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毛泽东的“民族化”情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毛泽东被一些出过洋的人嘲笑为不懂马列主义的“土包子”。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没有读过多少马列原著，虽然打过一些仗，但只不过是搬用封建主义的《三国演义》或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格言而已。
这对毛泽东来说，是颇为憋气的事情。他曾经感慨地说：照搬马列书本的教条主义害死人!
于是，到陕北后，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弄来大批的书来读。目的是两个，一是从政治和军事上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一是从哲学文化上探索一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1936年底和1937年夏，他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一个是对十年军事斗争的总结；一个是在思想方法上进行总结和阐发。他一心一意要告诉人们的要旨其实只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此相应，毛泽东当时读的书也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有关马列主义的哲学书籍，一类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
读了，就要用，而且用之得当。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谈到战略退却的必要性时，毛泽东举《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中的故事为例，说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接着又引《左传》中的“曹刿论战”一段原文，说明先让一步，敌疲再打，后发制人的道理。
在《矛盾论》里，毛泽东从哲学角度分析了《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说宋江三打祝家庄，前两次失败，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研究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祝家庄内部的孙立、孙新等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的木马计相像的办法，终于打了胜仗。讲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解决矛盾，要全面了解对象的情况，要有辩证法的全面的思想方法。
用这些素材来论述一些政治和哲学的话题，除了与教条主义者在思想方法上有着近乎天然的区别外，无疑与毛泽东的文化积累是分不开的。像王明那样的年轻轻即到国外学马列，一回来就指手划脚，一跃而成为中共领导的人，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用《水浒传》、“曹刿论战”这样一些例子来论述同样的问题。
   1937年11月底共产国际的核心人物的宠儿——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机场上，毛泽东发表欢迎词，说是“喜从天降”，称他们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回来之初，毛泽东对他礼遇有加，在一段时间里，中央领导层合影时，居中者往往是昂头挺胸的王明，毛泽东很谦逊地站在最边上。王明经常表现得不可一世。中央当时在武汉设立了王明负责的长江局，指导南方的工作。王明进一步提出要把中央机关搬到武汉，中央上层表决时，竟只差一票就同意了他的意见。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里，这次会议是不同寻常的。
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各个方面都起了特别作用的口号——“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说：“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建设“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王明在会上也有一个长篇发言。他同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不过，他用几乎是习惯的文件性语言作了转折，告诫人们：“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
虽不是有意唱对台戏，强调的重点显然有别。
正是六届六中全会，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而这时，他几乎是党内最高领导层中唯一没有到过苏联的人。但共产国际最终意识到，中国的问题，还是要靠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自己解决。而毛泽东似乎比任何人都知道，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让人们接受和理解马列主义，不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故事和民俗语言来解释和发挥，是不可能的。总结过去要这样，分析现实也要这样。
在延安，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是怎么来阐述这三大作风的意思的呢?
   ——你们看，《西游记》里的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的。孙悟空很灵活机智。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吃苦，还有那匹白龙马，它不图名，不图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延安，毛泽东还提出了著名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他又是怎样向人们强调的呢?
   ——你们就要毕业上前线了。你们就像《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一样，在我们这个叫作延安的昆仑山修行了几年，你们学到了道，是“马克思主义之道”。如今要下山了。姜子牙下山的时候，元始天尊赠给了他三样法宝——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我也送给你们三样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思考讨论

