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2月，北京一家大报刊出一篇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认为，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这是90年代最早提出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问题的文章之一。此后，关于姓“社”姓“资”的大争论持续不断。

　　1991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到上海视察讲话中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2月15日—4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与报社评论部负责人凌河、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三人，以“皇甫平”（即黄浦江边的评论之意）为笔名，写作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四篇系列评论文章，相继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第一篇评论文章于1991年2月15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一发表。文章题名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作者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于1991年3月2日发表。该文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同时，文章还转述了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明示计划和市场并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

　　第三篇文章发表于3月22日，题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对于当时一些人担心开放是否会损害民族工业等忧虑，文章表示要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如果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就将坐失良机。

　　第四篇名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此文强调改革开放需要更多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这公开表示了邓小平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想法。

　　针对皇甫平的文章，此后有不少报纸杂志批判。比如，有的刊物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刘国光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卫兴华、戴园晨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敢苟同，吴敬琏说：“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作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他认为，有人批评薛暮桥“神化”商品经济就属这一类。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署名“皇甫平”的四篇文章，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推进改革的舆论先导系列，被誉为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山之作。

　　直到1992年年初，邓小平以88岁高龄“南巡”发表讲话，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这场由“皇甫平”“四论改革”引发的交锋方才有了定论。

        （来源：中国改革信息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