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冷战后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安全形势呈现多样化的局面,为了有效应对这种多样化的安全挑战,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新安全观吸收了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世界各种新安全观研究成果的精华,对国家安全的内涵有了全新的认识,特别是在安全实现的前提、特征、目标及其有效途径上进行了创新性的阐释,从而使中国的新安全观具有了独特鲜明的理论意涵和非凡特质。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持久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间新型关系的确立以及致力于加快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新安全观； 相互安全； 综合安全； 共同安全； 合作安全；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新安全观是对冷战思维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观关于安全问题狭隘理解的重大突破，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研究结合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创新的重要体现。它在否定传统安全观思维模式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世界新安全观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合了中国在国家安全上的传统追求，在保持与世界大国新安全观研究的同一性基础上，对实现安全的重要保障、有效途径、最终目标等方面做了创新性的诠释和阐发，从而使中国的新安全观具有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非凡特质和独特鲜明的理论意涵。

　　一、相互安全：安全政策实施的必要前提

　　相互安全从根本上说就是相关国家为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思维模式不应受到现实主义“安全困境”的束缚，是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相互确保安全的体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在美苏关系由对抗趋向缓和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两国政治学者把相互安全共同视为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这与中国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政府认为，相互安全是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实现的基础和必要前提，相互安全的获得不是建立在彼此结盟基础上的。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国家间彼此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是一种“非零和”的博弈模式。采取一方安全利益的实现以牺牲他方安全利益为代价的传统模式，不仅给他国安全带来严重危害，自身的安全最终也无法真正保障。中国政府强调，相互安全的关键是实现双边安全，尤其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双边安全更是相互安全关注的重点。要通过对话增加彼此信任以确保相互安全，即使国家间发生冲突，也坚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通过和平方式加强经常性的沟通与交流，相互协调关系，找到双方的利益交汇点，实现安全利益上的合作。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睦邻、富邻、安邻”政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势头，从而使周边国家萌发的“中国威胁论”逐渐被“中国机遇论”所代替，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了积极有利的安全环境。另外，相互安全的实现不能离开相对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这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协作，尤其要转变固有的安全思维定势。江泽民强调：“维护国际安全必须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应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确立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各国和平发展的安全机制，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所谓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上。”［１］

　　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为营造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而中国新安全观也正是对这种国际多边安全和整体安全环境追求的反映。可以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作为国际安全环境新机制的“上海五国”协商机制的确立就是确保相互安全的一个典型例证，为地区国家之间确保相互安全以及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的创造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综合安全：安全内涵的重要特征

　　在内涵上，中国新安全观是在继承亚欧国家综合安全思想基础上而形成和完善的一种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把作为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和经济、文化、信息、环境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安全的行为主体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扩展到更大的层面。综合安全的内涵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容纳了非传统安全的内容，是对国际政治关于“高阶政治”和“低阶政治”简单分野的重大突破。因此，它可以被视为国际安全理念的一种创新思维方式。综合安全的战略思想现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应用，其思想蕴涵的动态性和包容性使这种安全理念和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或者说使很多安全理论都能在综合安全中找到踪迹。因此，这也可以被视为综合安全的生命力价值之所在。

　　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是在吸收日本、西方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观思想及其实践认识的积极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传统追求和安全实践而对综合安全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新安全观极大地规避了日本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理念的种种不足，把综合安全思想的内涵进一步扩展，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安全领域，是国际安全理论研究革新的重要成果，符合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新安全观除了继续重视传统的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之外，还特别强调应把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等多领域安全融入到新安全观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推动下，国际安全形势及其各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转折性的深刻变化。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除了传统的安全威胁外，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不断上升。因此，必须运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多元化解决的途径和手段，综合应对人类日益增长的各种威胁，才能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更好地促进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具体来说，中国新安全观作为一种综合安全观，其突出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依然强调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在

　　国家安全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冷战后，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仍未改变，但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凸显，与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交织，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冷战后的国家安全维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只强调传统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都无法应对现实安全的种困境。因此，中国的新安全观在高度重视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综合安全重要性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安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业的成功仍离不开中国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实力这个坚强后盾。实现国家的军事安全就是要加强其军事实力、国防实力和战备实力建设。很多西方学者都把军事实力作为衡量大国的一个重要方面。约翰·米尔斯海默在界定大国概念时就充分考虑了军事实力的要素。他认为：“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以承受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的常规战。”［２］（ｐ．２）

　　中国正处在由大国向强国发展的进程中，军事实力和国防实力在国家意志实施、外交政策施行和政局稳定维护等诸方面的作用发挥是其他手段所无法代替的。江泽民强调：“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３］