1.毛泽东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

2.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毛泽东与王明有什么不同？

3.结合本案例说明毛泽东思想是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案例2   回望毛泽东

从1976年至今，毛泽东逝世已经30年了。回望毛泽东，仿佛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是，伟人的身影始终矗立在人们视野的地平线上。数十年来，国际国内曾几次掀起研究毛泽东热，甚至出现了“毛泽东学”的专门研究领域。据统计，北京毛主席纪念堂从1977年至今共接待了一亿三千八百万瞻仰者。毛泽东是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中国人，也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中国人。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的旗帜、象征和灵魂，不了解毛泽东就不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一户农家。那正是中国历史上动荡不安、风云变动的年代，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
翻开一部中国革命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所发生的重要事件都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多次使中国革命从“山重水复”走向“柳暗花明”。
在五四时期的革命大潮中，毛泽东成为湖南革命的播火者，他与何叔衡、蔡和森等有为青年，发起组织了五四时期著名的青年进步团体新民学会。1919年7月14日，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正式出版，宣传新思想。毛泽东领导发动了驱逐残暴的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驱张运动”，最终使张敬尧不得不狼狈地离开湖南。1920年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一起成立了湖南共产党早期党组织。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毛泽东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他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主办了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初毛泽东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了实地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批判党内外一切对农民运动的攻击与污蔑。
在大革命失败后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鲜明地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并在会后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走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难的长征。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多人。在红军濒临绝境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并推动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错误统治，于危难之际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急拐了一个大弯，拨正了航道。
在抗战期间，毛泽东顶住和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在陕北高原的黄土窑洞里，毛泽东倾心尽力向艰苦的理论进军，写出了《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澄清了抗战以来存在人们心中的疑虑和模糊认识，为争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坚持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运筹帷幄，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选择决战方向，导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现代战争史剧，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按动升旗的按钮，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他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缔造者。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整河山，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在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国门口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决策，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了一场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为我国的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在凯歌行进的岁月中，毛泽东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领导新中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中国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完成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国家和民族以后的发展、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为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总结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经验，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正式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在探索中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出现了一些失误，留下深刻的教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了比较正确的国际战略，争取了最广泛的国际支持与同情力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谋求最有利的外部环境。他始终高度警觉地关注着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并在暮年开创了崭新的外交格局，使中国走向世界。1974年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这个战略思想，为中国改善和发展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依据。中国外交工作的巨大成就，为日后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在于，他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奋斗经验和智慧，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气派和民族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以其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宝库，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江泽民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毛泽东不但是夺取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统帅，也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袖。他的一生联系着中国从求解放走向求富强的两个时期。他的前半生联系着以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仁人志士未竟的事业，领导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后半生努力探索和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经验和教训启迪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崛起。从一定意义上说，今天的许多丰硕成果，得益于毛泽东的奠基工作；今天的许多大政方针，都能从他那里找到源头和火花。
历史的浪潮将毛泽东从湖南乡间的农舍推上了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舞台。毛泽东是历史力量的化身，历史老人选择了他，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创造了新的历史。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

思考讨论

1.毛泽东是一位“穿越时代的伟人”。结合本案例，谈谈你心目中的毛泽东。

2.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曾一度是一个争论激烈的热点问题。请结合本案例，评析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案例3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将永远保留下去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画像已经整整悬挂了57年，它作为人民共和国的象征陪伴着我们经历了辉煌而又曲折的历程，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人提出，应该把这幅画像摘下来。
当时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进行拨乱反正，纠正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批评“两个凡是”。拨乱反正进程中，我们又遇到“左”和右两股思潮的干扰。一股思潮是以“左”的面目攻击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一股思潮趁党中央集中纠正毛泽东晚年及“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时，从右的方面恶意诽谤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国际上，有人在兴高采烈地预测：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或将走向“非毛化”。国际社会也在关注着发生在中国的这股思潮，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关心中国下一步的走向。
中国要发展，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可避免涉及到怎样评价毛泽东。历史第一次将对一个领袖的评价，与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绑在一起，推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不再是对毛泽东本人的问题，而是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为了排除拨乱反正进程中“左”和右的干扰，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在邓小平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1979年10月决定，要对建国后党的历史作出一个决议。邓小平非常重视这件事，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和指导了决议的起草，对决议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在决议起草小组通宵达旦，一稿又一稿地紧张起草时，外交部接到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传过来的一份特殊申请。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向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提出申请，要求赴北京采访邓小平。
法拉奇是一位以善于抓住时机采访国际政坛风云人物闻名世界的记者，曾采访过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要。她个性执着，提问题刁钻刻薄，异常尖锐，有时简直是挑衅性的，被许多政治家公认为“是很难对付的”。
1980年8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邓小平就如何评价毛泽东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
法拉奇：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法拉奇：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邓小平：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你们对“四人帮”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小平：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在整个采访过程当中，小平同志对法拉奇说了两次“请你把这句话记下来”。一次是开头的时候，他说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永远不会摘下来；另外一个是，我们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通过两次采访，这位以苛刻著称的西方女记者真正地看到了一个东方大国领袖的博大胸怀，她被邓小平深深地感动了。
   1980年8月，西方十多家有影响的媒体同时发表了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文章。一时间，“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将永远保留下去”成为许多报刊的大字标题。邓小平巧妙而出色地通过法拉奇的笔，给世界所有关注中国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国家和个人，吃了一个“定心丸”。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召集决议起草组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明确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大局。”
  “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邓小平深知，从历史到现实，中国都不能没有毛泽东，即使以后，也不能没有毛泽东。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着想，邓小平不计个人恩怨，对那些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论和观点进行理直气壮地批驳。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令人信服地解决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毛泽东这两个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思考讨论

