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阀张宗昌号称“三不知将军”：钱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其中所谓的钱不知有多少，这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张宗昌一辈子不知道在手里过了多少钱，可以说是数也数不清；其二是说张为人十分的豪爽，花钱如水，从不吝惜。

　　对于张宗昌来说，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

　　日俄战争期间，张宗昌曾追随俄国，拥兵数万与日军作战。俄军战败后，张宗昌所部也决定予以解散。遣散办法是每人发饷3个月，另外每人加发路费70个卢布。当时，每个士兵每月薪饷为25个卢布，三个月薪饷的遣散费为75个卢布。张宗昌将自己所部的款项领到手，3个月薪饷的遣散费如数照发，而路费一事则只字未提，全部扣发。只此一举，张宗昌便赚得金卢布不下百余万，陡然而成巨富。

　　彼时，张宗昌年纪既轻，而禀性又豪放不羁，喜聚不喜散，因之旧日部属、亲朋好友、各色人等均簇拥周围，每日吃喝玩乐，尽情享受。不仅如此，谁有困难，只要开口，无不满足，成百上千元也在所不惜。总之，他重义气，轻钱财，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便在哈尔滨、奉天等地将巨额款项挥霍殆尽。

　　正当张宗昌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之际，恰有俄国资本家拟招募华工，前往东西伯利亚开采金矿，矿址在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沿岸地方。该地临近北极，气候严寒，人迹罕至，一般老百姓均不愿去此严寒不毛之地。因此，俄国资本家只得在海参崴一带招募工人，而此地多亡命之徒，颇难驾驭。张宗昌在俄国人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在此等人中也颇有威望，因之，张又首当其选，充任总工头，前往东西伯利亚淘金。

　　其后，金矿因经营不善，颇多亏损，张宗昌乃辞去总工头职务，踏上返回家园的征途。张宗昌在金矿担任总工头期间，大约嫌得了四五十万卢布，又算是发了一笔大财。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他决定尽快返回家乡，不在各地多事逗留。但是，这次情况并不比上次好多少。因为沿途应酬又把大部分钱财花掉，所剩无几，连孝敬父母和馈赠亲友的钱都不够用了，哪里还谈得上买房子买地？广置田亩房舍，富家翁的美梦终成泡影。他不得不再次离乡背井，返回海参崴。据说，他此刻已是一贫如洗，连返程路费都是借贷而来的。

　　张宗昌为人仗义，讲江湖义气，对待别人，不以地位高低来论。对待落难的老相识，哪怕数年、数十年不见，也是一样。

　　山东即墨县的耿殿林早年与张宗昌的关系很不错，二人还兄弟相称。张宗昌当了山东督办后，耿殿林几次想到济南找上门去，但因地位悬殊，又是几十年不见面，所以终于还是没有冒昧前去。恰在此时，张宗昌倡导敬老，因与张的渊源关系，耿殿林也得以作为即墨代表前往济南，参加敬老大会。会上，张宗昌态度和蔼，向每个老者握手问安，等走到耿殿林的身边时，眉头一皱，忽然纵声朗笑，说：“你不是耿二哥吗？真是幸会，一别就是20年了。”

　　耿殿林自惭形秽，低声答道：“大帅记性太好，还认识我。”张宗昌又朗朗大笑说：“老弟兄见面，怎的不认识？二哥以后还是叫我宗昌嘛！不要大帅长，大帅短的，听了怪刺耳的。”张接着又说：“今天人太多，请二哥明天单独来吃早饭，我们好好谈一谈，你住在哪里？届时我派车去接你。”耿殿林辞谢说：“我自己会来，不必派车了。”

　　第二天上午8点，耿殿林如约到了督署，见早有人在门外相候，进门未走几步，就见张宗昌亲自出迎，一同进入客厅。张宗昌说：“今天是特请二哥来叙旧，并无别人作陪，免得不方便。”

