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科举之路仿佛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片段，其中不乏荒诞之处，但他的确继承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自尊。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张家世代务农，直到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时，才在务农之余兼营一个制糖的作坊。

张謇4岁时起，父亲张彭年开始教他学习《千字文》。到5岁，张謇已经可以完整无误地背诵《千字文》，于是父亲将他送进私塾读书。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宋琛安排，结识了邻近如皋县的张家。张家同意张謇冒充自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16岁，张謇考中了秀才。

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要求得到一笔高昂的酬金。这一场诉讼延续了几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下来。幸而张謇的老师们爱惜他的才华，为他四处斡旋。当时的通州知州孙云锦也出面为他调解，将此事上报给江苏学政，继而上书礼部。直到张謇20岁时，此案终于告终，礼部同意张謇重填履历，撤销控案，恢复通州原籍。

"冒籍案"结案后第二年，孙云锦调往江宁（今南京），邀请张謇入幕同往。在江宁，张謇认识了孙云锦的世交，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此后成为吴的幕僚。吴长庆对张謇有不可忽略的提携之功，所以张謇一直敬重吴长庆。

1880年吴长庆奉命督办山东海防，张謇随同到了山东登州。第二年，科举不第的袁世凯来到登州投奔吴长庆。吴长庆认为袁世凯学识疏浅，命他在营中读书，由张謇教导他。因此袁世凯当时对张謇行的是弟子之礼。袁世凯初到的时候，因为不得吴长庆重用，颇为郁郁不得志。后来张謇向吴长庆举荐袁世凯，此后张袁二人成为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兵进抵仁川。为了阻止日本吞并朝鲜，吴长庆奉命率兵赴朝平定局势，张謇随同到了汉城。因为身处政治风暴中心的缘故，张謇虽然人在汉城，但是他所撰写的政见和议论很快传回北京，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注意。他所撰写的《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这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拥护光绪掌权，正需有人充实阵营，从此便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

在朝鲜不多时，因为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庆军被拆分为正副营。吴长庆率正营回国；袁世凯则率领庆军副营留守朝鲜，帮助朝鲜练习新军，袁氏的崛起就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很快转而投靠了李鸿章，这令回国失势的吴长庆更加抑郁，不久病终。张謇痛斥了袁世凯一番，二人绝交多年，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

在这个时期，张謇可以跻身官场的机会很多。朝鲜希望以"宾师"的待遇留住他。而李鸿章虽不喜吴长庆，但却非常乐意上书推荐张謇在朝中任事。吴长庆病故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同时向他发出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人称"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这大约是一个旧时读书人内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很富戏剧性的是，当时翁同龢、潘祖荫等"清流"党人对他着力延揽，在礼部会试中暗中识别他的卷子，结果却连着三次误认了别人的卷子，将别人取中。1889年，张謇参加会试，结果"清流"的考官们将无锡孙和的卷子认作张謇的，孙考中而张落第。潘祖荫因此气愤不已，拒绝接受孙的拜见。1890年第三次会试，这次陶世凤的卷子被误认了，结果陶考中会元，张謇又落第。1892年第四次会试，考官们又误认了刘可毅的卷子，张謇再次落第。

到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次在礼部会试，张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惨遭失败。"清流"将目标对准李鸿章，借此冲击主和的"后党"。张謇上疏弹劾李鸿章，文中称"（李鸿章）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并要求朝廷"另简重臣，以战求和"。甲午之耻令张謇深感仕途之无聊，他在笔记中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不久张謇的父亲去世，张謇回到故乡守孝，从此离开了清朝的政治中心。

纵观张謇的功名之路，既有科举中的种种荒诞之处，又令人不禁钦佩他的坚持和自尊。如果张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求取功名的目标是官权利禄，那么朝鲜平叛之后他既可以留在朝鲜受人尊奉，也可以在李鸿章等大员的举荐下直接获得官职。可是张謇求取功名更像是一种自我实现。在他心目中，通过科举得到认可和荣誉是一个读书人成功的正道，其他方式都无法见容于他的自尊。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前41年。而一旦完成了这个过程，功名为他带来的结果却让他感到失落。所以说他的内心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同时张謇因为出身农家的缘故，富有草根情节，他的那句"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就是一个写照。这种理想主义和草根情节的交织是他后半生经营生涯的灵魂支柱，既成就了他，但或许也造成了他现实上的失败。

张謇以状元的身份投身商海，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很多实际的方便。因为筹资无门，原本计划民营的企业因为缺乏民资的参与，最后只能求助于官方资本。

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和镇江兴办企业。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陆润庠是比张謇早20年的同治状元，当时因母亲患病在家归养。但陆对经商办厂兴趣不大，两年后重归仕途，后来累递升至侍郎、尚书、大学士。而张謇却是离开官场再不回头。

江苏是中国的主要棉产区之一，以"纱花"闻名天下，产量和质量都很高。当时日商在中国大量采购棉花运回日本，加工成棉纱之后以高价回售中国市场。因此棉纱业成为洋务派扶持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张謇为筹办中的纱厂起名"大生纱厂"，取《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从1895年底开始筹办到1899年4月投入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44个月中，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历经曲折，几次濒临夭折。这段经历是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不易的一个生动例证。

大生纱厂最初定位为商办，由张謇出面在民间集资。张謇召集到的股东包括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和樊时勋。前三位来自通州，后三位来自上海，因此分别称为"通董"和"沪董"。最初决定以100两为一股，共6000股，筹银60万两。但是招股很快陷入困境，通董和沪董之间，几度分合，股金迟迟不能到位。张謇只好向官方求助。

此时张之洞早已调任湖广总督。张謇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1893年张之洞用官款向英国购买但一直搁置在上海的4万多锭旧官机折价，折算为50万两入股，性质是"官股"。大生的性质相应改成官商合办，张謇还需要另外招50万两"商股"，以使官商双方的力量均衡。但是商股还是迟迟募集不全。恰在此时靠洋务起家的另一位实业家盛宣怀也要买机器，就从张謇手里分走了一半机器，折算为25万两官股。大生的商股目标也就相应调整为25万两。但即便把筹资目标下调了一半，大生最后可以筹集到的商股也没有25万两。在大生开工时，真正向社会筹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余万两。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尝尽辛酸，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甚至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无奈间，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张謇在笔记中写道--那些市侩油滑的小人官吏对他冷嘲热讽，阴阳怪调，而他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从这句表白中可以看出，张謇在内心并没有彻底接受商人的身份，他还有儒家传统所赋予他的清高。"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他终究还是很叹惋自己所作的妥协。

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此番情境，令人嗟嘘。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来源：凤凰读书频道 摘自《国商：影像近代中国的十位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