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史上一位兼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他博古通今，领域纵横，精通日、德、英等多种文字，著译浩繁，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周恩来曾将他与鲁迅并称­­——“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于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乳名文豹，取“豹子投胎”之意，学名开贞，号尚武。1916年他以故乡的两条河沫水和若水的头一个字取名沫若。后来，创作发表新诗时即以此为笔名。

郭沫若的童年在美丽的家乡度过。他的家背靠峨眉山第二峰――绥山，面向波涛滚滚的大渡河，清彻的茶溪从峨眉山余脉缓缓流来，一切的游鱼细石都历历在目。当地人以“绥山毓秀，沫水锺灵”来赞美这一方山水。在这宛如画屏、绚丽多姿的环境中，郭沫若产生了最初的艺术感觉，孕育了才情和诗意。

童年的郭沫若已经表现出不寻常的记忆力，4岁半开始在家塾“绥山山馆”读书。在塾师沈焕章先生的严格要求下白天读经，晚上读诗，同时也接触了一些新学知识。蒙学时期受到的教育，对他的艺术观的形成、对他的诗歌创作，甚至对他的文化理念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906年，郭沫若离开了沙湾，先后到乐山和成都读书，完成了小学、中学的学业。

1912年正月十五上元节，奉父母之命，与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旧式女子张琼华草草完婚。这场不幸的婚姻坚定了郭沫若远离故乡的决心。

带着自由奋飞的强烈愿望，1914年，在大哥郭开文的资助下，郭沫若去日本留学。初到日本时，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选择了学医。他相继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后考入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经过十年艰苦的岁月，获得医学士学位。其间，在1916年8月，与东京圣路迦医院的一位护士佐藤富子相遇，相爱，并为其取名安娜。年底，赴东京接安娜到冈山同居。

在日本学医过程中，郭沫若通过德语、英语课，接触了大量德国、英美和印度的文学作品以及西方哲学著作，特别是泰戈尔、海涅、歌德的作品唤醒了他长久被压抑的人性和沉睡着的诗情。他已经不满足于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而要借文学来表达心声了。西方启蒙主义时期以来的科学民主思想，尤其是斯宾诺沙的泛神论，给了他一种理性的启发，他开始认真地考虑一些社会人文方面的问题。当读到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时，他更是深深地被作品中的激情所感染，他长期压抑在心的火一样的激情找到了喷火的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写诗的愿望。 1919年9月11日郭沫若第一次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了诗作《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当时主编宗白华已看出郭沫若是“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鼓励他常投稿，“一有新作，就请寄来”。1919年冬至1920年，郭沫若在《学灯》上连续发表诗作，这是他诗歌的“爆发期”，他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情景，“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象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我曾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便是当时的实感。”这些诗后结集为《女神》，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女神》的出版在我国新诗史上矗立起第一块丰碑，它标志着现代诗歌有了成熟的作品。它以毁坏旧中国，催生新世界的破坏和创造的精神体现了“五四”的时代之声，以自由体的形式，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艺术上的独创性影响了一代作家。

1921年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人组织了文学社团创造社。相继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有影力的文学社团之一，它的文学活动代表着新文学浪漫主义的黎明期。

《女神》之后，郭沫若的诗兴不减。192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诗集《星空》。此后，又先后出版了《瓶》、《前茅》、《恢复》等多部诗集，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因为这些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他首先以诗人著称。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中更借了诗歌这支芦笛。”

在写诗的同时，郭沫若开始接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热情关注着国内的社会革命。1926年3月，他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其间，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7月，郭沫若投笔从戎，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历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夕，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郭沫若因此受到通缉，随即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被迫流亡日本。

从1928年3月到1937年7月，郭沫若一直居留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的须和田，从事学术研究。出于“对未来社会的待望”，他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用科学的钥匙，在《周易》这座神秘的殿堂里，破解了古代的渔猎、牧畜、交通耕种、贸易等生产活动，考察了与之相关的家族关系、政治组织等社会结构；又从《诗》、《书》等典籍中，透视出从尧舜到商周时代的社会形态，是如何从母系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的。这部书成为继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史学领域之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拓荒之作，郭沫若也因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开创者。

与此同时，郭沫若集中精力研究甲骨文、金文。自1928年殷墟开始科学发掘，至1937年中止，他相继撰写、编纂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古代铭刻汇考》、《殷契粹编》等十余部著作，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来认识古代社会的真情实况，论证了殷商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这些研究，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古器物研究与古代社会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唯物史观历史学研究的新路径，确立了认识甲骨文、认识两周青铜器的科学系统，在古文字学和考古学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甲骨文研究，如《卜辞通纂》一书，通过传世的甲骨精品，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不仅把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指明了入门的路径。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其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记录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较比完整的史料，即所谓“残辞互足”。

