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众星云集的央视春晚一经推出便成为当之无愧的“娱乐之王”。 

如今时过境迁，当人们手中的遥控器有了更多选择，当人们在电视之外有了更多选择，“第一晚会”的式微也就无可避免。 

不经意的开始 

在5届春晚总导演黄一鹤的记忆里，这台日后备受关注的晚会，有着一个不经意的开始。 

没有宣传，没有预告，很多观众并不知道，央视会在1983年除夕之夜办这样一台晚会，“节目开播时，北京城还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黄一鹤回忆说，后来鞭炮声渐渐稀疏，等到晚会结束，鞭炮声再次骤然响起：都看晚会呢！ 

曾先后十余次主持春晚的赵忠祥亦称，至少在最初四五届，主创人员都没想过，春晚能形成传统持续至今，所以当时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历史负重感”。 

然而，不管它的开播是多么不经意，这样一台大型综艺晚会的推出，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电视，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创举。 

58岁的北京观众常阿姨记得，那时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是看电影——虽然当时中国每年的影片产量只有五六十部，与现在年产三四百部的数字相差甚远。过年几乎没什么娱乐活动，连庙会都没得逛，现在热热闹闹的龙潭湖当年还是一个野公园，大年三十晚上，除了守在家里看电视更是没事可干。而在改革开放之初，有条件看电视的也是少数人。 

遥想1983年2月12日那个特别的冬夜，当观众打开电视，看到侯宝林等老艺术家再度亮相，看到王景愚令人捧腹的哑剧小品《吃鸡》，看到李谷一深情演唱禁歌《乡恋》，那一刻的惊喜与感动、温暖与快乐，恐非今天的观众所能体会。 

你可以说那时硬件过于简陋，舞美、灯光、服装和今天都不可同日而语；你可以说那时演员阵容不够强大，像李谷一那样一人连唱7首歌，在今天不可能被接受。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观众来说，那着实已经是一道年夜大餐，极大地满足了他们饥渴已久的娱乐之胃。 

聚光灯下 

黄一鹤真正意识到春晚受关注程度之高，是在经历1985年的“滑铁卢”之后。 

在连续成功执导1983年和1984年春晚之后，他几乎成了英雄。可1985年那台不成功的晚会，又几乎将他彻底击垮：一麻袋一麻袋的观众来信寄到央视，骂声一片。节目播出11天后，央视不得不在《新闻联播》中向全国观众道歉——这样的举措在央视历史上绝无仅有。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中央有关部门先后派出4个工作组，进入央视检查晚会质量等问题。广电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召开党组会议十余次，分析晚会失误的原因。 

首当其冲的黄一鹤“思过达半年之久”，以至于当台里将1986年春晚总导演的任务再次交给他时，这名年过半百的东北汉子是那样生死以赴：晚会紧张筹备过程中，独生女儿病重住院，医生称“不排除恶性肿瘤”，黄一鹤闻讯后请了一个小时假，匆匆赶到医院，扑腾一声跪在医生面前：“我没有时间再回来，孩子就交给您了！”没来得及去病房看一眼女儿，他匆匆返回排练现场。 

20多年过去，年逾古稀的黄一鹤认为，最初几届春晚的成与败，都和他追求的一个理念有关：创新。 

1983年，面对接踵而至的观众点播条，时任广电部部长的吴冷西顶着压力，现场拍板解禁《乡恋》，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次年，又是在一片争议声中，张明敏、黄阿原等港台艺人登上春晚舞台，一曲《我的中国心》感动亿万观众。在黄一鹤看来，这两届晚会的成功，关键在于观念上有重大突破，与当时老百姓的情感和要求血脉相通。 

1985年的失败，则在于黄一鹤太想在此前基础上有更大突破，他迈出了危险的一步：洛杉矶奥运会壮观的开幕式和那年盛大的国庆阅兵都给了他震撼，何不把春晚舞台从小小的演播室搬到体育馆，大干一场呢？ 

黄一鹤始料未及的是，当时的技术条件不足以支持这样一台大型电视直播节目，“连对讲机都没有，灯光也不灵。”在偌大的工人体育馆，调度完全失灵，现场指挥“成了瞎子和聋子”，虽然有正值鼎盛的老女排助阵，有汪明荃等大腕加盟，当年的春晚仍被斥为“质量低下”、“杂乱无章”。 

造星大舞台

1984年2月2日凌晨，大年初一。34岁的相声演员姜昆匆匆往家赶，在刚刚结束的春晚上，他作为主持人串联全场并表演了多个节目。 

那时他家住五楼，为了省电，平常楼道是不开灯的。那一晚，姜昆刚进楼道，电灯啪的一声亮了，人们涌出屋子，向他问好、致谢；他上二楼，二楼灯亮；他上三楼，三楼灯亮……场面近乎英雄凯旋，姜昆激动得泪水涟涟。 

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夜成名，在此之前，作为马季的得意弟子，姜昆已经名声在外。然而在春晚这个舞台上，有多少一夜成名的故事一再上演。 

在参加1984年春晚前，28岁的张明敏是香港一家电子表厂负责校时的工人，除拿过一个业余歌手大赛冠军外，籍籍无名；1985年的晚会虽然并不成功，默默无闻的董文华却凭一曲《十五的月亮》红极一时；宋祖英、冯巩这些大腕，初登春晚舞台时都是不太知名的年轻人，“有时还有点慌慌张张。”黄一鹤回忆道。 

