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宗敬(1873-1938)，原名荣宗锦，晚号锦园;荣德生(1875-1952)，原名荣宗铨，后取号乐农。他们是江苏无锡西乡荣巷人。荣宗敬14岁进上海南市铁锚厂学习账房业务。翌年，到上海永安街源豫钱庄习艺。3年苦学满师后，荣宗敬到上海南市鸿升码头里街森泰蓉汇划字号(钱庄)当收解(跑街)，负责承揽生意、联系客户等业务。1895年，钱庄倒闭后，他回无锡闲居。荣德生比荣宗敬小两岁。荣德生15岁时，到上海通顺钱庄学艺。18岁时，随父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理账务。1895年，荣德生在厘金局3年任期届满，便和父亲相偕离职回乡。
 1896年2月，荣氏兄弟与别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为管账。头两年，钱庄盈利不多，合伙的三个股东便将股金抽走，从1898年起，广生钱庄由荣家独资经营。为发展业务，钱庄在无锡设了分庄，荣德生任经理，经营上海、无锡以及江阴、宜兴间的汇兑业务。广生业务日益兴旺，盈利节节增加。1908年，由于荣宗敬在上海投资的裕大商号搞投机生意失败，亏银60多万两，广生钱庄受到牵连，元气大伤，不得不歇业关闭。
 1902年，荣氏兄弟见面粉获利丰厚，乃与官僚朱仲甫各出一半股金，合伙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荣德生经营工厂内部事务，荣宗敬在上海主管广生钱庄，并负责保兴的对外业务。该厂开始仅有4部法国石磨，日出300包面粉，并无大利。次年，朱仲甫退出，荣氏兄弟又与买办张石君等合伙，将保兴面粉厂改组为茂新面粉厂，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在上海兼任批发经理。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面粉在东北三省极为畅销，面粉价格也随之上涨。为抓住时机，扩大生产，荣氏兄弟向英国购买钢磨，改进生产设备，扩大了工厂的生产能力。茂新厂的面粉产量增至每天800包，所产“兵船’’牌面粉不仅质量优良，而且包装美观，与当时其他名牌面粉并驾齐驱。
 棉纺织业也是荣氏兄弟经营的重要实业。1905年，荣氏兄弟与买办荣瑞馨等人合股集资27万元，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1907年振新纱厂建成，但由于掌握实权的荣瑞馨经营不善，亏蚀甚巨。1909年，该厂董事会改组，由荣宗敬任董事长，荣德生任经理。经过这一番整顿，振新厂才渡过难关。到1915年，荣氏兄弟以股东之间矛盾为由，退出了振新纱厂。
 1 9 1 2年9月，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荣德生以无锡商会会员代表身份出席会议，并提出了扩充纺织等提案，希望依靠政府发展实业。同年，荣氏兄弟与人合作，在上海创建福新面粉厂，荣宗敬任总经理，荣德生因在无锡经营茂新，仅任董事。1913年冬和1914年夏，他们又利用福新盈利在上海相继创办福新二厂和三厂。
 1 9 1 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机制面粉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荣氏兄弟于1915年收买上海中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四厂。1917年，他们又将在上海租办的华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六厂。这期间，荣氏兄弟还向汉口发展，于1918年在汉口兴建福新五厂。在福新厂扩充的同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也不断扩充。1916年，他们租办和收买了无锡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在1 916年至1 91 7年间，无锡5家面粉厂中，有4家归荣德生经办。到19 19年，茂新、福新面粉系统共有8个厂。
 面粉厂设备和生产能力与“一战”前相比，增长了近两倍。荣氏兄弟因此获得了“面粉大王”的称号。
 荣氏兄弟的经营之道主要有：一是充分利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洋行订购机器，以此来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二是依靠信誉，大量抛售远期栈单，作为调度资金的手段;三是采取控制原料的办法，抢先买下大量的新麦，以维持长期不断的生产，这样便使自己的企业在同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四是十分注意生产技术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如他们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之所以光滑洁白，除选用优质麦为原料外，还由于在生产中使用了漂白剂。此外，为适应顾客的心理，他们还采用上等门布制作比其他厂家更大的面粉袋，并且适应一般人的侥幸心理，在面粉袋曜放铜元，作为“彩头”以扩大销路。
 在发展面粉业的过程中，荣氏兄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纺织业。19 16年，他们在上海招股创办申新纺织公司，确定资本为30万元，分作3000股，荣氏兄弟的出资占总资本的60%，荣宗敬任总经理。公司的经营大权、财务调度、各厂成品销售、原料和物料的采购以及人员的雇佣和调动等权力都由总经理掌握。申新纺织公司成立后，发展很快，到1918年，其盈利额达到22万元，为1916年该厂盈利额的11倍。1 91 7年，荣宗敬又买下了上海恒昌源纱厂，并于1919年3月将它改称申新二厂。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全国兴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荣氏兄弟抓住机遇，继续扩展企业，使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派人赴欧美订购机器，在无锡建立公益铁工厂，并先后在上海、济南等地购置土地，准备建厂。经过几年的筹划，他们在上海建起了福新七厂、八厂，在无锡和济南分建了茂新三厂、四厂，在无锡和汉口分建了申新三、四厂。到1 922年，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已经达到12个，其中茂新4个厂，福新8个厂。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量的1/3左右。申新纺织厂在这期间也发展至4个，拥有纱锭13万余枚，比创办时期增长了9.4倍，其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同时期全国纱厂及民族资本纱厂的发展速度。l 921年，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在上海成立，荣宗敬任总经理，并在苏、浙、皖等省设立了19处棉麦采购和纱粉经销机构。至此，荣氏企业系统基本形成。
