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 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讲话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这次大会,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未参加),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和国家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认为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会上,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得到了其他常委的一致赞同。在得到毛泽东同意后,3月18日将这个讲话批发各地区、各部门。4月19日,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财经工作。
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发表讲话说,管理年度计划,首先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这是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的大问题,应该成为重要国策。调整今年的计划,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全面安排。
3月27日至4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对“大跃进”以来政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检查,并且总结了几年来统战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他再次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进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了。报告还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周恩来的这些话,在当时引起了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热烈反应。
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作了讲话。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要求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为此,会议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会后随即迅速贯彻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3.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关转;国营工业企业在1961年减少的基础上,本年减少1.8万多个。本年1月至8月,精简职工85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在1962年初提出的“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除加强银行信贷和财政管理外,还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销售的办法。
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此以前,他还在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一些单位作过同一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赞同,但是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刮“单干风”,受到错误的批判。
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之前,曾先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又在北京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为十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毛泽东在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还严厉指责了所谓“黑暗风”(即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十中全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议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1]
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和法制,切实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
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起到了团结和动员全党齐心协力为战胜严重困难而斗争的巨大作用。在此之后,国民经济调整进一步深入展开,党内外政治关系上的调整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会也有若干重要缺陷。对几年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大前提下,作为执行正确路线中的缺点错误进行的,1958年以来“左”的指导思想未能根本触动;决定给几年中被错整的干部平反,却不给最大的冤案“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平反;过于乐观地估计经济困难时期已经渡过,显得为时尚早;在党内民主集中制上,只着重解决了省、地、县三级领导存在的问题,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政治生活上存在的缺点错误却没有得到检查改正。这些都是会议的不足之处。
(来源:摘编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