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大地领导开展的民主革命，形成了革命老区精神，给传统蜀文化注入了红色基因，形成了红色蜀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发挥红色蜀文化的政治、教育、思想、道德功能，丰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四川崛起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 革命老区精神；红色蜀文化；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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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不应局限于物质生产和经济交流。他不能脱离思想概念而存在。这些思想概念不是一种‘奢侈’，对它可有可无，而是集体生活自身的条件。它可以帮助个体彼此照顾，具有共同目标，采取共同行动。没有价值体系，就没有可以再生的社会集体[1]。”具有文化传承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整合一个民族综合实力和一个地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不仅是巴山蜀水的秀美风光、峨眉君山的宗教文化、三星金沙的遗迹文化、宜宾泸州的白酒文化、杜甫李白的诗歌文化、诸葛武侯的三国文化等组成的统一体，更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大地上领导开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红色革命文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蜀文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四川境内先后创建了10个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是红军长征经过的主要地区，是邓小平、朱德、陈毅、罗瑞卿、张爱萍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乡，是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成就了蜀文化具有红色神韵的载体，革命老区精神的形成，逐渐凝炼了蜀文化红色神韵的灵魂。积淀着“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老区精神，诠释着炎黄儿女“担当责任、御辱纳新、民族复兴、图强求变”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逻辑概括，承继着 “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自强不息、图亡求存”的民族精神，这些浸染着革命老区精神与中华民族传统交相辉映的红色文化成为当代蜀文化的核心和主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所构成的红色蜀文化，所凝结和体现的政治、教育、思想、道德等功能，深化和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四川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软实力。

一、把握革命老区精神，凝炼红色蜀文化的灵魂，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四川革命老区在中国新民主革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四川革命老区面积共计19.5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48.5万平方公里的40.35%，是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四川革命老区尤其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不仅取得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诸多成就，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支持并掩护了中央红军、二、六军团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是紧扣20世纪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祖国统一的时代主题，又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尤其是巴蜀文化的精华密切结合而展示出来的“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精神特质。“时代主题的变化和社会潮流的进步，是民族精神和区域文化发展的坐标，更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源泉的酵母”[2]。20世纪的蜀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舆论力量等，都浓缩着中华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精华，都浸润着反映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革命精神，通过历史继承和主体选择，凝炼了红色蜀文化求真务实、勇于实践、排难创新、不胜不休的灵魂。

1、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在理性层面是求真务实、勇于实践的科学精神，集中体现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是根据地的党、红军和人民在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斗争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当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四路围攻时，以张国焘为首的鄂豫皖分局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未能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于1939年10月中旬仓促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越过京汉线，经鄂豫陕边，夜渡汉水，转战陕南，无战略目标的盲目转战流动。红四军许多军、师一级干部和广大指战员对张国涛的流寇路线不满，与张国涛斗争，要求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了解到四川军阀忙于混战，川北敌人兵力薄弱，川北的地势好，地域广阔，出产丰富，给养、兵源均有保证，四川地下党组织有多年的工作基础，于是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抢占通江北面与陕西交界的两河口，在泥溪建立赤北县苏维埃政府，后又先后占领了通江、巴中、南江，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员会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1934年，粉碎国民党的“六路围攻”后，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一万五千余人发展到十四万人。入川后，徐向前、陈昌浩等与张国涛斗争，反对其所谓的“入川纲领”，分配土地给贫苦农民，巩固了根据地。在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上，总结和继承了中央苏区和前期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并结合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创新性的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政策。根据地设有各级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公社，设立兵工厂、钢铁厂、煤厂、被服厂、农具厂、造币厂、工农银行等，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川陕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支持并掩护了中央红军、二、六军团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川陕革命根据地留下来的革命战士，坚持了长期的革命斗争，为最后解放川陕边贡献了力量。川陕革命根据地伴随着与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发展而建立、发展、壮大起来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根据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四川军阀混战的矛盾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排难创新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2、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在情感层面是解放精神和忧患意识，集中体现了救国救民、不怕牺牲的现代爱国主义精神，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传统达到新的境界