　　由此，在全面考量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基础上，江泽民确定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强调国防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中的重要性，并努力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彼此促进机制。同时，江泽民还对现实的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以及中国的国情和军情进行了新的审视，不仅规划了我国军事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还强调了改革创新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除此之外，他对国家主权、领土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也进行了着重分析。“要坚决维护我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努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涉及发展中国家权益、涉及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涉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必要的斗争。”［４］

　（二）确立经济安全作为国家综合安全的战略核心地位

　　经济安全领域的问题对国家安全产生间接的影响。对于布赞而言，“当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由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引发的时候，人们更多地考虑的是它对其他领域的影响，而不是严格意义上对经济的影响”［５］（ｐ．９７）。简单意义上的经济安全就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免受威胁或破坏以及利用各种有效手段保护重大经济利益免受损失和潜在威胁的一种状态。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日渐加强，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因此，实现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主权国家实现综合安全的一项战略核心任务。江泽民认为：“经济优先已经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６］（ｐ．３１４）“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７］。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向经济安全的转变是一致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符合时代特色和中国自我安全定位的安全观。江泽民充分强调了涵盖金融安全在内的经济安全是综合安全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国家安全中处于战略核心地位。只有实现经济安全，国家的持久安全才有保障。江泽民一再告诫，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安全，必须把金融安全置于经济安全的核心地位。同时，一国即使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存在优势，也要为别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创造有利条件。

　　（三）强化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在新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江泽民在新的安全观思想中对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全球化的发展使科技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也使科技安全成为了国家安全总体态势的一个决定性要素之一。从国际安全角度讲，科技安全主要不是强调狭义的科学技术系统的安全性理解，而是侧重广义上的内涵，即“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特别是国际大环境中以国家价值准则为依据的对科技系统与相关系统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国家安全态势的一种动态描述”［８］。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点，而构成综合国力的两大中心要素除了经济外，另一个就是科技。随着科技在军事、经济等领域作用的增强，科技的“双刃剑”特性也充分显现出来。科技不仅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军事需求的重要手段，而且也经常被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或极端势力利用，给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科技的双刃性可以概括为“科技的安全困境”。可见，科技安全在国家安全的维护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江泽民立足中国国情，对科技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创新性思考。他认为，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的关键。同时，一国的科技创新成果要以和平利用为目的，以促进人类的安全为宗旨。

　　文化安全是一国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文化安全是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要素，在国家安全的多层次内涵中是最稳定的部分，因此，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最容易被忽略。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短期内很难造成对国家安全利益威胁的直接后果，但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影响是深远的，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状态和发展前途。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日渐深入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西方国家借助各种途径强行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文化殖民主义论调欲达到对其“和平演变”的目的。正如尼克松所指出的，“进入２１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９］（ｐ．１１０）。社会主义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出现的重大挫折以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方向产生极大的冲击。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各种西方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不断涌入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重要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江泽民认为，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的指导，自觉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有力地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信息网络安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基础，是综合安全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首次将信息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一起作为今后我国安全维护的四大重点。信息安全是指“维持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系统不受内外环境威胁、干扰、破坏而正常运行的状态”［１０］（ｐ．１５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信息安全的保障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信息安全不再是一个信息化本身、业务工作和技术问题，而是上升为与国家军事、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安全密切相关的一个实质内容和核心要素。网络安全是与信息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意味着政府应承担和加强对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重点保护使其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近几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安全问题在中国也变得尤为突出，日益成为挑战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信息威慑”和“信息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实施限制性的信息控制与输出，意在达到比冷战时期核威慑更有效的目的，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约瑟夫·奈认为，信息技术很可能会变成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软权力资源，在信息时代条件下，谁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谁就会对未来的世界格局占有支配地位［１１］。实际上，处于信息网络时代的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信息安全的威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应把保护自己虚拟的信息边界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新的重心和目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信息网络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新威胁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对其防范措施进行了积极探讨。江泽民强调，信息网络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绝不容忽视，为此，要特别注重加强信息网络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来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管理。同时，为主动迎接信息网络化的严峻挑战和争取获得更大的信息生存空间，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信息网络的交流与合作，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信息网络安全维护的经验，以尽快实现中国信息安全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任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对人类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极大威胁。生态危机所致的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模式差异明显，运用传统的军事等手段解决只能加速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必须突破传统安全观的有限视野，探索新的防范和应对手段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生态安全又称环境安全或终极安全，相比较而言，环境安全是国际社会普遍使用的词汇［１２］（ｐ．３４５）。环境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较丰富和广阔，除了包括生态安全外，还包括军事环境安全、经济环境安全、政治环境安全等多种安全内容。如果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来讲，生态安全的表述更直接一些，就像布赞等学者所强调的“生态问题是最纯粹的环境事务领域”［１３］（ｐ．１３０）。

