产“经验”：将小麦和谷子嫁接，每穗结籽500粒，每亩植株250万，亩产达8．9万斤，然后再将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品种，麦粒像石榴那么大，产量将无法计算。
这真是人世罕有的“奇迹”，怪不得当时一再宣传：“只要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思考讨论

1.在“大跃进”中，一向严谨的科学界也出现了许多违背实事求是的豪言壮语。请问：这些豪言壮语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2.科学上需要严谨，容不得半点马虎。本案例在科学研究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教训?

案例5  骗你没商量

   1998年5月下旬，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等人陪同下，来到农业大省安徽，考察农村对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这是朱镕基第五次来安徽。他一再表示：“我跟安徽有缘。”然而，安徽欺骗朱总理却也是没商量的。
安徽的同志当然知道安徽的南陵县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县。南陵是江城芜湖市辖下的一个产粮大县。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芜湖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米市”的盛誉就是靠“南陵粮仓”支撑的。事实上，南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
南陵作为产粮大县绝非徒有虚名，但是，当得知朱镕基总理将前往南陵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还是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粮仓里确实又是无粮的。
国有粮仓无粮，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让地方实在难以执行。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地方财政补贴。这几年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产粮大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往粮食上补贴呢?没有补贴，负责收购粮食的粮站，就只有变着花样压级压价，扣斤扣两，限收，或干脆拒收。所以，许多粮站宁愿让粮仓就这样空着。
现在朱镕基要来，无论南陵县，还是芜湖市，都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明知这种政策不大切合实际，却只想让总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于是只有造假。
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其中只有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峨岭粮站造假是从5月18日这一天就开始的，可以说，兴师动众，声势浩大：突击调运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南陵警方甚至以各种借口对扬言要向总理告发此事的三个“刁民”实行软禁。
一切安排就绪后，朱镕基一行浑然不觉地走进了这个诱人的骗局。
1998年5月22日，上午十时许，朱镕基向在场的人握手问候，他怎么会想到，站在自己面前的居然没有一个是粮站的职工。回答朱镕基提问的，是假站长俞水华。他已背熟预先编好的各种数字，特别是中央有关粮食工作的政策规定，以应对朱总理随时可能的提问。
这一切，都被中央电视台录制在后来向国内外公开播放的新闻画面上。
朱镕基关切地问：“你们敞开收购了吗？”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由于农业上连续丰收，粮价不断下跌，各地粮站的收购不积极，再不按照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里的余粮，农民就会吃亏，就会挫伤种粮的积极性，从而再难保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只见俞水华字正腔圆地回答：“敞开收购了！”朱镕基点点头问：“你去年收了多少粮食？”俞水华满怀豪情地撒开了弥天大谎：“去年收购五千吨，而过去一年都在一千七百吨左右。”朱镕基又问：“你这个粮站收一个乡还是几个乡的粮食呀？”“一个乡。”这时朱镕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串问题：“这个乡有多少亩田？亩产一般是多少？总产量又是多少？”俞水华不假思索地答道：“全乡两千三百亩田，一年产量一万五千吨。”他只知道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背数字，却忽视了这些数字背后可能会出现的破绽。
果然，朱镕基反过来给俞水华算细账了：“你虽然收了不少，但除去农民口粮和种子，你还是没有完全收尽余粮嘛！这怎么叫‘敞开收购’呢？双季水稻难道亩产不到七百斤吗？你得讲实话啊！”
俞水华是个机灵人，事先已对各种情况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这时明知露了马脚，却并不慌乱，反显得更加镇定，并自自然然地摊开双手，为难地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有的粮库都用上了，已经爆满了！”
朱镕基环顾一下四周的粮仓，微微一笑。这时，俞水华恰到好处地做了一个欢迎总理进仓视察的手势。朱镕基在俞水华的引导下，走进了三号粮仓，登上粮堆最高处。当他看到粮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实处，而且还完成得这么好，显然是出乎他意料的好，就十分开心地笑了。
当天，在芜湖市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动情地说道：“在我担任副总理期间，我最重视的，就是农业；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可以说，我在农业上粮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过金融方面。我担任总理之后，第一次下来，考察的就是安徽的农业！”
他语重心长地谈到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下来调研。他说，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是个这么大的国家，一项政策执行起来会有一个过程，实施以后，也要有一个被实践检验、修改和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他特别指出：“安徽是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之一。”
朱镕基绝对想不到，他高度赞赏的“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不仅在执行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肠子。
朱镕基专程前往安徽考察，就是要看一看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被实践检验”过后，还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遗憾的是，基层的这种欺骗行为，使这一至关重要的“修改和完善”的机会消失殆尽。　
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无法得到真实可靠的民意社情，又怎么能够保证中央出台的政策万无一失呢?更不要说弄虚作假将对调研工作产生的可怕的误导，这种危害是谁也无法估量的!