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调集四川军阀并派遣中央军共50多万兵力，先后4次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老区人民在徐向前、李先念、廖承志、王维舟等领导下，先后经过万源保卫战、营渠战役、反“六路围攻”等重大战役，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取得了胜利。但革命老区人民对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红军入川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共有32万余人参加红军，48.9万人参加各级地方武装，260多万人次参加各项支前工作，26.7万余民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提供粮食5亿多斤，衣被122万余套。仅在“万源保卫战”中，总人口不足20万的万源就有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在内的8万多人投入了战斗，后来幸存下来的不过300来人。唐伯壮、李家俊、冉南轩、雷玉书、蒋琼林、覃文等为了革命理想，救民于水火，慷慨赴死，英勇就义，可歌可泣。四川革命老区的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供粮供物，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使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传统达到新的境界。

3、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在意志层面是排难创新、不胜不休的主体意识，集中体现了与民生死相依、艰苦奋斗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是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再现

第四次“反围剿”失利，革命处于低潮。面对敌我力量的对比悬殊，红四方面军和四川革命老区人民仍然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在入川建根据地前，总指挥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作了动员讲话。他说：“我们在鄂豫皖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分得了土地，今天我们到四川去帮助四川人民建立苏维埃政府……。”明确了任务，增强了革命斗志。红四方面军一万五千余人，背蓑衣，冒严寒，越巴山，进川北，解放通南巴，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坚持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与革命老区人民生死相依，艰苦奋斗，设工厂，开银行，分土地，反围攻，巩固、扩大了根据地。毛泽东同志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苏会议上指出：“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20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10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士兵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和革命老区人民坚信革命必胜，排难创新，不胜不休，百折不挠，自强不息，革命老区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时代的生动再现。

4、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在行为层面是严守纪律、团结协作的大局意识，生动诠释了服务人民、遵纪守法的价值尺度和行为规范，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来源和真实写照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在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第四次反围剿，远离中央并在较长时间里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建立、发展起来的，严守纪律、团结协作的大局意识和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执行政策的能力非常重要。在面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李先念、徐向前、曾中生、旷继勋等团结群众，与其开展了坚定灵活的斗争，使川陕苏区仍然沿着苏维埃的道路前进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其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完成民族革命，实行土地革命。入川后，张国涛不执行中央关于如何建立根据地的正确政策，草拟了一个机会主义的“入川纲领”，宣称要“决心抛弃苏维埃的公式”，不建立苏维埃政权，只“寻求一种革命的人民政府的新形式”，其实质是不搞土地革命。由于徐向前、陈昌浩等干部群众坚决拥护中央的政策，抵制“入川纲领”，才迫使张国焘“不得不仍走苏维埃的老路”，使得党中央的政策得以贯彻。同时，根据党中央整顿财政收入、开源节流、严格财政纪律、惩治贪污浪费的财政政策，川陕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并下设设计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规、制度及自治条例并得到相当彻底的执行，加强财政管理，实行财政监督，严格财政纪律，防止贪污浪费，严厉打击个人的贪污盗窃、损害革命利益的行为，形成了“以背离人民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的良好价值尺度和行为规范，使得根据地在短短两年余时间里，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而且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事业方面也得到重大发展。

二、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发挥红色蜀文化的功能，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软实力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说到“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3]这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凸显了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红色蜀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四川省情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要体现。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发挥红色蜀文化的政治、教育、思想和道德功能，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发挥红色蜀文化的政治功能，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

大革命失败和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来到川陕地区，走上了一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艰辛探索，与中央苏区一起，初步探索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回答了“要不要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的根本性问题，扬弃了苏俄模式，率领工农武装驰骋在巴山蜀水之间，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形成了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四川革命老区精神是秉承“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敢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而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独特的巴蜀地域文化不断融合、与张国焘错误路线不断斗争中而形成的，是红军精神和红色蜀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后来的延安精神、抗洪抢险精神和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来源，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强国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解决的是举什么旗的问题，决定着综合国力中软实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软实力只有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体现中华民族和特定区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才能够组织和动员区域乃至全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的精神力量。红色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体现老区人民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特定时代的四川传统文化和中华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地域特色，动员和组织了区域内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反动军事力量，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也成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和肥沃土壤。在苏东巨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根据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实践，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发挥红色蜀文化的政治功能，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区域和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项”建设的科学发展。