1.邓小平在回答法拉奇的提问时表示：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这句话有何深刻含义？
2.“在拨乱反正进程中，我们又遇到‘左’和右两股思潮的干扰”,请指出这两股思潮是什么，有何危害?
3.结合本案例，谈一谈怎样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案例4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一个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与孙中山、毛泽东起到同等作用的历史巨人。新的历史时期里，他被赞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原名邓希贤，1904年生于四川广安县。1920年，他成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血青年中的一员，漂洋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邓小平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里度过了青年时代——这对于他开阔眼界，为中国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思想奠基作用。邓小平理论极其突出的一点，就是肯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正是同他早年的经历密不可分。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科学共产主义代表着人类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1922年他参加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读书。
   1927年春，邓小平回到上海，被中央派到西北冯玉祥的部队里做政治工作，不久就被“礼送出境”，转赴汉口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夏，武汉政府反共，他转入地下，将邓希贤的名字改为邓小平。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迁往上海，23岁的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主管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1929年７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广西南宁，化名邓斌，在广西建立各级工会和农协。同年秋，邓小平领导了百色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这支部队翌年离开广西，经七千里转战，于1931年夏进入江西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在江西根据地时，邓小平曾担任瑞金和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县委书记。当时，“左”倾的临时中央迁到江西苏区后，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邓小平第一次被撤职打倒。后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启用邓小平代理政治部秘书长。长征时，邓小平随军行动，途中参加了遵义会议。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之后任一二九师政委，与师长刘伯承一同随八路军总部战斗在晋冀鲁豫边区。
   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邓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组建野战军，1947年又奉命挺进中原，在1948年的全军整编中又称第二野战军，并与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一同进行了淮海战役。战役期间及此后渡长江时，邓小平任统辖两个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以能完成重大战略任务而闻名天下。
　　建国初，邓小平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1952年调京任副总理和党中央秘书长等职务。1956年“八大”会议上，邓小平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会后担任了党中央总书记，党内位置在毛、刘、周、朱、陈之后居第六位。从“八大”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邓小平负责处理党内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这是他第二次被打倒。他被遣送到南昌的一家工厂劳动。他当时年已六十多岁，每天徒步上下班，同工人们一起干活。在江西的三年间，邓小平始终和普通群众在一起，切身地感受到“左”的错误在社会上造成的恶果。
   1971年，林彪叛逃的事件发生后，王震向毛泽东力荐起用邓小平，毛泽东也称赞了邓小平有战功。1973年春，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不久又经毛泽东提议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军委工作。1975年，因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以党中央副主席身份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因积极纠“左”于1976年初第三次被打倒。虽然他已无法工作，广大人民却仍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并于４月５日清明节痛悼周总理时公开呼喊出这一心声。尽管邓小平被诬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被错误地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全国的人心所向已是无法扭转。待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要求他重新出来工作便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1977年邓小平重新任党内副主席。在1978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对党的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冲破极“左”思潮的束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邓小平又任中央军委主席、中顾委主任。1989年，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2年春，他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主张，在重要历史关头又一次为全党指明了方向。1997年2月，邓小平在北京逝世，骨灰被撒入大海。他留下的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邓小平性格中有着非凡的韧性，经历过种种艰难磨练，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且无所畏惧。他曾幽默地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历史证明，邓小平确是一个连对手都不得不佩服和赞誉的伟人。在长达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中国的振兴和发展，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作为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作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贡献。可以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重大决策，几乎都是他首先提出的；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都是他为我们掌舵领航。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思考讨论

1.20多年来，我们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和邓小平的名字密不可分。他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你如何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功绩？
2.一代伟人邓小平长达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给了你怎样的启迪

案例5  “三落三起”邓小平

邓小平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缩影。政治上三落三起的特殊生涯，使他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传奇人物。邓小平“三落三起”的坎坷经历都是与党的失误与成功密切联系的。凡是党的路线发生失误的时候，他就“落”；凡是党的路线走向正确的时候，他就“起”。可以说，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党探索正确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难历程，是党的曲折发展史的真实写照。

