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任务，是陶冶学生的心灵，打开学生的眼界，点燃学生的智慧，培育学生的身心。他的教育对象是活生生的、充满朝气的、既成熟又不成熟的大学生，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有扎实的理***底、广博的相关学科知识和精湛的工作技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工作的指导理论，是灵魂和主心骨。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青年学、社会学、美学、历史学、文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是我们工作的专业知识。而精湛的工作技巧与艺术，则是我们成功的金钥匙。讲说理，“理在情中，寓理于例”；讲引导，“启人以思，注重之本”；讲灌输，“循循善诱，潜移默化”；讲谈心，“以诚相见，以情感人”；讲鼓励，“舆论推动，榜样示范”；讲学习，“善学邯郸，不失故步”；讲批评，“改过迁善，见贤思齐”；讲形式，“生动活泼，寓教于乐”；讲创新，“善求仙方，与时俱进”……

古语道：“倚在万里须长剑，闯出新路有明珠”。古往今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很多，成功的德育大师，为世人所传颂。大凡能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人，无疑不是功底雄厚的智者。他们或“善于观”，或“勤于思”，或“长于说”或“精于谋”，……所有这些，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具有的基本功。

1、善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要想真正学懂、学会，并在工作实践中有所建树，并非易事。为什么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工作很出色，深受大学生的欢迎，为什么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工作就相反？这里的原因很多，其中是否善于观察，用心去思考，了解工作对象，做到知己知彼，是很重要的一条。子思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颜元曾经说过：“好问好察，圣所以益圣；冥行耻问，愚所以益愚。”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是一门“最辨证、最灵活、最复杂的科学”，教育这需要有一双善于识真的慧眼。

眼睛人皆有之，只是眼力不尽相同，同观一件事，有的教育者能从现象中看到本质，于平凡中发现真理；有的却不辨轻重，难识真伪。同看一个人，有的教育者能知病患于未然，催新生于萌芽；有的却难以透过层层遮障，只能满足于“开药治病”，等病上门。同阅一份材料，有的教育者能“眼光透纸背”，观察到字句中没有写出，但贯穿于字里行间的思想和倾向；有的至多只能看出词句优劣，文章大意。洞察当前形势，有的教育者能睿目观天下，慧眼识潮流；有的却似雾里看花。于是有人曾这样划分：当事物未萌时能科学预见者，为一等观察力，这种人有先见之明；当事物萌发状态时能预见发展趋势者，为二等观察力，这种人有远见卓识；当事物成长起来后能认识者，为三等观察力，这种人的观察力很平常。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具备几等观察力呢？应当说，至少要具备二等，努力去争取一等。

观察之道是一门充满奥妙的学问，观察不同于感知，感知并非是观察。就好比识才之道一样，认识一个人是很难的，常常是“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我们在这里不妨再学一学诸葛亮的识才之道：“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辨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即提出是非不同的问题，考察其思想水平；连续发问穷追到底，考察其应变能力；请他出谋划策，考察其见识；告之以面临的艰难危险，考验其勇敢精神；让他开怀畅饮，考察其酒后的品性；让他有利可图，考验其是否廉洁；就某事与之相约，看其是否守信用。这些做法都是通过实际表现来观察了解人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借鉴意义。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善于发现为一般人所不易发现或容易忽略的东西。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可贵独到之处就在于此。苹果坠地，水蒸气冲动壶盖，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牛顿和瓦特却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现象，从而触发了万有引力的发现和蒸汽机的发明。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善于观察细节，透过现象看本质，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善于从小事和现象中去发现问题，透视人心微妙。“践实体诚非别术，沉机观变竟通神”。正确的观察之路源于正确的观察方法。从历史上来看，许多观察法值得我们借鉴。孔子提出“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要求看问题要全面；提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反对主观、武断、固执和自以为是。培根认为客观地看问题，就要破除“四种偶像”。即“种族偶像”，把人类自身本性的东西加诸自然事物；“洞穴偶像”，因所受教育不同形成的不同习性妨碍人们的正确认识；“市场偶像”，受流行观念影响引起对外界事物的错误认识，以及“剧场偶像”，盲目信仰权威和教条。这些先人的金石之言，今天仍有指导作用。只有观之入微，观之至深，才能不至于似是而非，以假乱真，错误百出，纰漏丛生，从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取得教育的最佳时效。

2、勤思。善观与勤思分不开。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逼人思考的工作，不会思考的教育者，那将是一个毫无作为的教育者。