　　所谓生态安全就是指人类和国家依赖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处于一种免受污染和破坏的良好状态，具有跨国性、紧迫性和代际性。生态安全问题是人类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断深化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从一定程度上讲，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向大自然无节制索取而缺乏采取有效治理的历史，由此导致了在开发利用自然界取得成果的同时也给自然界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人与自然对立的结果必然是遭到自然的无情惩罚，如全球普遍出现的大气污染、气候异常、土地荒漠化、水资源匮乏等问题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这种失衡的生态环境可能会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动荡，威胁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协调发展的坚实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国家和整个人类安全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他强调：“有些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气候变化等，已跨越国界，成为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１４］（ｐ．７６０）“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１５］（ｐ．２９５）为保障生态安全，中国政府不断强调要在坚持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理念。加大生态立法和执法力度，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实施新型工业化道路，并积极拓展国际生态环境合作，从而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空间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共同安全：安全追求的最终目标

　　中国的新安全观不仅要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也要对他国的正当安全保持适度关切，其实质就是促进人类的共同安全。１９８５年联合国发表《安全概念》的研究报告对共同安全的概念做了如下理解：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共有的安全关系，任何国家自身利益的获得不应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前提。因此，共同安全倡导裁军、削减核弹头以增加国家间的互信，建立更稳定的国际秩序，使人类的生活质量在增加国家以及国际的资源再分配中得到根本的改善。应当说，共同安全的提出对于转变传统的冷战思维产生了积极作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出现的美苏关系的缓和、军控谈判等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都是在这一安全理念的推动下展开的。虽然共同安全思想最初是为了摆脱冷战的困扰而提出的一种解决途径，但它符合国家和整个人类长远发展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冷战终结后仍然受到世界的追捧。

　　中国的新安全观把追求共同安全作为最终目标，要求各国也应追求共同安全，从而实现个人、非国家行为体、国家和国际社会共享的安全局面。中国新安全观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扩展和日益加深，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尤其是跨国性特征日渐突出，一国的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与这个国家所在的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形势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各国的安全有其独立性的一面，但不具排他性，要受到世界安全系统的制约。国家间的“零和”安全诉求既危及他国安全和国际社会系统安全，也危及国家自身的安全，追求这种安全模式将使自身失去安全。因此，“零和”安全诉求不能给国家自身和地区带来持久的安全环境。集体安全机制是一种传统的多边安全机制，实质上就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即大家共同反对威胁集体安全的国家。这一安全机制深受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的支持。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就是通过发展军事联盟及增加军备来维护国际安全，最终由于缺乏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而被迫解散。二战结束后建立的联合国作为一种全球性安全机制发展至今，其生命力在于通过世界各国的合作来保障国际安全。

　　但是在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发展态势，南北差距继续加大，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困扰着人类。因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安全机制，以应对当今世界的安全现实。中国在探索新的安全机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江泽民指出：“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１６］“要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应该通过对话增加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１７］为此，中国政府反复重申实现共同合作的立场，即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摒弃冷战思维，坚持国家之间的平等；反对把自己的安全利益置身于他国安全利益之上，既要努力实现获得国家自身安全利益，也要积极为他国安全利益的获得创造条件；反对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分离，坚持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有机结合；反对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坚持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反对以损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来维护本国的利益，坚持共同安全的获得是以维护共同利益为重要基础。中国的新安全观认为，共同的安全利益、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和经济利益的相互依附是构成共同安全的三个基本条件［１８］。

　　共同安全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把“普遍和全面的裁军”视为最终目标，这与一个主权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安全而发展防务力量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共同安全容易成为一个口号，很难成为一个内容明确的政治纲领。在冷战终结后，各国主要从安全的实现途径上探索，即把探索合作安全作为实现国家共同安全总目标的主要路径，由此，“合作安全”成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的又一重要安全模式。