一落

时间:1933年
原因: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
邓小平的第一次“落”和“起”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苏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但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方针，将毛泽东排挤出红军，而且对其他抵制“左”倾错误的同志进行残酷打击，错误地批判福建的罗明和江西的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就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事例。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因主张在根据地边沿地区保留一定的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被临时中央视作“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路线”而遭到批判和打击。邓、毛、谢、古则被视为江西的“罗明路线”。邓小平在这次残酷斗争中被撤销了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并被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此际，邓小平还遭遇了个人生活的一个大变故，就是妻子金维映与他离了婚。

一起

时间：1933年
原因：因才华出众被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
   1933年的政治磨难，并没有使邓小平屈服和消沉。他的才能，依然受到很多同志的赏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深知邓小平精明强干，提议调邓小平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1934年10月他随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底中共中央在黎平开会，毛泽东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而一直拥护毛的邓小平，经毛提议，当上了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他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此后，他的人生和党的事业一样，从一个辉煌奔向另一个辉煌。

二落

时间:1966年
原因:错估形势的毛泽东领导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对党中央工作中“左”的思想倾向进行抵制，被扣上“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邓小平的第二次“落”和“起”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左”倾思想支配，毛泽东认为国内阶级斗争越来越严重，错误地领导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运动之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就被作为“中国第二号修正主义分子”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变成了专政的对象，从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上一下子被贬到江西“劳动改造”。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他的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儿女都分散在各地乡下插队，骨肉分离。

二起

时间：1973年
原因：“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重新起用老干部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邓小平终有了复出的机会。林彪的事在精神上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他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一些做法。1972年1月陈毅元帅逝世，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有了重新起用老干部的念头。毛泽东说，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马上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对邓的评价传出去。对于邓小平的文韬武略，毛泽东多次给予高度评价。他多次称赞邓小平是“柔中寓刚，绵里藏针”，“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在毛泽东的过问下，邓小平的复出之路柳暗花明。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4月12日晚，邓小平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邓小平的出现，引起了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西方一家杂志就此称他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在纷繁复杂的问题面前，邓小平从铁路交通入手，继而在钢铁、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大刀阔斧开展了全面整顿。在1975年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周恩来总理因病住院期间，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不久，又确定由他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9月，周恩来接受手术前，握着邓小平的手大声说:“这一年你比我干得好!”

三落

时间:1976年
原因:由于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再次被打倒。
邓小平的第三次“落”和“起”是在他第二次复出三年之后。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的病情逐渐加重，此时他内心非常矛盾。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但不希望邓小平改变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他想再给邓一次机会，希望邓能够就此妥协。邓小平是坚持原则的人，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一向倚重邓小平的毛泽东失望了。在“四人帮”的蛊惑下，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央为周恩来逝世致完悼词后，便在中国的政坛上消失了。1976年的清明节前夕，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自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活动。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战场。4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指控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第三次被打倒，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三起

时间:1977年
原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顺应民心，恢复邓小平所有职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随即结束，始终乐观地相信未来的邓小平再一次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辉煌岁月。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作了书面发言，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次年有国外报刊称:“邓小平时代”开始了! 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面。这个镜头成为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象征性画面。
无私广阔的心胸、坚定不移的信仰、乐观主义的精神支撑着邓小平，使他涉过道道险关，攀上了人生的顶峰，创造出指导我们迈向新的征程的伟大理论——邓小平理论。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邓小平开辟了一个时代，创造了历史，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赢得了从未有过的青春。

思考讨论

1.透过邓小平“三落三起”的坎坷经历，你能感受到一代伟人邓小平有哪些宝贵的人格特征？这些人格特征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有何意义？
2.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传奇人生经历，对当代大学生有怎样的启示？

案例6   “他改变了中国”