2、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发挥红色蜀文化的教育功能，建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和四川区域文化软实力

党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民主革命以及红军长征的伟大战略转移历程，是以实现共产主义坚定信念为支撑，不断战胜来自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干扰、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攻堵截和险恶自然条件的真实写照，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坚信共产主义“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4]，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革命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从转战陕南到挥师入川，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到苏维埃政权执政，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从激战嘉陵江到四渡赤水，从彝汉结盟到过草地越雪山，既有“以水代酒、歃血为盟”的江湖豪情，又有“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军事韬略；既有“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惊心动魄，又有“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欣喜之情；既有“十三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的壮美赞誉，又有“开展生产自救、厉行节约、反腐治吏”的执政探索。四川革命老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众多的红色遗址和宝贵精神财富，给四川地域文化增添了红色神韵，留下了红色蜀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解决的是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是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如果没有共同理想和信念，民族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精神支柱。胡锦涛指出，“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5]。随着改革的深化，当代中国面临各种严峻挑战，存在一定程度的价值迷失，更加需要我们弘扬革命老区精神来凝聚各方力量。用红色四川留下的传奇故事和道德楷模来鼓舞人、感染人，用“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老区精神来武装人、引导人。发挥红色蜀文化的教育功能，提高国家和四川区域文化软实力，引导社会成员胸怀祖国，服务人民，把为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

3、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发挥红色蜀文化的思想功能，建设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和四川区域文化软实力

 “没有民族精神作为根基，时代精神缺乏深厚的社会历史底蕴，很难深入人心，掌握群众；没有时代精神的激发，民族精神也只能是僵化的思想，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只有融入时代精神的开放性、创造性、超越性才能展现其魅力和价值”[6]。党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楷模，并善于将二者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广大红军将领战士把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与“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得以有机统一，生动地体现在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一次次斗争中，生动地体现在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次围攻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并在实践中升华为“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老区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和生动写照，丰富、升华了巴蜀文化的内涵。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锋日益频繁；再加之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存，文化多元，价值迷失。历史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战胜各种风险考验，谱写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靠的就是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靠的就是我们铸就的时代精神。在新的时代，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融合的价值体系和先进文化来引领社会思潮，形成共识、凝聚力量。因此，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发挥蜀文化的思想功能，建设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和四川区域文化软实力，使人民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充分迸发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实现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

4、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发挥红色蜀文化的道德功能，建设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和四川区域文化软实力

道德建设，解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加强道德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传统的蜀文化之所以具有红色神韵，是共产党和老区人民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与反动派血与火的斗争中，涌现出一位位崇高的道德楷模，谱写出一首首动人的道德赞歌。“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的共和国元帅朱德，“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戎马倥偬的王维舟，以“善辩真伪羞奴颜”为座右铭的神剑将军张爱萍等都堪称楷模，给后辈树立了道德标杆。“只有战友利益而忽略自己困难”的“一袋干粮”、“牺牲自己挽救战友生命”的“红背心”等都是发生在四川境内的一件件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和道德的力量。红色蜀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发扬了我们党优秀革命道德情操，构成了文明社会永恒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参照。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纵深推进和开放的扩大，原有的一些道德规范已经远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从而出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律相悖的现象，理想信念模糊，诚信意识淡漠，社会责任感缺失等现象，革命老区精神重视不够，革命老区精神和红色蜀文化等优良传统视而不见或者被束之高阁。因此，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发挥红色蜀文化的道德功能，建设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和四川区域文化软实力，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是非曲直、做出道德选择、行为价值取向，建立起沟通传统美德、革命情操和时代文明要求的伦理道德体系。

三、依托革命老区资源，发挥红色蜀文化功能，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施路径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当前，思想多元多变、良莠并存，理想信念、文化认同、民族和谐、道德规范尚有缺憾，价值迷失、金钱膜拜、好逸恶劳、污染社会的文化垃圾时见媒体，混淆视听。正如宗教需要去“传”、国家冲突需要去“解”一样， 思想战略需要去“行”，文化需要去“化”。该如何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发挥红色蜀文化功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传播，增强四川文化核心竞争力呢?