思考讨论
1.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朱镕基在农业上粮食上花的精力最多。他担任总理之后，第一次下去考察的就是安徽的农业，但却无法得到真实可靠的民意社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让人痛心的事情？
2.在现实工作中存在哪些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格格不入的问题?这些现象有什么危害性？

案例6  春潮再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国际上，风云变幻莫测：海湾的战火余烟未消，南斯拉夫境内烽火再起；东欧在剧变后仍然动荡不安，苏联这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又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美苏两极制衡的世界格局彻底瓦解，世界力量对比失衡，新的霸权主义已初露端倪……国内改革开放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历时三年的治理整顿任务基本完成，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出现了有利改革的形势，但是，经济生活中如市场疲软、经济结构不合理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此外，国内形势存在许多更加复杂的因素。我国受到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所谓“制裁”，一部分干部和群众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产生了困惑，“左”的思想又明显表现出来，甚至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关键时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
1月19日上午8时许，在深圳火车站月台上，几位省、市负责人和其他迎候的人们，在来回踱步，互相交谈，他们正以兴奋而激动的心情等待着……
来了！远处传来马达的轰鸣声。接着一列长长的火车徐徐进站。时钟正指9时正，列车停在月台旁边。
不一会，邓小平同志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
下车后，邓小平同志满面笑容地同前来欢迎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
邓小平同志同省市负责人登上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
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市负责人劝他老人家好好休息。
但是，小平同志却毫无倦意。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早在1979年4月，他在听取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后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次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经济特区就这样诞生了。深圳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开辟的最早的改革开放的试验地之一。它的发展情况，小平同志当然十分关注。1984年1月，小平同志曾到深圳视察过。一晃，8年过去了。深圳的面貌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老人家急不可待要亲自目睹一番。
小平同志边观光市容，边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小平同志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当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小平同志说，亚洲“四小龙”发展很快，你们发展也很快。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停了一会儿，他补充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听了汇报后，小平同志和省市负责人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
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小平同志又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小平同志思路清晰，记忆力强。他谈笑风生，有时一两句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
1月22日下午3时10分，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主席在市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亲切地同他们一一握手。小平同志同省、市负责人作了重要的谈话。
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小平同志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在谈话中，小平同志还谈到了：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等等。
时间过得真快，小平同志在深圳，一晃几天就过去了。1月23日，小平同志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陪同下去珠海特区。
车子在宽阔的笋岗路向蛇口驶去。在车上，小平同志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小平同志说，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李灏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要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
小平同志说：“我刚才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正。”
把握时机，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抓上去，这是小平同志对深圳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小平同志心头的一件大事。
   “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的视察南方谈话，宛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遍了中华大地，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邓小平这次视察南方将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进入快车道。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人们欢呼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期待着改革开放的又一个高潮。

思考讨论

1.在怎样的背景之下，已经退休的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顾88岁的高龄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

2.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的视察南方谈话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为什么说邓小平这次视察南方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进入了快车道?

（供稿：卫晓溪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