江泽民生于1926年8月17日，江苏省扬州市人。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55年赴前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作为一名领导人，这位和蔼可亲、想当教授的人从来没有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赢得人们的无限敬畏。他不像毛泽东那样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开国之父，也不像邓小平那样是一位勇敢的社会改革家。毛泽东“统一中国并使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他的远见卓识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邓小平“结束了政治斗争，改革开放，使人民富起来”。他的伟大业绩显而易见。江泽民所处的执政环境比他的前任要复杂得多，他不拥有建立在革命基础之上的权威。他面对的是贯彻改革政策中所遇到的一切琐碎细节和不曾预料到的后果——收入差距拉大，宏观经济调整，控制通胀，反击腐败，增加税收，重组国有企业，安置下岗工人——这些事情既不易得到理解，又无特别鼓舞人心可言。
历史将会怎样评价江泽民呢？他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与传统的根基，有着受压迫而产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拥有受到早期社会主义影响的理想主义，他具有工程师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知识分子涉猎百科的雅趣，这样一位历经扬州、上海、长春、武汉、北京的江泽民，最终成为了永久性改变了中国的人。
江泽民独特的领导方式，以机敏的说服和审慎的行动见长，这正是处于探索时期又强烈希望强大起来的中国所必需的。虽然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实施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导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安全驶过惊涛骇浪。虽然他没有从军经历，但他对军队实行了现代化改革，赢得了军队的拥戴。虽然他不擅政治伎俩，但他却成为协调众议、理顺党内关系、巩固权力的行家。虽然他不是律师，但他规范了党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议事程序，让地方官员处在人大的监督之下。虽然他不是法官，却能惩恶扬善，给广大民众带来空前的财富。虽然他不是哲学家，却能阐明社会矛盾，传承文化、道德、文明和美德。
从国家经济情况说，江泽民应该对自己离任时留下的财富相当自豪。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正陷入停滞或衰退时，他留给继任者的中国却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在2002年的增长率为8％，2003年则高达9.1％。当世界充满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和混乱因素时，中国似乎成了秩序良好的避风港。“中国现在肯定是情况最好的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公共安全稳定”，一位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科学家说，“没有人在这里搞恐怖活动。”
在短短的几年内，江泽民领导中国完成了惊人的转变——从一个因“天安门事件”而动荡不安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和商业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国家。10多年间，中国发展成为备受尊重的外交大国。
尽管失业、腐败、收入不平衡、法律体系粗陋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颇为棘手，但在广大人民中间仍然存在着一种新的活力和自信心。物质上的富足只是部分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再害怕讲出他们的心里话。数亿人用上了手机；超过10亿中国人看上了电视，可供他们选择的频道有数十个。服饰和娱乐的多样性，从电影到时装的艺术形式，个人行为的灵活性——选择工作、不受限制的旅行、性教育，所有这些都证实了这场变革的非凡惊人。中国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把自己的第一个宇航员送人太空，开始了有步骤的法律和政治改革，重振了它的武装力量，并且参与了每一个重大外交问题的解决。对国内事务充满信心，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中的一名领导者。

思考讨论

1.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所处时代的主要特点有何不同？如何理解在不同历史时期领袖人物的不同表现？
2.如何评价曾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江泽民同志的功绩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案例7  “三个代表”使我重新扬起思想的风帆

1995年9月我从湖北省黄石市考入国防科技大学，1999年7月本科毕业后考取了本校科技哲学专业研究生，2002年3月毕业后留校，在人文与管理学院担任教员。2003年9月2日，军委江主席在出席我校50周年校庆活动时，亲切地接见了我和我的导师朱亚宗教授，并具体的询问我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收获体会，给了我极大的鞭策和鼓励。现在，我把自己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感召下重新扬起理想风帆的心路历程，向大家作个汇报。

我生长在军人家庭，父母给我取“文学锋”的名字就是希望我向雷锋那样做人做事。我自己也一直认为，一个人一定要有崇高的追求，人生才会有意义。在学习和生活中，我都力求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对入党问题，我也是作为人生崇高追求来对待的。上大学二年级时，党组织把我列为培养对象，经常对我教育帮助。但我总觉得入党是人生的重大选择，不能草率行事。为了增进对党的了解，我学习了《党章》和一些党的基本知识读物，还用心读了《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特别是《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使我深受鼓舞，这正是我所追求的境界。我真切感到共产主义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1997年，我就是怀着这种对共产主义的由衷向往和神圣之情加入了党组织。

入党后，我发现理想中的党与现实的党差距较大。在我的心目中，党组织应该是集合了优秀儿女、纯洁的、富有战斗力的先进群体。但在实际中有些组织生活流于形式，缺乏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身边的个别党员学习不刻苦，党内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甚至于出现了成克杰、胡长清这样的腐败高官。在失望和迷茫中，党内外一些腐败和丑恶现象被过滤放大在我的头脑里，潜藏的愤世嫉俗感情一下子被点燃。我想，如果整个党都是这样的状况，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有什么希望，更别说实现共产主义了。我真心热爱党，希望我们党好，当觉得如没有能力改变现状，还不如选择退出。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预备期满后我迟迟没有申请转正，领导多次找我谈话，我都坚持自己的看法。组织上根据《党章》规定，2000年5月取消了我的预备党员资格。