　1、挖掘革命老区精神，开展保护创新活动，打造红色蜀文化品牌，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文化根基

要保护好诸如凤凰山红军亭、巴山魂、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纪念碑、列宁街等承载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红色遗址和红色标语，管理好邓小平、朱德、陈毅、罗瑞卿、张爱萍、王维舟等革命先辈的故居或纪念馆，挖掘其蕴含的文化功能，通过教育、宣传、立法等途径，保护其有形和无形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根据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新的实践和时代需要，特别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深刻变化，要上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忧患乐道、人本笃行、勇敢无畏、忠诚报国的红色基因，下联当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中尤其是在抗震救灾、抗击泥石流中显现出来的众志成城、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粹，宣传好像王瑛、谭千秋、吴忠红等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以及诸如灾后重建中形成的东汽精神等，不断丰富和延展四川革命老区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实现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与时俱进，为四川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另外，要大力推进红色蜀文化的创新工作，加大制度创新力度，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红色文化产品和红色蜀文化品牌。发挥红色蜀文化的政治、道德、思想和教育功能，塑造四川人新形象，努力提高公民的精神状态和意志品格，增强内在凝聚力，构筑、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文化根基。

2、依托革命老区资源，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发挥红色蜀文化功能，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物质基础

要解放思想，树立“红色蜀文化是重要文化力”的观念。弘扬革命老区精神是增强四川综合省力和建设和谐四川的需要，是满足更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对四川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一个地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在于它的区域竞争力的全面提升。而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竞争力是“一个区域在与其他区域竞争中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包括经济增长潜力、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和市场占有能力等，是社会、经济、文化、制度、政策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7]。而“区域文化核心竞争力，就是一个地区凸显本地区文化资源比较优势，通过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品牌打造所形成的具有独特文化发展前景和市场优势的综合能力”[8]。依托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将红色蜀文化与四川的民俗文化、生态文化整合起来，发挥红色蜀文化功能，倾力打造地域文化品牌，增强区域文化核心竞争力。同时，主动“外输”红色蜀文化，理直气壮地打出红色品牌，对接渝陕黔，整合周边红色资源，开发红色文化产品，加快红色文化产业群（含红色旅游）建设，转换精神变物质的功能，把文化软实力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硬实力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凝聚力，彰显红色蜀文化功能，推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有力载体。

3、传承革命老区精神，开展观唱读讲传活动，发挥红色蜀文化功能，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传播渠道

要采取喜闻乐见、深入浅出的方式，传承革命老区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大众化。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是亿万人民群众参与的实践，而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关键说服群众、掌握群众。采用“观红剧、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形式，发挥红色蜀文化功能，搭建革命老区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桥梁，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民群众的桥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营造浓郁的人文环境和实施主体。一部部红色经典影视，把尘封的革命故事搬上荧幕，鲜活丰满甚至略带“瑕疵”的红色偶像，也会唤起观众久违的心动，培养出一批批红色铁杆粉丝。一首首红色经典歌曲，是对红色历史的缅怀、革命英雄的敬仰和美好未来的幢景，唱响红歌就体现出为求独立而不屈抗争的民族气节。一部部文化经典著作，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中华历史的承载，诵读经典就是与一位位圣人先贤对话与交流，不知不觉中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一个个红色经典故事，都是感人至深、启人思索的教育载体，聆听故事就催生出为求民族复兴而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一句句红色经典箴言，是人生智慧的结晶和道德践行的标杆，传诵箴言就是醒脑益智的强心针，是明辨是非的清醒剂，是抵制“三俗”不良风气的防火墙。广泛开展“观唱讲读传”活动，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形式，把逐渐淡出视线的本土红色文化和革命老区精神在群众中得到有效传承， 并利用主题网站、QQ等新兴传播媒介，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渠道，形成一种走出价值迷失、传播先进文化、陶冶道德情操的社会心理，形成影响和控制社会运行的伦理支撑。