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长佛斯特说过一段话：“大学的本质是对过去和未来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而不是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当下负责。”读后颇有感触。

　　关于对过去与未来的责任，是不是被我们的大学忽视了？

　　世界近现代的历史都说明，国家的发展和崛起都和大学有关。德国的大学并非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但19世纪时，德国的大学理念在世界上可算是最先进的。洪堡当时强调学术自由，强调科学研究与教学结合，引领了当时世界大学教育的风尚，科学技术的中心也由英国转移到德国。那时候，美国大学也学习德国的先进教育理念。可以说，先进的大学教育理念促进甚至引领了德国的崛起。日本明治维新之后，1877年成立了第一所近代大学——东京大学，重视“实学”，对后来的工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有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这不仅仅只是表明时间的先后，更重要的，恐怕是哈佛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传统如何影响和铸就了美国人的自由与创新精神。19世纪美国赠地学院（联邦政府基于“莫雷尔法案”将其拥有的土地赠与各州兴办、资助教育机构——编者注）的兴起以及后来社会服务的理念，也对美国的发展和崛起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大学对未来的作用。

　　大学对未来的责任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引领。大学应该服务社会，但不能仅仅成为社会的风向标，而应该成为社会的发动机。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应能引领科技发展、社会思想和文化的进步。

　　中国大学目前对社会的引领作用尚不明显。尽管众多大学已经开始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成果转化，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但基本上还是以跟踪国外科学研究和先进技术为主。近些年国家在科研的投入上大幅度增加，高校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能力和实力都得到很大提高。但是，由于政府有关部门和大学自身的观念意识不到位，研发方面过于注重短期实效，以至于对科学技术的引领作用依然微乎其微。好在我国政府和很多一流大学都已经意识到今后要能引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

　　而在事关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和文化方面，中国大学的引领作用绝不可忽略不计。譬如说，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国家治理结构、形态等会产生什么变化？未来中国社会民主与法制的走向，如何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世界文化中能够吸取什么营养，能否展现为世界所接受的价值观？这些都需要思想碰撞，而大学恰恰就是思想碰撞的最好场所。正是在思想的碰撞中，大学将起到引领未来的作用，也即真正肩负对未来的责任。

　　谁都明白，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而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人，那么人的现代化的重任，自然就落在大学肩上。目前，我国大学甚至还缺少这方面的意识。我们没有意识到为了国家的现代化，这一代年轻人需要何种思想前瞻？需要怎样的思想储备？没有这方面的充分准备，恐怕就会延误改革的进程，或者增加改革的难度。

　　影响社会进步的思想，多半产生于“思想市场”中。一个繁荣的“思想市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而大学应该是“思想市场”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大学欲引领社会进步、引领未来，重要的在于能出思想。能出思想的根本又在于独立精神与学术自由。丘成桐先生曾说：“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引领社会，而不应该在政府、企业或传媒的驱使下迷失方向。”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的大学，在此方面显得有些游移不定，常常左顾右盼，唯恐逾越雷池。的确，学术自由不能保证不出错误思想，但正确的思想，往往是在错误思想的伴随下形成并真正深入人心的。其实，当今中国大学中并非缺少有思想之人，他们的思想也有所表达，但是相当一部分都没能在更大的平台上表达，有些仅限于影响很小的几个网站上，或散见于博客、微博、微信，甚至茶余饭后的闲谈中。

　　引领表现在开放性、批判性。开放主要表现在对不同思潮乃至异质思维的包容。某些异质思维，很可能在未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在出现之初，不就是一种异质思维？即使某些异质思维是错误的，在与正确思想的碰撞中，人们也很容易识别其谬误，而不至于有太大的社会危害。这一点自信恰恰是我们应该具备的。

　　引领也表现在批判性，社会中先进的思想往往都是在质疑与批判中逐步形成的。大学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应该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也是能够体现一个社会先进程度的地方。如果在大学中都不具有开放性和批判性，恐怕就很难体现其先进性，更遑论对社会的引领作用以及对未来的责任了。

　　大学不仅要给社会提供先进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她向学生提供面向未来的思想、知识和意识，使学生养成面向未来的习惯。在思想活跃的大学中，学生耳濡目染，自然养成独立思考和面向未来的习惯，这对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也关乎中国崛起以及“中国梦”的实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大学，更需要发挥她对未来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的引领作用，这是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学对过去的责任，简单地说就是让学生具有历史的记忆。习近平同志最近说过，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当然，我们肯定不是对自己的历史完全没有记忆，只是对我们自己历史上的错误、丑陋、耻辱等，时常缺少深刻记忆。让学生记住历史，不管是荣光还是错误，大学有其特殊的作用和责任。