那一刻，我似乎感到了一种“解脱”，苦闷也仿佛得到了解释。但是没过多久，一种失去精神寄托的更深层的迷惘、困惑和失落感时时涌上心头。当我习惯性地像以往那样在买回的新书扉页上题写“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民族之复兴而奋斗”时，总感觉缺少了以前那种斗志和激情。在那段日子里，各级党组织、领导和教员、同学并没有抛弃我，而是热情地对我进行教育和帮助。他们经常找我谈心，平等地与我交流对党的现状和初级阶段国情的认识，帮助我校正观察问题的视角。2001年，在学校开展的学习实践“三个代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基层组织中设立“党员监督岗”，开展“党员挂旗”等活动。这些生动的理论和实践教育活动，对我的思想触动很大。大队政委孙才，在老山前线蹲过猫耳洞，立过一等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天天泡在学员中间，对我们关怀备至，胜似亲人，体现了一种平凡而崇高的境界。我的导师朱亚宗教授，治学严谨，为人正直，不仅给我传授了知识，还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他高尚的人格为我确立了人生的坐标。许多从部队考入的研究生，三十几岁了，家庭有不少困难，但他们学习刻苦、要求严格，自己有困难还向希望工程捐款，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进取和奉献精神。正是身边的这些共产党员点点滴滴的平凡言行，使我对党员的先进性、对应当怎样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重新燃起加入党组织的热情。2001年3月，我重新写了入党申请书，但总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一直没有向党组织递交。

真正让我在思想深处完成转变，坚定入党信念和决心的，是2001年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当时，学校为我们每人发了一本《讲话》单行本，安排一周时间集中学习，由领导和专家组成宣讲团到学院中间解释疑惑，校内的各种媒体也对《讲话》精神进行了广泛的宣讲。在这样一个浓厚的氛围里，我听了三次辅导报告，逐字逐句把《讲话》学了4遍，通读了江泽民《论“三个代表”》、《论科学技术》等著作，还经常向导师请教、探讨有关问题。通过反复学习思考，我的思想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我明白了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很容易被忘记的道理，那就是看待一个事物不但要看它的现状，更要看它的发展方向和未来。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不在于它有没有腐败，而在于它有没有正视和反对腐败的决心和勇气；不在于它犯没犯过错误，而在于它有没有改正错误的能力和机制；不在于它此时此刻是不是完善，而在于它是不是代表着先进的发展要求和方向，并逐步走向完善。

在“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感召下，我那颗冥顽但不失赤诚之心终于与党融为一体。我鼓起勇气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中我这样写道：“此时此刻，我比以往更能看到党内腐败造成的危害，但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信党战胜这些腐败的决心；此时此刻，我比以往更能认识到极少数党员的落后，但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大多数党员的先进；此时此刻，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共产主义必然到来。华罗庚一生四次递交入党申请书，终于实现了50年的心愿。我不知道自己需要几次，但无论如何，我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矢志不移。”

2001年底，经党组织考察培养，我被批准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学校也抓住这个事例，广泛开展大讨论，全校涌现出数百名青年学员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模范践行“三个代表”的喜人现象。

2002年底，我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转正申请，并得到了批准。6年的峰回路转，6年的心灵涤荡，使我完成了人生旅途中的一次重要的思想跨越。