马克思曾说过：“蜘蛛的生活与织工的生活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干什么？怎么干？换言之，教什么？怎么教？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施教之前总应该这样想一想。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然而这只有部分正确。难道我们所听到、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吗？一根木棒插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里，从杯子外面看，木棒被折弯了；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游弋，隐隐约约看见有一座城市，这是海市蜃楼。稍有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些都是折光作用欺骗了人的眼睛。其实，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这种“折光”现象也很多，何况人心微妙，情感多变。比如，同是面红耳赤，有的人是喜悦之情，有的人是羞愧之色，而有的人却是愤懑的表象；同样是低头不语，有的人是委屈之状，有的人是害羞之态，而有的人却是抵触的表现。因此，古人早有言：“目犹不可信”。一个教育者倘若硬把眼见的一切肯定为事实，凭此得出结论，或听一面之词，就难免有失偏颇。

古往今来，大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有所建树的人，都是善于思考的人。孔子提倡：“三思而后行”；韩愈曾说：“行成于思”；朱熹说过：“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教育家陶行知说过：“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业精于勤，荒于嬉”。如果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比喻为锻造一条金莲，那么，思考就是这条金链上的关键性一环，若缺了思考这一环，整个金莲就连接不起来。“行则思之于路，卧则谋之以床”，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思想需要异常的活跃，不断的磨砺，才能锻造出成功的利器。

思考，是启迪智慧大门的钥匙。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难免碰钉子，遇“顽症”，如果不开动脑筋，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而一旦开动思考的机杼，往往又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人赞美周恩来，“思考问题，犹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犹若电火行空”。他的思考技巧是什么？有人赞誉爱因斯坦，在科学上能“以一知万，以微知著，以小知大，以往知来”，他的思考秘诀是什么？可以说，任何一个成功者，都会有自己的一套思考方法。这些方法，因人而异，各有特色。明者慎微，智者识几。在思考的道路上，尽管各有所异，但还是有这一下四点共性的诀窍。

“广思”。列宁曾经说过：“反复加以研讨，从各方面加以思考，以获得一个明白透彻的了解。”对任何事物或现象，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进行思考，一条路行不通，会马上出现第二条、第三条。切忌一条路走到黑，钻牛角尖。

“深思”。朱熹说过：“未见道理时，恰如数重物包裹在里许，无缘可以便见得，须是今日去一重，又见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若只要皮肤，便有差错，须深沉方有得”。朱熹推崇的这种深入思考法，世人又称作“层层剥笋法”，很值得我们去体味和借鉴。

“长思”。长思又称再思。对于广思，深思而仍不得其解之“结”，则需再思，不断的思考，“深究悉讨”，总会跃过难关，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联思”。思考须有系统性，按照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内在逻辑顽强地去思考。比如，对于一个犯了错误的青年学生，经过一番教育后回头，然而过了不久他又出现了反复，此时教育者不妨多想一点：是推中有进，还是回到当初？是环境诱发，还是故伎重演？是思想可塑，还是不可救药？是思想问题，还是心理问题？这样去联想思考，就能发现青年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从而对症下药，找到根治病症的良方。

古人云：“心，灵物也；不用则常存，小用之则小成，大用之则大成，变用之则至神”。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开动思考的机杼，把这些思考的诀窍“一炉而冶”，明得其中精蕴，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地去见践行和创新，便能收到“大成”与“至神”的效应。

3、能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无论是主持开会、谈话，还是授课、作报告，都离不开说话。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一书中写道：“艺术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手段之一。一个人使用语言向别人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人们使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口能言之”，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基本素质之一。常言道：“台上几分钟，台下几日功”，“几番心血一堂课，事业都和苦相连。”口才从何而来？是先天而生，还是后天练就？无疑两者兼有。人的任何一种才能都是由先天遗传和后天实践两种因素所组成。但后者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口才”尤其是如此。历鉴古今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都是以擅长口才而著称。历史上毛遂自荐说楚王，诸葛亮舌战群辱，拿破仑的战场鼓动，林肯的葛提斯堡演说，周恩来的万隆演说，……都是经过苦练而成就口才的典范。卡尔·桑德堡所著《林肯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他徒步30英里，到一个法院去听律师们的辩护词，看他们如何辩论，如何做手势。他一边请听那些政治演说家的声若洪钟、慷慨激昂的演说，一边模仿他们。”“他曾对着树、树桩、成行的玉米讲”，“他会扮演各种鬼脸，会讲滑稽故事。”为了练就口才，林肯几乎调动了自己的全部天资与才华。可见，口才和健谈必须经过苦练才行。