　四、合作安全：安全实现的有效途径

　　中国合作安全的构想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及其逐步加深而构建的一种新的安全理念。“合作安全”是由加拿大前外长克拉克于１９９０年提出的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安全理念，即在合作中实现安全。他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的新情况使各国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以取代均势抗衡的冷战格局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为了发挥合作安全模式的安全效应，克拉克首先发起了“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的倡议。在倡议中，他建议中国、美国、苏联、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朝鲜七个环太平洋国家进行史无前例的安全对话，对国家间存在的问题进行对话与磋商，从而实现北太平洋安全共同体，加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促进地区安全和世界安全。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地区安全，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也适时提出了召开“亚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重要倡议。他指出，合作安全可以概括为“用磋商而非对抗，用友好而非威慑，用透明而非秘密，用预防而非纠正，用相互依存而非单边主义”［１９］。从此，合作安全理念逐渐成为了被亚太地区乃至被整个世界公认的具有主导性的国家安全合作与对话的安全模式。

　　中国新安全观就是以合作促安全的一种合作安全观，关注的基点是亚太地区的安全获得与维持，具有较浓的亚太色彩。但中国的合作安全思想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哲学精髓，即以“和”制“合”，实现和谐相济、合而有序、协调平衡。因此，中国的合作安全理念还具有较强的自身特色。中国的合作安全观的目的就是实现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合作，具体说，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共同的利益追求是实现安全合作的首要条件

　　国家间安全合作是对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追求的结合。对于参与安全合作的各方而言，对国家自身安全利益的追求是驱使其参加安全合作的动力所在。如果自身利益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各方没有形成以共同安全利益为物质前提的“共赢思维”，而是以所谓的一国实力优势为条件，形成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的“零和思维”，合作安全只是无法实现的一句空话。由此可见，国家间实力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各方只要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就会最终摆脱国家安全合作的困境，进而实现安全合作的理想追求。“历史证明，冷战时期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增加军备为手段的安全观念和体制不能营造和平。在新形势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更有悖时代潮流。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２０］

　　（二）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是确保安全合作的政治基石

　　国家间不断加深的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相互依赖是确保安全合作的根本动力和政治基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将进一步促进双方多领域的合作。相互依赖条件下存在竞争性的零和与合作性的正和两种可能性的状态，但在一定的国际机制约束下，相互依赖必然会加强国家间的互信，形成持久与稳定的安全合作。因为这种相互依赖能消除弱小国家对大国实力的种种猜忌和恐惧，而把大国的发展和影响视为一种机遇，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以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新变化。同时，大国在国家间相互依赖中也会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政治价值观，这为大国树立和平的形象和发挥应有的责任提供了舞台和途径。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依赖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的战略与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到冷战结束后向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逐步拓展使双方充分认识到彼此相互依赖对自身安全利益和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当前的东亚，包括中国、东南亚和东北亚，已经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这种相互依赖不是单纯一国对另一国的相互依赖，而且也不是某个经济或者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而是一种复合相互依赖。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诉诸武力来解决矛盾与冲突的成本太大，使得哪一个国家都不敢随便运用武力……任何一个国家称霸该地区都是不自量力的，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２１］

　　（三）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是实现安全合作的制度保证

　　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是保障合作安全的基础。合作安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也只能是以一种共同参与的模式体现出来。合作安全的获得与维持应以不断发展完善的多边机制作为重要路径。合作安全既要重视传统安全结构，又要凸显多边主义发展过程的广泛性、灵活性与非正式性，以努力构建一种以制度化多边机制为保障的安全环境。这种安全结构能够对中小国家产生吸引力，为其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提供重要的平台，因为他们可以在多边主义机制下，发挥自身特有的优势，维护其国家利益和确保国家安全。另外，多边安全机制不仅仅是一种预防机制，而且应把危机治理机制的建立作为追求目标，以提高对区域内的不安全问题的有效预防和处理能力。

　　总之，冷战终结后，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在吸收相互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国际社会流行的各种新安全观中的精华基础上，兼收并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虽然这几个安全概念对安全的理解各有侧重，但它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的定义，具有多元性的内涵。同时，一国在安全感上的认知和需求甚至可能要比一些具体的安全措施重要。其次，在国家安全面临种种新的威胁下，依靠实力优势、军事联盟或增加军备等手段已不是国家和地区获得持久和平与稳定的主要路径。再次，国家安全只有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安全的获得与维持才能长远持久，安全共赢才能最终实现。最后，国家安全应与区域安全、国际安全实现良性互动，通过各方采取共荣共存原则和全面参与、开放合作等途径探求种种安全挑战的解决之道，安全威胁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可以说，对以上几个安全概念思想精髓的合理运用并进行的创新阐释正是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意涵之所在。中国新安全观是与时俱进的国际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持久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间新型关系的确立以及致力于加快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来源：原载于《天津行政学院学报》作者：王柏松 山东理工大学　刘彤 东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