思考讨论

1．在当代青年学生中，“文学锋现象”有一定的生存空间，这是为什么？

2．是什么让文学锋重新扬起理想的风帆，使“文学锋现象”得以改变？

案例8  半个世纪人类发展观大反省

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在西方发轫以来，人类便以为自己寻到了自我发展的终极密码，随着滚滚的车轮与隆隆的机器轰鸣，一番无边无际、无限无量的乐观发展前景被反复展示。但这种乐观最终被环境问题击碎，“技术万能论”与“无限发展观”一步步沦陷。
作为一个富于潜力的专有名词，“可持续”最早是出现在19世纪关于林木的“可持续产量”的研究之中，此后关于渔业的“可持续产量”问题再次被提及。
　　然而最终促发人类大反思的机会，却是一系列充满死亡气息的公害事件：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宾州多诺拉烟雾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5年开始的日本富士山县骨痛病事件……这些动辄令人大面积患病甚至死亡的环境事件，成为“自然界的报复”，冲击着一味掠夺自然进而破坏环境的片面发展模式。
   1962年，一本读后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登上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这本名为《寂静的春天》的大作，并非什么惊悚小说，而是美国生物学家卡森论述杀虫剂、特别是滴滴涕对鸟类和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危害的著述。此书的问世，给作者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发展必须顾及环境问题的思维，却从此根深蒂固地走进了全球政治、经济议程的中心；书中提到的“可持续性”一词，逐渐成为流行概念。
一个真理，往往需要被不断地论说，才可能在人类“致命的自负”里挤出引起注意的空间来。而这样的一种注意，自然还跟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要求“以理性质疑理性”的社会热潮紧密相关：嬉皮士、摇滚乐、同居潮……一系列要求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再“启蒙”的热浪“颠覆了世界”。
　　而在更为根本的“认识世界”层面上，也开始有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进化论理性主义者的反诘——人类的理性虽然是独一无二的禀赋，但它并不足以安排整个人类社会的进程——事实上，连经济运作的进程也左右不了。
在这样的思潮下，人类可以一力主导经济前行与社会进程的认识论基础也发生了动摇。1968年，来自全球（主要是欧洲）的100多位学者、名流聚会罗马，讨论当时人类的困境与出路。聚会中，基于共同的担忧，与会者以人口增长、工业发展、粮食生产、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等人类面临的五大严重问题为研究对象，成立了一个名为“罗马俱乐部”的组织。4年后，这个组织发表了震动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根据数学模型预言：在未来一个世纪中，人口和经济需求的增长，将导致地球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除非人类自觉限制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否则这一悲剧将无法避免。
　　报告也给出了一个激烈的解决方案：零增长。这显然有失偏激而遭诟病，以至反对者以同样的关键词撰书《没有极限的增长》进行反驳。
　　但这样的瑕疵不能淹没《增长的极限》的后劲，在“可持续发展”大行其道之后，这个闪耀着人类自我反省光辉的报告，被奉为了“绿色行动”的“圣经”。
1972年实在是新发展观的一个好年头，除了罗马俱乐部的经典奉献之外，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同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成立。在经过了“有机增长”、“全面发展”、“同步发展”、“协调发展”等一系列概念观念的嬗变之后，联合国选择从民间机构手中接过了“可持续发展”的大旗。
1980年代初，在美国连续出版《公元2000年的地球》与《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两本报告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的时机已经日益成熟。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
　　经过4年的研究与论证，WECD于1987年提交了成果——《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正是在这份报告中，“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被正式提出。这一全新的发展模式深刻地检讨了“唯经济发展”理念的弊端，强调需要从当代和后代两个维度谋划发展，并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明确提出要变革人类沿袭已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调整现行的国际经济关系。及至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21世纪议程》，更进一步确认和明晰了“可持续发展观”的理念与内涵。
　　几十载的理论突破，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有了实践的收获。美、德、英等发达国家与中国、巴西等后发国家，都先后提出了自己的21世纪议程或行动纲领，不约而同地强调要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协调共进。
　　针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质疑与突破，无疑是首先在西方国家发轫并逐渐成熟的，这跟西方发达国家首先完成了经济繁荣并遭遇相应问题有关。事实上，传统模式聚焦于经济的片面发展，一方面是人类的理性认知存在时代局限，同时更跟发展的程度有关——发展的自由要优先于发展的正义。如今，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呈现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路线，后发国家理当可以避免踏入同样的误区——不少后发国家在自己的经济赶超阶段都声明，自己不会重复“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然而结果还是往往存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发展自由优先于发展正义的阶段，但前车之鉴在眼，国际潮流所示，这样的阶段可以得到尽量的缩短，而跟随人类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不限于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的人本关怀，被纳入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最丰富地吸纳新发展观的内涵，而尽量缩短步向新发展时代的必要过程，是后发国家的一个重要后发优势。

思考讨论

1．人类在享受发展的成就之时，同时遭受了发展的危机。人类发展的实质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
2．经过半个世纪的自我反省，人类终于踏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怎样看待发展观的转变过程？
3．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前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创新特点？

（供稿：卫晓溪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