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而当时的私营企业只是个零，个体工商户也仅有14万人（户）。

　　1979年1月17日，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亲自、特地约请了工商界的五位老者，即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他们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座谈会，而谈话的形式是吃火锅。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最亲切的、最值得记录的“五老火锅宴”。

　　在“五老火锅宴”上，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他还说：“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去赚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总之，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

　　“五老火锅宴”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要吸引外资，第一次提出希望原工商业者利用落实政策以后的资金办私人企业。也正是这“五老火锅宴”，打开了个体、私营经济的“禁区”，使之成为中国非公经济发展的开篇佳话。

　　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当时，我国正面临着大批知青返城、城镇待业人员积压七、八百万的巨大压力。

　　会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报告。报告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之后，又向各地转发了这个报告。

　　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关于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报告。虽然这个报告作了种种限制，尤其是当时还不准雇工，但它却公开地为个体经济的发展开了一个绿灯。这一年年底，全国个体从业人员一下子冒出来31万人，比1978年整整多了一倍多。

　　就这样，“五老火锅宴”成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产生的标志，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上最鲜香的盛宴。      

    （来源：原载于《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刊登的《中国非公经济确立经济地位的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