与此同时，一些早已功成名就的老艺术家，也借这个舞台焕发新的艺术青春：李谷一的《难忘今宵》、马季的《宇宙牌香烟》、赵丽蓉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都是观众记忆犹新的经典。 

正因为这个舞台造星能量之巨，开办几年之后，演艺界便形成了各路人马各显神通挤破脑袋上春晚的洋洋大观。 

日后成为春晚金字招牌的赵本山，当年也是各路人马中的一员，其“公关”经历，和他的表演一样充满喜剧色彩：1987年，已经红透辽北大地的老赵受姜昆鼓动，动了上春晚的心思，带着节目录像和10瓶茅台就来了北京。可到了央视跟前，却连大门都进不去，无计可施的老赵闷在宾馆，一天一瓶茅台，喝完便打道回府，报账时还谎称酒都送出去了。直到1990年，赵本山才凭借小品《相亲》与春晚结缘。 

曾经轰动一时的赵安受贿案，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春晚的号召力。曾任央视文艺中心副主任兼文艺部主任的赵安，先后4次担任春晚总导演，被认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帅才。 

2003年12月12日，赵安以受贿罪被北京市一中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判决书称赵安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接受词作者张俊以的请托，使张创作的作品得以在赵执导的1995年和2000年春晚等文艺晚会上演出，并使宣传张的专题片得以在央视播出。为此，赵安收受张给予的款物60余万元。 

挑战与变革

春晚唯我独尊的江湖地位遭遇挑战，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 

1990年3月14日，一档集相声、小品、歌舞、杂技等为一体的综艺节目在央视开播，是为《综艺大观》。该节目一经推出即创收视高潮，曾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综艺节目之冠。因其形式与春晚颇多相似，人称“小春晚”。 

如果说春晚是观众一年才能品尝一次的大餐，《综艺大观》就是每周都能吃到的美味。更多效仿《综艺大观》而生的节目，则将中国电视带入一个“晚会的时代”。 

据央视前台长杨伟光回忆，上世纪80年代晚会少，演员不可能天天和观众见面，加之春晚又是重点打造，观众当然很新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节庆晚会和主题晚会越来越多，发展至今几乎天天有晚会，观众对春晚的关注度自然低了，要把节目做好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平常晚会是这些人唱，春节晚会还是这些人唱，你能高多少？”杨伟光说，在他主政央视期间，常跟春晚主创人员讲这样两句话：节目要努力做好，争取比平常高；但宣传一定低调，不要让观众期望值太高。 

与各种主题晚会和其他节庆晚会不同，春晚还必须面对一个与生俱来的悖论：众口难调。 

北京观众常阿姨是春晚的坚定支持者，1983年以来每届必看，可在早年，她经常必须面对一个难题：八路军老兵出身的父亲特别不喜欢现代歌舞节目，费翔当年凭一曲《冬天里的一把火》成为超级偶像，可老人家一看到这样的节目就会扬起手杖直指荧屏：“资本主义复辟啦？这些东西，该管一管了！”见此情景，常阿姨只好赶紧换台。 

为了应对种种挑战，变革的努力似乎一直没有停止。上世纪90年代初，在春节联欢晚会之外，央视同时开播春节戏曲晚会和春节歌舞晚会，旨在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1993年，央视首次以竞标方式确定春晚总导演；近几年，“开门办春晚”的口号也一直叫得很响。 

然而这些努力似乎都没有收到太好的效果：戏曲晚会和歌舞晚会长期处于少有关注、少有评论的尴尬境地，甚至一度传出关张谣言；导演竞标则被讥为“家里的和尚好念经”；所谓“开门办春晚”，给观众留下印象的是2005年，三十几个地方台的主持人走马灯似的秀了一把，似乎并不叫好。 

广东人的选择 

如果说春晚早年的成功与当时观众别无选择有着深度关联，那么，随着观众手中的遥控器有了更多选择，它的式微也就无可避免——早在节目开播之初，这一命题即在广东得到验证。 

虽然各调查机构公布的春晚收视率往往出入巨大，但广东长期以来是春晚收视率的低洼地带，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春晚在广东的收视情况，身为广东人的《南方电视学刊》编辑黄文峰，在学理分析外有着更多的切身体会。黄文峰说，广东人对春晚“不感冒”，首先是因为语言障碍。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广东人，听、说普通话仍是一件费劲的事儿，他们对于以普通话播出的节目，兴趣自然不大。年轻一代虽然不存在语言障碍，但对于春晚偏北方的表演风格和幽默方式，接受起来总隔着一层。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广东观众就比其他地区观众有了更多选择：香港各家电视台五花八门的节目，早已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 

据黄文峰介绍，虽然香港各电视台节目合法落地广东是2001年以后的事，但由于很多香港电视台的信号覆盖广东大部，广东观众很早便能收看明珠、翡翠等香港电视台的节目，“一开始还遮遮掩掩，到了80年代后期，收看香港电视节目就已经很盛行了。” 

对于广东观众而言，这些以粤语播出的节目不再存在语言障碍，香港各电视台的节目内容也相对轻松，“他们的娱乐节目就是纯粹的娱乐。”黄文峰称，长期熏染的结果使广东观众对港台明星的认知程度远远高于大陆明星。有一年田震去广东演出，观众反应冷淡，可是港台一个二三线明星，都能引起一阵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