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整顿”的方针。此后，关于计划和市场改革方向的争论再起。

1990年2月，北京一家大报刊出一篇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认为，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这是90年代最早提出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问题的文章之一。此后，关于姓“社”姓“资”的大争论持续不断。

1990年7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上，主张“计划取向”的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应只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1988年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由于前些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取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

而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等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者则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现实经济生活的问题，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

1990年的报刊上的经济理论文章，基本上都是一边倒地赞扬计划经济，批判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

当年8月刚刚到任的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面对各界令人困惑的争论，认为应该深入研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大题目。他牵头体改委认真研究国内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实践问题，提出“我们既不应放弃计划、排斥计划，也不能恐惧市场、排斥市场。我们要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和已有十多年改革实践的基础出发，研究把计划和市场二者结合得更好，把已经初见成效的改革实践继续深化和推向前进。”

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的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来源：中国改革信息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