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邓小平(1979年11月) 

1980年、1984年及1992年，邓小平三次谈及“傻子瓜子”。随后，在中国一统天下的公有制经济中开辟出了一条私营经济的成长道路。 

1980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安徽省农委散发了200份关于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调查材料，介绍了其有几名雇工，但企业效益、社会效益都较好的经营状况，提出了应该允许其存在发展的意见。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看了这份材料，认为很有典型意义，于是把它呈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当即就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给予肯定，并就一些人对姓“资”姓“社”的争论，指出要“放一放”、“看一看”。于是，一大批“傻子”在不争论的大环境中，俏然出生、成长。 

1984年10月，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面对部分老同志对私营经济的担心，邓小平明确地表示：“不要怕，（开放）得益处的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从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高度，作出了允许“傻子瓜子”存在、允许雇工存在的决策。 

由此，“傻子们”的生存环境更宽松了。“傻子瓜子”从家庭作坊很快成长为具有知名品牌的公司。接着，中国修宪。宪法写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私营经济从此合法了。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在这里，邓小平从允许发家致富、保护合法私产的新社会价值观的高度，进一步拓宽私企成长道路。 

邓小平讲话一发表，新社会价值观成为改革的强大动力。“傻子瓜子”公司随即迈上成长的新高峰。1992年全国私企纳税额比1989年翻一番。此后，私企快速成长壮大。中国再修宪。宪法写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来源：《国际商报》编发：陈正红、范嵬 记者：王凤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