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1889一1962)，字月涵，是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教育理论和思想，对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1889年，梅贻琦出身于直隶(今河北)天津一书香人家。他自幼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904年，巧岁的梅贻琦进入天津南开学堂读书，为第一班学生，品学兼优。1908年，梅贻琦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被保送进保定高等学堂就读。1909年，梅贻琦以第六名的成绩考取清政府“游美学务处”第一批“直接留美生”，次年，进入美国东部的吴士特理工大学电机工程专业学习，在校期间，勤奋刻苦，异常用功，学业成绩优良。辛亥革命以来，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宣传下，西方“平等、自由”的学说深入

人心;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鼓吹西化，促成了封建传统文化的解体，进一步的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形成了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西方现代大学理念初步形成。

梅贻琦在联大（1937-1945）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逼近北平，清华被迫迁往长沙，后再次迁往昆明，与北大、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梅贻琦和南开大学张伯荃组成常委会，三校共同办学。而蒋梦麟和张伯荃均有政府职位在身，联大的实际主事人则为常委会主席梅贻琦。

西南联大从1938年建校，共办学八年，注册人数达8000余人，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并培养了中国大陆迄今为止仅有的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南联大诞生四周年之际，正好是清华大学建校三十周年，还是梅贻琦担任校长十周年，世界许多大学纷纷发来贺电，其中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一说，充分肯定了西南联大的办学成绩。

梅贻琦在新竹清华（1955-1962）

1955年，梅贻琦怀着深深的“清华情”、美好的“清华梦”赴台“复校”。从初步规划、选校址，到延聘教师、各方联系，梅贻琦无不亲力亲为，投入全部精力。在他的努力下，新竹清华以“魔术师般的神速”建设，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于1956年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对科学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主要的高等教育思想

通才教育思想：针对当时政府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梅贻琦提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是“通才”，直。通才教育就是要在大学阶段给学生以“通识”,即“知类通达”的训练,使学生在业务上对自然、社会和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的知识,而不是“贵乎专技之长”。 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以适应社会需要。梅贻琦所谓的通才就是全面发展的人才,他必须具备“整个之人格”。主要包括知、情、志三个方面。通才教育，打破了人才培养规格和发展方面的单一性，使学生能扬长补短，各得其所，为日后各展其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适应了社会的需求的。

高等教育中的大师论：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他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为也。”梅贻琦认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要达到这两大目标，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 在梅贻琦看来，“大师”不仅仅是学生在学术上的导师，还应当是学生道德品行上的楷模，教师的品格通过他们的一言一行表露出来，会潜移默化的引导学生，促使其形成健全的人格。教师还应注意道德方面的修养,特别是要在“意志锻炼”与“情绪裁节”方面下功夫。梅贻琦明确提出了教师的任务是既教书,又育人;既传授知识,又要讲如何做人的道理。很显然,在教书和育人上,梅贻琦把育人放在首位。

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术自由 他推行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主张。教授治校  具民主作风的校长清华大学成为20世纪30～40年代我国实践“教授治校”民主精神最为彻底的大学。“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是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两者是互相依托、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学术自由是教授治校的前提；另一方面，只有实行教授治校制度，才能充分保证大学学术自由的文化性。同时，“教授治校”是学校民主管理的核心内容。学术自由与大师论及通识教育是相互联系的。“大师论”和“通才论” 通过建立“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梅贻琦在校内营造了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

梅贻琦创造了清华和联大时期的辉煌，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毫无学术地位的学校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使情况穷困的西南联大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他的大学理念垂诸久远，绵延不绝，影响深广，其意义己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两个学校或一个时代的范围，对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来源：摘编自百度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