 1922年，外国资本卷土重来，荣氏企业也和中国所有民族企业一样，在内外压迫下，蒙受了不少损失。申新各厂自1923年至1924年两年中就亏损百余万元，福新厂的产销也在下降，从盈余转为亏损。1 922年初，荣氏兄弟不仅被迫放弃兴建大型面粉厂的计划，而且用申新一、二厂全部财产作抵押，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大举借债，以渡难关。同时，为了加强竞争，荣德生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1924年，他在申新三厂实行管理改革，聘用专家和技术人员替代工头管理生产，并制定出一整套厂规条例，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成本，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但却加重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在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和大规模的抵制外货高潮中，荣氏企业逐步扭转了亏损，转为盈利。荣氏兄弟还在日汇套购中获利，增设了申新五、六厂。在抵制外货运动中，荣宗敬发表提倡国货宣言，并在工人、学生推动下参加罢市。北伐战争开始后，荣氏兄弟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非常恐惧。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荣宗敬要求白崇禧解除工人武装;荣德生则阻挠申新三厂工人迎接北伐军。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企图通过对民族工商业的搜刮来维护自己的政权。荣宗敬因抵制蒋介石政府强令摊派购买“二五库券”，遭到南京政府的通缉，并查封其财产。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下，荣氏兄弟被迫屈服，购下了摊派的“库券”。为了拉拢荣宗敬，国民政府让他担任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荣宗敬逐渐向国民政府靠拢，与官僚资本加强了联系，在资金、原料、市场等方面取得一些帮助。在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支持下，‘荣氏兄弟以押款的方式，先后收买了东方、三新等纱厂，建立了申新七、八、九各厂。这样，到1 931年底，荣氏兄弟的申新纺织系统发展到9个厂，拥有纱锭46万枚，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棉纺织业资本集团。荣家兄弟继获“面粉大王”称号之后，又获得“棉纱大王”的称号。
 受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及国民政府苛捐杂税的压榨，荣氏企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932年，荣德生为转嫁损失，在申新三厂大力推行“劳工自治”，用强制工人在厂内住宿来提高劳动出勤率，并在厂内设立同仁储蓄部办理“储蓄”等办法，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尽管如此，荣氏企业并未渡过难关。到1934年，申新资产总值为6800万元，而负债已达6300万元，以致荣氏企业大部分被抵押。荣氏兄弟向南京政府请求救济，实业部长陈公博乘机提出“整理”方案，企图用300万元将申新各厂变成国民政府的“国营”企业。荣德生在无锡联合申新三厂股东和同业通电反对“整理”申新。由于得到吴稚晖的支持，加之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申新企业幸免于难。
 1936年春，宋子文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企图利用债权将申新企业吞为己有。但迫于舆论压力，加上与上海银行有债权矛盾，宋氏目的未能达到。
 尽管荣氏企业保存下来了，但在资金上不得不依靠中国、上海等银行垫款营运，许多厂的经营管理权为中国、上海等银行组成的银团所掌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荣氏兄弟经营的大部分企业未采取措施向内地迁移，致使在战火中损失惨重。当时，荣宗敬因企业损失严重，曾一度参加了日本策划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企图重振旧业。1938年1月，荣宗敬为了逃脱日军胁迫，避居到香港。2月10日，荣宗敬因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在香港逝世。他的去世，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上海各报都以显著位置登载消息，竞相发表悼念文章。2月17日，国民政府也发表悼念令，褒扬荣宗敬“兴办实业”的精神。荣宗敬死后，荣德生尽管回到上海，但为避开日本人的胁迫，并未出任申新企业的总经理。申新企业分别由子侄们管理，福新企业则被王禹卿控制。1941年，日军企图与荣德生合作经营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遭到荣氏拒绝。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积极恢复茂新一厂，并于1946年在上海组织“天元实业公司”，在无锡开设天元麻毛纺织厂。1947年，由他控制的茂新厂与上海几家大面粉厂合作组织同业联营组织“五厂公证”，在国民政府粮食部的支持下，垄断了小麦的采购，并且操纵了面粉的销售。1948年，由荣德生主持将申新二、三、五厂和茂新厂组成总管理处，并出任总经理。但因其子侄们各自闹独立，未能真正统一。
 荣德生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本来抱有很大幻想，想通过政府向日本索取荣氏企业在战争中的损失赔偿，同时还企图得到国民政府的帮助来发展企业。但这些幻想很快便破灭了。1946年，荣德生遭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统特务的绑架。1 948年，其侄子荣鸿元又被蒋经国逮捕。荣家为了营救他们，两次竞被上海国民党当局敲诈了100万美元。荣德生对国民政府的幻想完全破灭了，所以当无锡解放时，他毅然决定留了下来。
 荣德生不仅个人留了下来，而且还拒绝将申新三厂机器拆迁运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荣德生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1952年7月，荣德生因病在无锡逝世，终年77岁。

（来源：民国时空网民国人物转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