在金文研究方面，《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及增订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改变了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治学传统，理出了科学划分两周青铜器的历史时期和地域分布的方法。书中颇有创获的做法是，严格选定“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标准器”，再以标准器为中心，推证其它器物。所谓“标准器”，是指铭文中有周王名号或著名人物、事迹的铜器。以花紋、形式作为考定器物时代的重要手段，对于无铭文的器物，则是考订时代的唯一线索。其“彝器形象学”概括了不同时期器物形制、纹饰的主要特征，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这一学术体系，为中外学术界所接受和沿用，体现出郭沫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完美结合。

流亡期间，郭沫若还撰写了大量回忆录和自传体文章：《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初出夔门》、《创造十年》、《北伐途次》等，通过自己的传记使人们从中“看出一个时代”。同时，他还创作了一组历史题材的小说：《孔夫子吃饭》、《秦始皇将死》、《司马迁发愤》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沫若别妇抛雏，毅然回到上海，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波之中。1938年1月，他与《救亡日报》社成员于立群结合，开始了长达40年的共同生活，随即从广州辗转到武汉。4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抗战文化宣传和统一战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41年1月到1943年4月，郭沫若先后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继《女神》之后，达到了他创作生涯的又一次辉煌。这些历史剧作，既强烈地表达出时代的愤怒、民族的呼声，也显示出鲜明的创作风格和艺术魅力。尤其是《屈原》，再现了两千多年前的这位爱国诗人独立不移，光明磊落的品格。屈原要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要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要“和着那茫茫的大海，一同跳进那没有边际的没有限制的自由里去”。这种对黑暗和邪恶的诅咒，对自由、光明的向往之歌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达到了现代文学史上历史剧创作的最高峰，是现代文学史上历史剧创作的经典。

这一时期，在历史研究方面，郭沫若又有“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问世，在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中，尽可能蒐集了材料，先求时代与社会的一般阐发，寻出某种学说所发生的社会基础，再考察学说与学说彼此间的关系和影响，以及学说对于社会进展的顺与逆。实践这一研究方法，使其关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的研究形成一个比较独特的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从事繁忙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等职。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郭沫若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在许多国家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开展民间外交，努力为中国争取一个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他数十次带团出访，奔走于亚非欧美，为扩大中国在世界和平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为中国的外交发展，做了许多切实而有成效的工作。“文革”期间，他协助周恩来总理从事外事工作，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做出贡献。

建国后，郭沫若在史学研究方面仍有许多建树。他花费两年时间完成《管子集校》，篇幅为130余万字。搜集各种宋明版本，尽可能详细地收录古今学者之说，校释辨伪，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新中国古籍整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他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发表了许多文物考古和论历史人物的论文。学术著作《奴隶制时代》，重在研究中国奴隶制时代和封建时代的分期问题，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战国分期学说。《李白与杜甫》因“扬李抑杜”的倾向而引起议论。但其以诗证史，由诗入史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是郭沫若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新收获。这两部作品较之1940年代的作品更加注重史料考证、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并且充分体现了郭沫若爱做翻案文章的特点，公演后轰动一时。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先后出版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东风集》等诗集，另有诗歌选集《骆驼集》、《沫若诗词选》等。这些诗题材广泛，涉及国内、国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习俗等很多方面。诗歌形式也包涵了自由体、民歌体、新格律诗等多种形式，以及相当数量的旧体诗词。

郭沫若不仅是一位作家、学者，还是一位出色的外国文学翻译者。他认为，在欧美各国科学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20世纪，要恢复我国固有的创造精神，就应该抛弃封闭的、保守的禁锢，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从20年代到70年代，50多年间，郭沫若出版了近五百万字的译著。就时间而言，贯穿他文化活动的全过程；就地域而言，涉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包括波斯、印度、日本、英国、德国、俄国、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名家名著。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有文艺论著，有自然科学史著作，最多的则是文学作品。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施托姆的《茵梦湖》、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辛克莱的《屠场》等译作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郭沫若还是一位书法家。1960年代，他的书法艺术臻于成熟，以其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风格而被称为郭体。“故宫博物院”、“中国银行”、“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大量匾额都出自他的手笔。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已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包括文学编20卷、历史编8卷、考古编10卷。尚待出版的有500多万字的译著及佚文。其著作被译为日文、俄文、英文等多种文字。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于北京。

（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