能说，还得会道。要说出艺术、说出智慧、说出心扉，从而达到陶冶听者的心灵，启迪听者的聪慧，引起听者的思考的效能。能说重在说服人、感召人。人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同找一个人谈心，有的教育者能春风化雨，点滴入土；有的却话不投机，一谈就崩。同样讲一门课，讲同样的内容，有的老师能绘声绘色，妙趣横生，给人以享受；有的却空洞无味，令人昏昏欲睡。这是何故？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恐怕与教育者是否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有关。

能说要因人而异，对症下药。朱熹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才。就谈心而言，有人喜欢“大江东去”的豪放之情，有人喜欢“小桥流水”的眷眷之意；有人喜欢“振聋发聩”的激昂之声，有人喜爱“润物无声”的娓娓细谈。因人施教，因人而言，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应遵循的一种原则。倘若千篇一律，千人一腔，就会失去教育的效果。

能说要循序渐进，牵人以心。人的思想和听的能力是有层次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应根据不同层次群体的具体特点，选择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包括说的内容、说的声调、说的节奏等等。比如，受教育者只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ABC，你非要对他大讲经典著作的深奥理论；受教育者只会唱“阿里巴巴”，你非要他和“阳春白雪”，那就很难使受教育者听进去，更别说愿意听了。可见，说话要由浅入深，由博返约，张弛之间，掌握有度。

能说要启人以思，留有余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一般认为，教育者是主导，受教育者是主体，主导与主体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要把思考的钥匙交给青年人，不要一味牵着青年人的鼻子走。在谈心时，不要一味你自己说，而不给对方说的机会，更不要把话全部说完，应点到为止，给对方留有思考的余地。世界上最好的字莫过于“恰如其分”四个字。教育者的任务是点燃人们智慧的火花，打开人们心灵的窗子，给人以教益，给人留由余香之感。

同时，教育者在说话、作报告、讲课时，切忌“三陋习”。陋习之一：假谦虚。这是一种易犯的常见病。什么“我没有准备好”，“我讲不好”，“我没有什么可讲的”，全是废话。讲不好，由自知之明，就干脆别讲。陋习之二：长话风。这是最难改的毛病。须知繁而多与教育效果常常成反比，信口开河，一二三四，繁杂纷乱，到头来只会废话连篇，不着边际，使人反感，催人入眠，陋习之三：老套话。尽讲些大话套话，反复使用伟人名言名句，没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枯燥无味，像小瘪三。毛泽东把这种人叫做“大脚女人”，又臭又长。

4、多谋。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靠能说会道，也要讲谋略和方法，善于谋略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给人耳目一新，而且能取得出人意料的神效。某中学有个班的学生仰慕科学家，尤其羡慕科学家的后代有个得天独厚的学习成长环境，有的学生甚至感叹自己不是科学家的后代。一天，老师拿出一本相册，打开一页放在讲台上，让同学们来看科学家后代的照片。教室里沸腾了，老师要求：依次上来看，不准说话。同学们带着欣喜且倾慕的目光去看，看后都满足地笑了。最后，老师问大家看清楚没有？同学们笑着齐声回答：看到了！看到谁呀？都是他们自己！原来相册里夹的是一面镜子，每个同学都是“科学家的后代”，都学习成长在幸福的家庭和优雅的教室里。这种绝妙的教育艺术，怎能不收到育人的效果呢！

计谋同思想、理论一样，也是一种理性的东西。它既不是天赋神授的，也不是生而固有的。它来源于书本，来源于社会，来源于生活。

博学才能足智，足智才能多谋。知识是智慧的海洋，谋略的土壤。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有了知识，才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广泛地吸取多种知识，不仅要学习政治理论，掌握教育规律，懂点文史哲学知识，而且也不妨读点兵书等，从中去寻找“药方”和“上策”。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者也可以走一条捷径，那就是博采众长，集思广益。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召开诸葛亮会议，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今天，对于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实用。善于集思广益，从中吸取对自己有益的计谋和方法，开阔工作思路，丰富自己的思维，这也是一种才能。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应把“三人行，必有我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作为座右铭，集众人智慧于一身，熔各家之见于一炉，以达到存乎于心，运用自如的效果，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有所作为。(作者：王洪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