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逃离大陆之前，于1949年12月10日在成都拟订了一份《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并在各地潜伏下政治土匪约20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60万人，各种特务分子约60万人，总计300余万人之众。蒋介石到台湾后，通过设在台北的“全国敌后工作委员会”，以电报、无线电广播、报刊、派遣特务潜回大陆等手段指挥这些反动力量进行破坏和捣乱活动。湘西、广西等地的土匪占山拥兵，拉夫派粮，欺男霸女，杀人越货，颠覆列车，炸毁桥梁，无恶不作。在上海，以毛人凤为头子的“国防部保密局”先后三次派出高级杀手密谋行刺陈毅，第三次派特务刘全德率一个行动小组进入上海后，竟混入市政府大楼查看地形，若不是公安机关事先得到情报，差点让其得手。在陕西，特务陕站行动组企图刺杀彭德怀、贺龙、甘泗淇等。在北京，美国特务机关操纵意大利人李东安、日本人山口隆一等国际间谍分子组织“北平市人民反共救国决死队”。他们精心测绘地图，秘密准备武器，预谋在1950年10月1日国庆庆典期间炮击天安门。这个组织于1950年9月2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破获。在山西寿阳县，1951年2月15日，粮行老板在给县上举办的乡村干部训练班出售的面粉中掺进了砒霜，造成424人中毒，9人死亡。以上仅是当时通报的几个事例，实际情况远不止这些。

土匪发动武装暴乱，袭击、摧毁基层政权，残杀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之事也频频发生。1950年2月5日，解放军川西军区第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一个加强班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遭上万土匪围攻，被匪徒挖眼割舌，剖腹断肢而残杀。贵阳匪首曹绍华纠集所谓“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万余人，接连三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掳走男女学生90余名。随后又围攻惠水县城，占领了平坝、安顺以南，镇宁、关岭以东，惠水以西，紫云以北的大片地区。1950年3月，解放军五八二团两个班在贺兰山遭匪伏击，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被围攻，蒙汉干部遭杀害，电台、武器等物资被劫走。1950年11月19‍

日晚，山西稷山县发生反革命武装暴乱，9个村庄被洗劫，8名区、村干部及积极分子被杀害，区政府粮库被抢劫一空。随后，匪徒集结起来攻击公安局，冲击县政府，致县政府财粮科长和公安队的一名战士遇难。据统计，从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各地发生反革命暴乱818次，从这年春到秋的半年多时间里，全国就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杀害。仅广西一地被杀的干部群众就达7200多人，被烧毁房屋25600多间。西南地区被土匪攻占的县城达100多座。

      面对反革命的猖狂破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能否取得胜利，是关系到人民政权的生死存亡问题，关系到今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举起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给予坚决果断的反击，扫除这些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正如毛泽东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所说：“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拉开了镇反运动的序幕。镇反”运动最终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来源：摘编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