　　耿见张富贵不相忘，也就放大胆子，不再拘束。于是两人各述别后遭遇，尽吐欲言，及张问及耿的现状，耿亦据实相告。原来，耿殿林现在是县衙里的一名捕役，生活困顿。张听罢长叹一声，言道：“想不到二哥竟落到这般光景，现在是咱们弟兄作主了，二哥愿干些什么事，只要你说一声，我一定照办，就请说罢。”耿殿林答道：“我已经是古稀之年，还能干什么呢？”

　　张宗昌略一思索便说：“二哥既不愿做事，就带点钱回去，快快活活地过几年吧。”即命人取来3000块银元，说：“二哥先带这点钱，在济南痛快地玩上几天，随后我就给即墨县长去电报，命他给你拨2万块钱，你回去买几十亩好地，以便养老，如有不足，可随时给我来信，我会照拨的。”

　　耿殿林闻言欢天喜地，感激不尽。 

张宗昌对于自己身边的属下，如是文人，则非常客气，对于武职部属则动不动就翻脸。不过，总体上张宗昌从内心里多把下属视为子弟，爱护有加，尤其是那些善窥其意的官员，就更为得宠。有些部属在钱的问题上有所隐瞒，张宗昌对此多予以谅解。

　　一日，有一群杂牌队伍前来投效，为了安顿他们，先拨给筹办费一万块大洋，该领队头目突发奇想，居然在“一”字上加了一竖，而变成了“十”万块大洋，到军需处领钱时，被发觉有异，即向张宗昌核实，张竟点头称是，隐瞒过去，终以10万元付之。后来，张宗昌召见此领队头目时，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弟啊，你幸亏添上一竖，倘若添上两竖，不就成了二十万（“一”字加两竖为“卄”，古同“廿”，指二十）吗？军需处可能还无法应付呢。钱吗，咱们以后有的是，但你老弟可得好好干哪！”

　　从此，这个头领对张宗昌感恩戴德，忠心耿耿。

　　对待下属如此，对待友人也是一样的大方。

　　薛大可也就是薛子奇，办了一份《黄报》，在文化界颇有一点名气。他与张宗昌是好朋友，二人在赌博上一样的豪爽：宁可裤带输光，誓不带一文回家。

　　由于办报的经费出现危机，薛大可跑到济南找张宗昌，筹集款项。张问要多少？薛说：“三万五万不为少，十万八万不为多。”张宗昌闻听此言，笑了，他说：“子奇，你赌钱时的豪迈劲哪去了？办起正经事来怎么如此小家子气？十万八万够干什么？”说罢进入内室，一会儿拿出来一大卷公债券，总数达30万。公债券在当时非常吃香，可以立即变成现金，虽略有折扣，为数亦非常可观。

　　对认识的人是这样，不认识的人，张宗昌有时候也大发慈悲，予以援手。

　　一次外出途中，张宗昌遇到一妇人跪在道旁，披头散发，携儿带女，痛哭流涕地叙说道：“我的丈夫曾在大帅手下做营长，不幸于徐州拒敌时阵亡，遗下一家数口嗷嗷待哺，快救救我们吧！”

　　张宗昌下车好言抚慰，并且立即命随从发给她2000块大洋。事后，有人向张建议说：“大帅统兵太多，以后此类事件可以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是否属实，这样可以避免冒充欺骗之事发生。”

　　张不以为然，说：“人如果不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谁肯做出这种出丑丢脸的事来。一个妇道人家，拖儿带女，在大街上抛头露面，想必是迫不得已，怎好忍心疑之查之，再说往还调查，要费多少时日，等到签呈批示以后，恐怕他们全家早就饿扁了。假如你的太太也愿意来这么一手，我也照给不误，你干不干？”来人竟一时无话可说。

　　其实，张宗昌的性格特征就是重义轻利。君子取于义，小人取于利，这是我国长期以来所倡导的义利观。当然，这并不是说张宗昌的生活格调多么的高，这里是说张在用钱上毫不吝啬，极其大度。 

       （来源：本文原载于《文史天地》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