　　审视大学对历史的记忆如何，不妨先看看大学对自身历史的记忆。中国大学对自身历史的记忆，更多着眼于过去的成就或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那当然值得记忆。但还有一些，却被淡忘了。中国有五十年以上历史的大学不在少数，这些大学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时，差不多所有的大学都存在其著名教授和学校领导被羞辱、被迫害的例子。虽然说，那种行为有当时的社会原因，但种种野蛮出现在大学中，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又如，有一些大学对学校出现的学术诚信问题或其他不端行为尽力捂住，生怕影响学校声誉。诸如此类的事，有几所大学“记得”？其实，留下记忆的重要性，远不在于记住事件本身，更在于那种记忆其实就是一种人格教育。

　　世界上有些国家及其大学对历史的记忆值得我们借鉴。可以看看德国人是如何对待历史上耻辱和错误的记忆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在1837年发生了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七名教授因反对汉诺威国王废除宪法之举而被驱逐出校，哥廷根大学让她后来的千千万万个学子记住了这一耻辱。2000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赔偿基金法案”，成立了“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专门负责对二战纳粹党劳工的赔偿。时任总理的施罗德，还把纳粹强制劳工称作德国历史中“痛苦的一章”。这些行为都得到世界的赞赏。相形之下，日本某些政客缺乏历史耻辱的记忆，是多么令人生厌。

　　对历史的记忆，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其实，不管是官员、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有知道历史真相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几个重要时期（如三年饥荒时期、“文革”时期）的历史真相，别说年轻人，就像笔者这样年纪的亲身经历者，都所知有限，因为当初自己亲身经历的，毕竟只是局部的一点情况。至于现在的年轻学生，所知则更有限了。仅以“文革”为例，即使我们党彻底否定“文革”已经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但时至今日，却有不少年轻人对“文革”缺乏充分的认识。我问过不少大学生，对“文革”是什么感觉、有什么看法，多数同学的确都说“文革”不好。当我再问究竟如何不好时，回答各异，却少有深入见解。还有的只是听说不好，但说不出具体什么不好；极个别人甚至觉得“文革”也挺好，不是大民主吗？对于给咱们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很多年轻人没有感觉，甚至极少数年轻人竟对之有某种依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对此，大学该有何种反思？简单地说，就是我们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看看我们的教材，对“文革”十年的劫难，只是寥寥数语，虽然否定，但由于太抽象，既缺乏对众多人和事的具体真相的描述，又缺乏本质的分析，如何能让学生对“文革”有清晰的认识？

　　要让学生对“文革”真正有记忆，不仅让他们多知道一些的事实，还需要让他们知道“文革”错误的本质，理解产生“文革”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如果学生多了解一些“文革”中那么多人受迫害的情况，他们就能知道对人的蔑视多么可怕；如果学生多了解一些大串联、大字报等情况，他们就容易理解那种民粹式民主的荒唐；如果学生多了解一点人们那么容易被煽动，他们就知道个人迷信多么可怕；如果学生多了解一些那时残酷而诡异的斗争，他们就可能知道道德在无约束的权力面前多么不堪一击！对“文革”真正的记忆，就在于在对真相进行了解的基础上，进而思索人的意义、民主的意义、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意义！

　　认识“文革”不是为了清算个人，而是为了彻底消除产生“文革”的社会机制和改良产生“文革”的社会土壤。如果学生真正了解了文革，知道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彻底否定了那一段历史，学生认识的肯定是一个勇于改正错误的党，一个实事求是的党，一个充满自信的党，一个值得信任的、能够领导中国崛起的党。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文革”并对“文革”有真实感受的人，将逐渐离开大学讲台了，大学和社会又将如何让年轻的一代对“文革”具有真正的记忆？

　　对过去的责任，说到底还是为了未来。记住过去的痛楚和丑陋，无非是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无非是给予咱们国家对过去社会病的免疫力。

　　是否能对过去与未来负有责任，恐怕是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标志。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而这个责任是万万不能忽视的，也是万万不能回避的。不尽到对过去与未来的责任，不可能是一流的大学，没有一流的大学大概也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地实现“中国梦”。故中国大学能尽到对过去与未来的责任，那是社会之幸、国家之幸，当然也是大学自身之幸！

(作者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 来源于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