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为解决供需差额过大出现的市场动荡，中央为了稳定大局，保证粮食在城乡有效调剂，于是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同年10月10日，当时主管我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这一名称、实施初衷和方案选择作出了详细的论述。自此以后的32年间曾有过一些微调的变化，但仍以“双统”为主要形式。

1978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粮食真正多了起来。

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副度增长。此时农民强烈要求取消统购统销。但城市职工和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国家只能兼顾城乡利益，采取折中和逐步的方式。1983年中共中央１号文件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

1984年中共中央１号文件又指出，“要随着生产和市场供给的改善，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范围。到1984年底，统派购品种从1980年的183种减少38种（其中24种是中药材），实行了32年的统购统销开始瓦解。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提法，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应该是统一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体制”。该决定指出，当前我国价格体系不合理的主要表现之一，是主要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倒挂，销价低于国家购价。为此，必须进行价格体系改革。其基本原则之一是：“在解决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和调整消费品价格的时候，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确保广大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不因价格的调整而降低。”

1984年1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1985年一号文件）指出：“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它的弊端就日益表现出来，目前已经影响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在打破集体经济中的‘大锅饭’之后，还必须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的需求，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

这个文件规定的十项经济政策中最重要者，是第一条“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其主要内容为：第一，该文件宣布，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由商业部门在播种季节前与农民协商，签订定购合同。”定购的粮食，国家确定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如果市场粮价低于原统购价，国家仍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保护农民的利益。定购的棉花，北方按“倒三七”，南方按“正四六”比例计价。定购以外的棉花也允许农民上市自销。第二，该文件规定：“生猪、水产品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放开的时间和步骤，由各地自定。放开以后，国营商业要积极经营，参与市场调节。同时，一定要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城市消费者的利益。其他统派购产品，也要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第三，该文件还规定：取消统购派购以后，农产品不再受原来经营分工的限制，实行多渠道直线流通。农产品经营、加工、消费单位都可以直接与农民签订收购合同；农民也可以通过合作组织或建立生产者协会，主动与有关单位协商签订销售合同。任何单位都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

1985年，中央决定对粮食和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订购，放开了猪、牛、羊、水果、水产品及蔬菜等农副产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1985年底，中央提出了“逐步缩小合同订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的新方针。1985年的改革农村统购派购制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标志着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开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这一文件的发布，是中国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至此，中国实行了31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